人口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关注。

人口以其过快的增长，巨大的基数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

进入新的时期，我们面临着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口态势也已经终结了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阶段，呈现诸多新的特点，其中，人口结构的突出性问题受到我们的关注。

因此，找到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联系，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国情，发展经济。

历史上对人口结构（人口因素，生育率等）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思考始于斯密，他指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关键因素，还指出经济增长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专业化和分工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而贸易则是专业化进一步演进的前提。

斯密并没有清晰得给出经济增长的产生机制，而且在斯密的模型中，也没有明确地设计经济增长是如何与人口因素发生联系的。

发端于此的大量经济研究普遍发现了经济变量，诸如人均收入、工资率等与生育率的重要联系。

自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人们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因素的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马尔萨斯模型到新古典增长模型。

虽然明确提出了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却由于经济学理论尚未成熟，而未能阐明两者相互作用的机理。

第二阶段，也就是索洛－斯旺模型和拉姆齐模型所描述的，人口增长率虽然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水平，但人口增长率是经济系统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的。

因此，也未能明确说明经济发展和人口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

第三阶段，在增长模型中经济发展也影响家庭生育率的选择，也就是说，生育率等人口因素是生于经济系统的，并以此为新增长理论构建了微观基础。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人口结构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

通过人口结构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大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然而当论及这一问题，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

于是我们将人口结构的划分标准定为年龄。

而在一定时间内影响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的因素有多个：
一、国家的生育政策。

我国自建国后的生育政策大概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这一时期中，人口快速增长，并且国家并没有任何管制或者限制人口数量的政策出现。

第二阶段是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快速的增长受到了最高层领导的关注，一场没有任何理论争议的“人口革命”——计划生育实践轰轰烈烈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

第三阶段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有理论依据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

在２００１年，国家已经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一国的生育政策是对人口结构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人口出生率政策控制上，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不同，由此也改变了后来几十年的人口结构。

二、民众的生育观念。

民众的生育观念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主要在两方面：
（一）民众对新生人口性别的偏好。

中国自古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而在今天这一思想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是民众受一些突发性的因素影响，造成突然性的大规模人口爆发等改变人口结构。

如２０００年的“千禧宝宝”潮和２００７年的“金猪宝宝”潮，这样的人口潮使得在这一阶段出生的人口呈波峰状爆发。

三、其他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如战争、洪水等不可抗的因素。

如战争，青壮年出征，受伤或者战死，直接导致青壮年，其是青壮年男子的减少，由此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结构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这些不同因素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动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人口的波峰型上涨引起人口结构的分层严重，并在后期造成社会老龄化严重。

从建国初的人口第一次爆发到现在，当年的第一次人口潮的婴儿已经进入了老年期，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

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

老龄化社会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迅速蔓延。

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突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由于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仅仅覆盖了占总人口少数的国家职工和城市人口，广大的农村老年人群面临着既不能依靠国家养老，又难以依靠子女养老的两难境地。

（二）社会老龄化带来对国家财政和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的挑战。

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觉，育儿设施会变得越来越富余，而养老设施会变得越来越缺乏。

并且，全社会的医疗费用也将大大增加，财政负担就难免为此倾斜。

（三）社会老龄化似的作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劳动人口将相应减少，由此降低整个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

我国的许多企业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需要供养的退休职工大于在职职员，这样既是企业的负担，也是财富生产者的负担。

（四）社会老龄化导致人们必须为应对老年医疗需要而储备更多的资金，这样，社会的消费能力被降低了。

二、在对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过程中，生育率受到了我们的关注，因为它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变量。

对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实际在马尔萨斯时代已经开始。

在马尔萨斯模型中，生育率和死亡率影响人均收入。

然而在主流经济学中，新古典模型对经济增长给出了让人信服的解释。

新古典模型的增长理论将人口因素（即生育率）视为一个经济体系以外的因素，并着力于通过物质资本报酬递减所产生的影响。

直到人们认识到生育率、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之后，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

用以下的简单示意图我们可以演示人口和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联系的路径。

根据图一指示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到生育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的。

（见图一）
资料来源：转引自都阳著《生育率、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载于《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ＮＯ．７——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一）生育率的变化（即新生人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在若干年后似的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规模。

由于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数量的变化会改变要素积累的水平，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绩效。

（二）生育率的变化会形成队列效果，改变人口结构。

其中主要是三类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少儿人口比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龄人口比重。

不同的人口比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的时候，社会的抚养比就低，这是一个比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由此带来的增长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

而老龄人口比重较大的话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养老负担，然后影响经济增长。

（三）生育率变化可能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并影响人力资本水平。

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生育率提高会稀释人力资本投资，对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不利。

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早已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三、人口结构中不同的性别比将去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呈现出逐渐攀升的趋势，１９８２年的出生性别比为１０８．５，
１９９０年为１１１．３，到２０００年已经高达１１６．９，而到了２００４年的０岁婴儿性别比更是高达１２１．１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某个年龄段的男性人数大大超过了女性人数，一部分男性将会难以找到年龄相当的配偶，这样便会产生男性婚姻挤压问题。

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当然不会普遍存在，但是最严重的将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的群体，如边缘贫困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男性。

这样会给社会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另外，性别比的失调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

男性天生被赋予更多的力量，于是男性在重工业和重体力方面有比女性更好的工作条件，女性则在柔韧度和社交公关上有更好的优势。

性别比的失调将会影响国家的产业政策，如果性别比不适合该国家本身的资源，这样将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

四、人口结构受到的突发性的影响因素造成的波峰状生育高峰，将会在以后的几十年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以２００７年出生的“金猪宝宝”为例，“金猪宝宝”的大量出生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已经到来，而２００７年正好是中国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启动的年份。

这些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们，将会在这一生里都面临着排队的问题。

人口突升不仅是给个人带来人均资源下降的不利，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因素。

这一点在世界历史有前车之鉴。

美国在二战后进入人口生育的高峰，二十多年后，这批成人的孩子涌入劳动就业时常，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由于激烈的竞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收入较低，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精神颓废，寻衅滋事。

所以，美国上世纪六七十成为美国战后犯罪率较高的时期，而不可脱离关系的是，美国经济衰退也发生在这段时期。

由以上几点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人口结构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我国在转型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老龄化面前是否应该继续选择计划生育；对人口的控制是继续着重于数量还是转向“数量和结构并举”；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驱使我们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传统生育观念对人口结构的扰动因素是否应该得到更好的控制和消除；性别比的失调使得我们需要制订更多的措施和制度来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人口结构的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抑或是避免不良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李阳张楠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６１１１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