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朱恒何锡章内容提要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去汉字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白”成了语言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

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语言变革的潜流从晚清就开始暗涌了。

当中国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人们被迫开始直面战火与硝烟背后的那个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

正是在打量比较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自身(包括语言)也第一次成为了被审视的“他者”。

最初以为,中西差异仅在器物层面,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发现,政体国体才是关键,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到后来才有人认识到国之文明程度取决于民之文明程度,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愚民”多“智民”少。

中国国民何以会“愚”于西人呢?罪魁祸首居然是中国的文字!“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民,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

”所以,“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今天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

语言问题与国民的智愚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国运兴衰的高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股潜流到1917年终于冲出地表,汪洋恣肆,成为冲刷扫荡中国旧思想的洪流。

正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复杂背景和“不纯”动机,才有了让我们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

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可以对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语言观进行检讨,找出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声音中心主义与文字中心主义索绪尔认为文字的体系只有两种;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

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

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基本不涉及表意体系的汉字。

其实不只是索绪尔,整个西方思想界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尊崇声音,贬低文字,认为声音是对自然、内心的记录,而文字则仅是对声音的记录,是声音的附庸。

黑格尔的总结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他看来,语言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从较低的阶段走向较高的阶段的规律。

德语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存在,正是“仅仅”为了记录声音,记录内在言说,所以是“较好的文字形式”,而表意的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发展之手段”,“不像我们的文字那样表现个人的声音——不直接呈现口头语言,而只是用符号再现观念本身”,所以是发育不全的语言的经典例证,典型地体现了书面表达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西方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建立在一种以声音为核心的语言的基础之上的。

“逻各斯”是西方思想的终极范畴,而“Logos的基本含义是言说”,是发出声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是“声音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汉语处于相对封闭之中,从没有面对过强大到需要自我审视来对付先进文明的挑战。

当西方文明以无可置疑的压倒性的“先进品质”进入人们的视野时,承载落后思想与文明的古代汉语自然只能甘拜下风,藏拙躲避,将自己的特点甚至优点—概当作缺点,认为自己的语言一无是处,乃“象形文字之末流”,将自我消融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中。

但是,即便是轻视汉语(汉字)的索绪尔也承认,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是与表音体系并列的两大文字体系之一。

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在对中西语言文字进行对比研究后,肯定象形的汉字是与字母文字具有同等地位(并非如黑格尔所说的低级形式)的另一种文字。

不受“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支配如德里达就对汉语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文字在我眼中更有兴趣的常常是它那种非声音的东西。

只是,在中国文化或其他文化中,赋予并非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声音某种特殊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并非“发育不全”,相反还有其所不具备的优点。

如果说西语是声音为中心,那么汉语就是文字为中心:西方语言是言本位或音本位,汉语就是文本位或字本位。

下面我们就通过^人晚清至“五四”的语言变革历程来清理其中的语言走向——从文字中心主义到声音中心主义。

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急切追求,西方的一切都被拿来作为衡量自身的标杆。

西方富强、中国赢弱的原因最终追到了语言的根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得文字之捷径,为富强之源头”。

人们发现古代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差异在于汉语是“言文分离”而西方语言是“言文合一”。

“言文合一”则既便于认读,又便于拼写,是造就大量“智民”的“有声的”语言;而汉语以文字为核心,在口语之外另有一套更加强大的书写体系,即文言文体系,认读难而书写更难,徒具文字之形式而无语言之声音,整个中国因此成了“无声的中国”。

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黄遵宪就认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如想达到西方的文明程度,塑造一批“智民”,就需要有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语言,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尽改象形字为谐声”。

但如何改为“谐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不少学人出于普及知识、打造“智民”的需要,只得开始从解决汉字认读难的问题着手,如1891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最早提出了“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卢戆章、蔡锡永、沈学或提出“切音方案”,或出版切音著作,他们看到的都是声音对于语言的重要性,目的都是让沉默的汉字开口发声。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

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出发,提出“废文言而倡白话”,进行语体革新,从“八事”人手,改良文学。

胡适后来把他的“八事”,即“八不主义”调整为“四条”。

即: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这是“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二)(三)(四)(五)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从上述四条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见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影子,胡适的“四条”只是对黄遵宪的“五字诀”的“灌水”而已,二者的精神其实是一脉相通的。

“我手写我口”实际是对文字(“写”)提出了记录声音(“口”)的要求。

到胡适那里变成了两个字“说”、“话”,强调的还是语言中的声音性。

虽然胡适本人对此未必有清醒的认识,但他的变革确实是朝着“声音中心主义”这条道路在前行。

胡适以《白话文学史》来证明白话在文学史上的合法地位,《白话文学史》中的文学正是记录“说话”的文学,他尊崇元、白的诗,就是因其能“读”给老妪“听”——不是“写”给老妪“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不都是对“说”书人所“说”的“话”进行记录然后加工整理出来的吗?胡适的文学改良实践追求的正是语言的“可说性”、“可听性”,亦即“声音性”。

胡适虽然对汉字的拉丁化持谨慎态度,但汉字在他那里已经开始成为记录声音的工具。

如下面这段话:“五四前后,关于柏理玺天德说得不多,倒是人们成天嚷着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那就是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斯。

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什么安那其,什么康敏尼,不一而足。

当时有个尖头鳗提出费尔泼赖,而另一位密司脱则以为爱斯不难读可以代替汉字。

……”这是汉字对西文声音的记录的集中展示。

胡适所提倡的正是用汉字记录中国人生活中的声音而已。

在这里,汉字履行的是与字母一样的记录声音的责任,汉字个体的意义都暂时被遮蔽了,沦为声音的附庸。

孟华教授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概括为“‘去汉字化’运动”,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反汉字、反汉字所代表的文本位的文化方式”。

这确实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后得出的精辟见解。

“去汉字化”的实质是“亲拼音化”,其语言学理想就是“声音中心主义”。

现代语言学理论及“五四”以来九十年的实践证明,语言自身是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西语与汉语互相借鉴互相补充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但试图以一种形式的语言取代另一种形式的语言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也是底线。

我们无意苛求白话运动的发起者,他们赶超世界的热忱与急迫让我们感动,但是,对以文字为核心的汉语而言,贬低文字、独尊声音,其结果必然是“会说话的人越来越多,会作文的人越来越少,文章退化为对说话行为的片面摹仿与呆板的记录,而说话也因为失去文章的对立面的挑战与支持,越来越粗俗破碎——轻视文字的结果,必然也影响到语言的品质”。

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艺术上整体不如古代文学,汉语的文字本位被轻视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呢?二工具性、(思想)本体性与诗性长期以来,工具性一直被当作是语言的唯一属性。

从庄子的“得鱼而忘筌”与“得意而忘言”的类比,到禅宗的“指月之手”的暗隐,都将语言视为工具。

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语言是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观点几成不刊之论。

胡适也是从文言、白话的工具性的角度论证其白话文运动的合理性的:第一我们深信文言不是适用的工具(说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第二我们深信白话是很合用的工具。

第三我们因为要“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故敢决然弃去那不适用的文言工具。

专用那合用的白话工具。

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

若必斤斤争文言之不当废,那又是“为工具所用”,作了工具的奴隶了。

傅斯年也认为: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

惟其都是器具,所以都要求个方便,都不要因陋就简,安于不方便。

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国语,只因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国语是比较方便的。

“工具论”的实质是认为思想与语言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语言之先,语言在思想之后,存在可以脱离语言的纯粹的思想,也存在可以脱离思想的纯粹的语言,思想是内容,语言是形式,用语言表达思想就如同人穿上衣服,思想是目的,语言是手段,语言不过是“达意”的“辞”,进行思想革命就只能拿语言开刀,等实现了“文字体裁的大解放”,再用文字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坚持语言工具观的必然结果是,将语言当作是一件与思想、文化、民族、历史不相涉的东西。

语言如果真只是工具就好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是变色龙”。

工具性绝不是语言呈现给我们的全部。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也不是主与从、内与外、目的与手段、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我们眼前的世界是语言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没有了语言,世界只可能是混沌一片鸿蒙未开的世界。

确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

倘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即‘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