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论中国古代史法律儒家化(法制史)
论中国古代史法律儒家化《礼记·中庸》有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此言得之。
圣人孔子承尧舜贤人，以文武王为典范，能得上尊天时，下符合地理。
而中国古代的法律，经过了奴隶制时代向封建专制时代的转变，在君主专制下所实施的文化专制，儒家理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治世正道，成为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化主流。
当然，春秋时期，正所谓百家争鸣，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并非是一蹴而就那么容易。
在百家思想火花的碰撞下，各个学派各抒己见，都希望在这个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时代里为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国家统一奉献自己的力量。
而孔子作为周王朝没落贵族的代表，在春秋时期创立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核心思想溶于“仁”与“礼”。
所谓“礼”，正是周王朝所创立的规范等级秩序的“周礼”，这也体现出孔子所提出“礼”实质在追求周王朝的复兴和礼乐制度的恢复。
但“仁”思想，却是孔夫子的原创。
依我浅见，就中国汉字的构词法来看，“仁”可拆分为“亻”和“二”，总结而言，就是“两个人”，其核心便是“人”。
其中透露出儒家的仁思想致力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再看“仁”思想所给的官方解释：仁为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等。
"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内容。
而一系列的忠孝节义，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关系，因而我的上述所言也非不无道理。
而就其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来说，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儒家具有积极的入世思想，虽然孔夫子的思想在乱世中得不到重用，但在春秋战国时期所慢慢过渡至封建专制时代，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建立下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制王朝治国的需要下，也决定了儒家入世思想将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并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主流，并且深深地融入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法律才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法律儒学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评价
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评价．作业法律儒家化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
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贡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
自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荡时期，法律儒家化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和完善。
隋文帝杨坚制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
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
唐朝时期《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
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并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
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儒家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的需要。
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众多君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内容。
．主所实行的策略皆可称为“外儒内法”。
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达成二者的统一。
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
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汉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其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于中国法律史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是汉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儒家化的趋势在汉武帝时期尤为明显。
本文将从法律制度、刑罚和法律思想等方面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首先，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儒家化的趋势。
汉代的法律制度一般都基于儒家思想，例如秦汉法律制度规范的修订中经常引用儒家经典，例如《礼记》、《尚书》等。
出现了以尚书法为代表的儒家法学思想，这种法学思想强调的是尚礼守法，依法治国，是一种高度重视礼法、儒家思想的法学思想。
这使得汉代的法律确立了贵族特权和尊卑等级制度，这样的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且也体现了汉朝秉持和发扬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宏伟目标。
其次，汉代的刑罚也表现出一定的儒家化趋势。
汉代的刑罚制度不像秦制那么酷刑，过于严酷的刑罚减少了，更多地采取了治理教化的方法。
汉代对于轻微的且可以处罚的犯罪，采取了启发方法、训诫等，强调以德治罪而非以刑治罪，这是与儒家思想相符合的。
同时，汉朝还坚持国法优先原则，尊重法律，保证司法公正。
最后，汉代的法律思想也开始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汉代律令的制定和实施，采用了有关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内容。
例如《汉宣帝法》中具有“罪人不可久藏，静就斯已；如杀重罪也，溺水群臣，赏赏罚罚，尽用清平之道”等儒家式的措辞，表现了对于仁爱和法治的关注，并且传达出对于对待未成年罪犯等一定的教育性的思考。
综上所述，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呈现出明显的趋势。
汉代的法律制度、刑罚以及法律思想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这种儒家化的趋势，一方面为推广和保持儒家思想和学说提供了机会和发挥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汉代的法律制度更加合理和公正，更加具有社会合法性。
浅析汉朝法律的儒家化
浅析汉朝法律的儒家化作者：张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02期摘要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中的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
本文从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及法律儒家化的主要体现来对汉朝法律儒家化进行分析。
关键词汉朝法律道家墨家法律儒家化作者简介：张艳，安徽大学2011级法律硕士（法学），研究方向：经济法。
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
“法律儒家化”的命题，是瞿同祖先生1948年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
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渗入法律、律令，使中国封建法律兼具有伦理法的性质。
具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立法、注律，并以儒家思想进行量刑定罪、断案等。
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據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只有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成为了官方的正统思想，因此我们需要探求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要选择儒家学说作为治国之正统，并且在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方面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
由于在春秋各学派中，儒墨道法是公认的“显学”，下面将阐述为何法律儒家化是汉朝统治者的历史选择。
（一）汉朝初期曾尝试过道家思想但最终放弃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是由春秋时期的老子，他主张在政治上应该顺应自然、清静无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且反对严刑峻法。
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凡缔造盛世的帝王，都是遵循老子的治国之道，不少学者在解读老子的时候，常常只狭隘地看到了“无为”，却没有看到“而治”这个更有意义的东西，老子不是主张统治者什么都不去做，而是主张统治者要提高自身的修养，并且要控制自己的私欲，选用合适的人才治理国家。
汉朝的开国皇帝是刘邦，他目睹了秦朝由于暴政而从盛到衰的过程，以史为鉴，汉初的统治者意识到单纯靠暴力与镇压，国家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
从西周至汉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
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
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内涵原因过程
试论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内涵、原因、过程
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内涵：（一）、封建法律儒家化是指封建法律制度从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战国、秦朝法律制度基础上，逐步吸收儒家思想并最终成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法律制度的历史过程。
（二）、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是“礼制”与“刑律”的互动过程，既是在礼制发挥主导作用下的刑律儒家化过程，同时也是礼制刑律化的过程。
二、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过程：（一）、西汉儒家对礼法结合的法理探讨1、陆贾是西汉王朝第一个提出“文武并用”思想的思想家2、贾谊则是汉初系统论述礼法结合法理思想的第一人3、董仲舒是西汉儒家学者中探索礼法结合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奠基者。
（二）、西汉“引经决狱”打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司法开端，春秋决狱，汉朝在律令中开始直接渗入礼的规范。
（三）、东汉“引经注律”开辟了法律儒家化的新途径。
（四）、魏晋时代的“引经入律”魏晋时代“引经入律”的实现统治阶级直接任用儒家人物立法，使儒家思想直接体现于立法之中。
三、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原因：（一）、儒家法律思想的实质是“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综合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两种统治策略，更适合统治阶级的要求。
（二）、儒家法律思想中所强调的贵贱、长幼、亲疏、等级有别，适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要求。
（三）、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亲亲、尊尊”原则，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
（四）、从政治制度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需要用儒家学说来体现法律的等级性、特权性。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
”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内容摘要：中国是历史上古代文明起源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重要国度，其逐渐发展形成的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儒家文化特征，不仅对中国也对周边封建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和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从汉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代法律法家化就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至“唐律一准乎礼”，标志着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和中国独特的儒家法律文化。
关键词：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影响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本文将从法律儒家化的进程、特征和影响方面加以浅析论述。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要想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政权得到稳固，法制也就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了。
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夏商周时期，那时的法制明显具有浓厚的神权性质，接着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法学得到了兴起和大发展，儒、法、墨、道各家都从自身的理论出发，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儒家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的个人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证。
由于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自然儒家所标榜的那一套不适合这个阶段，因此各国君主都给予回绝，如此此时期的中国法律具有法家化的特征，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朝。
前面我已提到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便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却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朝法律的严苛，残暴的统治导致农民纷纷揭竿起义，至刘邦建立汉朝吸取前朝经验，废除严刑峻法，与民休息，无为而治，虽然汉初统治者信奉的是黄老思想，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儒家化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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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摘要]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很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很多的法律制度之中，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塑造了我国古代法律“伦理法”的性格。
文章就是通过对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法律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作出介绍。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法律儒家化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
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
自夏商周到明清，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内容丰富、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儒家思想由春秋时期思想家孔子创立。
孔子研究总结、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儒家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一套全面、完整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
[1]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仅对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对全世界尤其是东亚都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
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历朝历代的儒学家们根据各自所处的不同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刻的儒家思想，这不仅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一、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礼法”二字是用来描述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之间关系的最贴切的词语，中国古代法律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礼与法的相融合和渗透，并由此形成极具特色的中华法律文化。
“引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战国末期开始，到秦汉之际形成，到汉武帝时最终确立，再到隋唐时期的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一千多年的曲折、渐进的发展，最终形成自己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中国古代法律系统。
[2]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这时期的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很多不同主张的学派。
各学派都针对时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时间思想活跃、百家争鸣。
在法律制度上，就产生了革新和保守两种持不同观点的力量。
这两种力量对立法思想和法治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战。
儒家是政治保守力量的代表，以孔孟为代表，从社会的混乱不堪，“礼崩乐坏”的现实出发，提出顺应时势的“礼治”路线，主张“为国以礼”，强烈要求保存西周以来的礼制，维护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
法家是政治革新力量的代表，代表人物有管仲、邓析、申不害等，他们极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主张“事断于法”，强烈要求打破等级制度的束缚，提出以法来明辨是非，作为治理国家、处理事务的唯一标准，用法来规定社会人员的等级，以法制来取代礼治。
法家思想曾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但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使“礼法合一”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法律儒家化拉开了序幕。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对礼法结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立足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融合、总结先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法、道、墨家之思想之长，尤其是其中对于加强皇权统治有利的思想，创立占封建社会统治地位的新儒学。
汉武帝时建立了“春秋决狱”制度，要求审理案件要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指导思想。
官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要以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一书中的精神原则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依据。
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由以前的法家思想转变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二、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魏晋开始，儒家思想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立法上更多地把“礼”引入法律规定中，促进了“礼”与法的进一步结合，使中国古代法律与儒家思想联系更加紧密，出现许多前朝没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
由于这一时期的分裂割据、战乱不断，各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注重立法，重视法律对于安邦治国的作用。
中国古代法律的立法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时的一些律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立法技术、刑名原理和定罪量刑上。
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坚持以礼为主、刑罚为辅，同时，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也在不断的推进。
制定《魏律》的陈群、刘劭都提倡以儒家思想为宗旨，极力主张礼治。
他们制定的《魏律》比较多地融入了儒家礼的精神原则。
《魏律》中规定的“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
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就是儒家思想中“亲亲、尊尊”的原则的体现。
为了笼络官僚贵族集团的势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魏律》纳入了《周礼》中的“八辟”，制定了“八议”制度，具体内容包括一议亲、二议故、三议贤、四议能、五议功、六议贵、七议勤、八议宾。
这八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
这八种封建特权人物犯以下的犯罪，一律比平常人下降一个等级判罪定罚，“大罪必议，小罪必赦”，这一不公平的制度保护了官僚、贵族、地主等封建特权人物，把礼所强调的等级特权赋予了法律效力，将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正式法律化、制度化。
司马氏是东汉末年的儒学大族，因此由司马氏创立的晋朝在法制建设上特别向儒家化的道路发展。
杜预、张斐是晋朝的儒学大家，他们起草和解释的《晋律》便以儒家思想作为其基本精神。
杜预强调要“远遵古礼，近因时制”，可以看出杜预主张法律的制定要遵循古礼。
张斐认为“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礼是联系君主、百姓和诸侯的重要制度规范，他的这一思想融进了《晋律》中。
张斐还对《晋律》中的很多词汇如“谩”、“不敬”、“不道”、“恶逆”给与了礼的解释。
《晋律》中的礼法结合还表现为“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是商周时期根据血缘亲属关系远近规定的五种丧服的制度，在五服范围内的直系血亲和旁系姻亲均为有服亲属，要按照服制规定为死者服丧，“五服”是指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服制，关系越亲密亲服制越重，依次递减。
在这以后很多儒家学者都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工作，使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远。
这样，历史上除了秦律、汉律之外，以后历朝历代的法典大都出自于儒家学者之手，儒家思想影响甚至支配了大部分的中国古代法典。
这一时期礼与法进一步相互融合。
三、我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繁华、最鼎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法律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唐律从结构到内容都已经很成熟、完善。
礼、法的结合也在这时候臻于成熟和定型。
“礼”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在这一时期也基本实现了法律化。
这时候对唐律最精准的评价就是“一准乎礼”。
唐朝的统治者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消除人们的反抗意识，十分重视用儒家的封建礼教思想来教化人民，这样可以在思想的源头消灭人们的犯罪苗头，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儒家的礼教纲常成为唐朝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
“十恶”是始终直接危害封建统治的严重犯罪行为，隋朝的《开皇律》确立了“十恶”制度，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对“十恶”犯罪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刑罚。
“十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谋反，指阴谋以各种手段推翻现存的君主制度；二是谋大逆，指企图破坏皇帝的宗庙、皇陵和皇宫；三是谋叛，指企图叛国投敌的行为。
四是恶逆，指谋杀祖父母、父母等亲属；五是不道，指以巫术害人、杀死一家非死罪三人和肢解人；六是大不敬，指盗窃御用物品、因失误导致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尊重皇帝及钦差大臣；七是不孝，指不孝顺父母、祖父母；八是不睦，指谋杀缌麻以上亲人、殴告夫及夫大功以上尊长；九是不义，指谋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业师；十是内乱，指和小功以上的亲人通奸。
“十恶”的次序以及量刑的轻重明显体现出儒家的“三纲”思想，即“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首先维护的是君臣之纲的君主统治，其次维护父子之纲、夫妻之纲的伦理秩序。
“十恶”制度说明礼在唐朝不仅是立法依据，还成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3] 唐律中规定了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务的犯罪：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员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员收受财物但是没有枉法裁判：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员利用职权非法收受百姓或下属的财物：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财物。
五是窃盗，即偷窃；六是坐赃，指官员或常人非因职权非法获取财物。
“六赃”对财物犯罪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规定了对官员犯罪的惩罚措施，这些规范和安赃定罪的原则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于礼的维护，对现在的立法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唐朝司法方面的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善。
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
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三大司法机关组成临时法庭进行“三司会审”。
为了维护礼教纲常的稳固，唐律规定奴婢不可告发主人、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处以绞刑；一切案件均由基层司法机关受理，否则就是不遵守礼制，要处以刑罚。
在刑罚方面，唐代本着“一准乎礼”的思想，刑罚规定为历代最轻，拿刑讯的规定来说，不仅规定了具体制度，如数量、次数及每次刑讯之间的时间间隔，还规定对于一定年龄的人如70岁以上，15岁以下的不可开讯。
唐代的这些司法制度都渗透着儒家“仁”的思想，体现儒家礼与法律的融合。
“引礼入法”的进程从战国末期开始，在汉武帝时确立，成熟于隋唐时期。
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终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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