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

观察・研究・借鉴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张艳红#$$!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我国召开。

由#"$个国家政府和观察员签署的《行动纲领》确定的重大关切领域之一是“妇女与大众传媒”，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

在中国，近年来不断有“男人留岗，女人回家”等算计女人饭碗的说辞；中国的广告、歌碟、新闻报道等传播领域，更是以隐晦的手段，凭借男性话语霸权的现实根基和女性集体无意识的性别缺憾，贬低、监控、约束女性。

本文试就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现象、产生的根源及中西方女性解放的现实努力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时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多以家庭主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成为广告“文本”的主体，或作为男性审美的受体，归根到底是以性的形象展现在受众的视野中。

从“我们可以使你看起来更年轻”“做女人‘挺’好”等形诸于有声语言的女性化妆品、健美品宣传，到诉求于各式美女身体语言的酒类广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它们周而复始、殊途同归地表达出一个历经女权主义者抗争却仍然牢不可破的男权主题：女人退回到家庭是其最佳的归宿；女人是商品文化的佐料，应该侍悦男性，依附男权。

歌碟中的女性形象（以众多流行歌曲为甚），或明或暗地传播着男性霸权话语：第一种情形是，女性深情款款，忠于与她“只要一朝拥有又何必天长地久”的男性，并在自怨自怜、回味“失去也是美”的过程中自我安慰，迎合男性敢作不敢当（爱你是真的，责任是不愿负的）的男权心理。

传播者强化着“女人把爱情当生命，男人的生命并不是只有爱情”两性哲学的“合理性”，并试图劝服人们认同这种“刻板成见”；第二种情形是，女性纯净无比，痴迷温情。

传播者把他们的“娴女情结”传给受众，昭现着男性（尤其是男女卫道士们）惊恐于娴女文化的崩溃、呼唤娴女回归的理想，无视两性关系中的男性是淑女文化丧失的主体根源，更谈不上省醒层面的男性自我批判。

这缘自近年来女性对男性霸权自觉或不自觉甚至是绝望的反抗；第三种情形是，女性靠着美貌才情，或出于生活所迫，或期翼走捷径以获取“幸福”而沦为男性的玩物，得男人宠爱继而遭男性遗弃后却绝望哀怨，心甘情愿地沉缅于往日的“幸福片断”。

传播者通过无言的歌曲意境，把女性的凄“美”传给受众，女性受众对此作着不同的解读：或愤慨、绝望于男性霸权根深蒂固的厚重，悲哀于中国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或助纣为虐地指责自己的同胞惨有应得；或矢志不渝地传承女权精神，昂然面对男性霸权、女性帮凶的指责与谩骂。

与此相异的是，男性受众的反应则是殊途同归：或同情、理解这类女性，或推崇把女人当玩物的同性，或者不认同对女性的物化，却都眷恋“男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样他们便能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

以近年来甚为流行的歌曲《杜十娘》《长相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小芳》为例。

其主题、意境虽然小有区别，但都将女性物化，抹杀女性的“人”字本质：对女性喜则宠、怒则罚；患难之中，女性是人，甚至是女神；荣华名利当头，女性是物件，或是可随意转送的礼物，或是旧而弃之的抹布，充其量是压在箱底的过时婚装。

这些歌曲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表现出传播者（作词者、作曲者、出版发行商等等）潜意识里对女性的歧视，与男女平等的思想相背，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潮流相逆，比起本世纪初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女性解放的人文关怀，无疑是时代的倒退。

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歧视，由传播者（维护男性霸权的男性和充当男性霸权帮凶的女性）有意或无意地传给受众。

一些报纸杂志（其中不乏格调很高!"观察・研究・借鉴的），在涉及女性犯罪时，虽然对事实作出了准确而翔实的报道，但字里行间仍然渗透着作者对女性的歧视。

例如，某女子不贞不贤，与人通奸害死了亲夫，毁灭了家庭。

法律的严惩、道义的谴责及作者的主体感情色彩，的确体现了这些报纸杂志惩恶扬善的主旨，作者嫉恶如仇的心理也是合理的，但传播者对传播客体（奸夫与淫妇）的道德批判轻重不一，有失公允：对前者持理性宽容态度，对后者则呈感性仇视状态：“这个淫荡的女人玩火自焚，罪有应得”“这个不安分的女人亲手毁灭了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她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对这起犯罪案的另一个犯罪主体———奸夫的谴责却轻描淡写：“某某某插足别人的家庭，他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某女子插足别人的家庭，不论其后果如何，作者在叙其实、评其事、表其情之余，则不惜笔墨地口诛笔伐，细加分析这个“轻薄的女人”走向堕落的过程，而对这起婚外恋的男主角则是隔靴挠痒，一笔带过：“他富贵移妻，饱暖思淫，自毁美好前程，他将永远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悔恨中”，传给受众的无声话语是：“女人，只有女人才是祸水，只有女人才是道德警醒的对象”“男人为女人所误，可惜可叹”；南方某暴发户一妻多妾，她们争风吃醋，直至大打出手而自相残杀（毁容，排挤，人身羞辱等等），作者极尽铺陈之能事，以嘲讽的口气描画众位妻妾的“作战过程”，让受众赏尽小丑们（自然被作者指为女人）的可悲可恨可怜，却对男性道德、男性霸权的批判惜墨如金，似乎是这些女人天生有仇———“不是冤家不聚头”，是谁使她们聚头的呢？作者却疏于分析，由着受众充分地运用其解读能力。

二中国传播文化中的女性歧视，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相关，源远流长。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

西方文化正统话语系统中的女性特质永远包含着一种作为客体的、物的、低级而贬损的意味———基督教文化对女性的负面评价体现在两方面：将女性视为万恶之源。

《圣经》的《创世纪》认为人类最初的堕落是夏娃偷吃禁果所致，她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罪魁祸首；女性是男人的附庸。

她存在的理由是给男人作伴，上帝造女人，仅仅因为那个男人“独居不好”!。

西方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骨子里都是歧视女性的。

亚里斯多德认为：“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

毕达哥拉斯则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

”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

卢梭、叔本华等人对女性也有贬抑甚至污辱性的言辞。

在中国，贬抑女性更是亘古有之。

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红颜祸水”“淫乱败国”等话语传播到“三纲五常”“男主外、女主内”等角色规范，无不压制、约束、监控女性，从而将女性纳入到男权文化体系的边缘位置。

例如，古代男性帝王可以天经地义地拥有三宫六院，一般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娶不起的另当别论），而女皇帝武则天寡居时收养面首惹来“淫乱败纲”之骂，同样的错误，只因是女性所犯，则被放大、被异常化（一般的女子犯了淫乱之罪，更是被处以各种罚残，甚至被剥夺生命）。

其次，从经济层面看。

随着全球范围商业文化的泛滥，市场杠杆这支无形的巨手使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不依赖“大众”这个衣食父母。

提高电视收视率、报刊杂志歌碟发行量及电影票房收入的“绝招”便是迎合大多数消费者（受众）的口味。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制造”为特征的文化工业———消费性文化#。

出于利润动机，传媒不断塑造和制造出被男性（也包括一部分女性）期待的女性形象，按照男权法则任意讲述和歪曲、贬抑女性。

男权话语作为我们社会的主流观念，一旦和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大众文化相结合，便将女性逐出主流话语系统，真正的女性话语在传播中失去了栖息之地。

正如一些女性主体意识较强的女作家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以牺牲女性主体权利为代价的；中国的女性从未像今天这样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但同时，今天的女性比共和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沦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的可能性。

其三，从文化的角度看。

在中国，男权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巩固，与女性集体意识的缺乏甚至是女性助纣为虐参与对女性话语的“消音”有关。

东方传统文化讲究阴阳调和，中国文化的性别理念也较西方温和，两性之间的矛盾并非显得势不两立———男性对女性有“惜花怜玉”“宠爱”之说，为男性霸权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中国男权文化历时弥久，积淀了一套成熟的自我巩固的男性集体意识（女人如衣裳，兄弟是手足），也以性的霸权（从过去男人的妻妾成群到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二奶”“三奶”现象）把女性推向相互仇视、彼此贬抑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观察・研究・借鉴即使有醒省的时间与空间，女性仍然犹如捕蝉的黄雀、被黄雀追捕的蝉儿，只顾彼此追杀，却无视后面的螳螂。

从“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女性理想，到“唾沫能把人淹死”的长舌妇现象，具有诸多优良特质的东方传统文化也建构了女性群体意识的死角。

最后，从政治的角度看。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历来是男性（上下几千年仅有女皇帝一人），性别政治优势或多或少使男性霸权成为男女普遍认同的“刻板模式”；中国最早为妇女争取权力的新文化运动，其先驱（多为男性）是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来倡导个人的主体性的。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更是在公民权、政治参与、就业、工资、教育等领域让女性拥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

同西方女性经过数十年斗争取得的权利相比，中国的女性权力是被赐与的，因而中国女性的社会性别敏感度较弱，群体意识缺乏自觉。

三尽管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笼罩着一层“男权社会是现实，女性话语被消音”的色彩，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以中青年知识女性为主，也包括其他年龄、知识层次的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处于不公平的话语环境。

她们以各种为男性霸权维护者不容、女性同胞曲解的方式，执着地对抗男性霸权建构的现实，她们的声音稍嫌单薄微弱、抗争显得孤独而不屈，但女性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女性群体意识在慢慢复苏，女性解放的探索者们为验证“妇女的解放确实是人类的解放”进行着艰难而漫长的跋涉。

首先，西方女权运动已历时数十年，关于女性解放的探讨已达到理性层面，并以其遥而可鉴的曙光照亮了中国女性。

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解决女性从属地位的方案应从体制内部寻找，妇女应该努力在目前由男性掌握的机构中获得公平的控制权。

但其他女权主义者不赞成这一方式，他们认为那样只会强化社会的父权制特征；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破坏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机构或妇女完全脱离这些机构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

还有女权主义者主张采取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原则；立场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增强那些在社会对话中被边缘化了的声音；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则试图“解构”男性统治的意义系统，以突出女性的视角。

!中国主体意识较强的女性不仅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吸取营养，而且以深邃犀利的眼光、批判性的视角，观照中国女性受歧视的现实根源，并以她们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感觉诠释着自身和男性，从性别理念到性别行为无不宣示着本该存在的女性话语。

例如，女性服装、发型等性别符号走向中性化以解构女性特征的传统模式；女性就业打破传统的性别禁忌，并以坚韧绝望的抗争向性别歧视说“不”；加强女性对传播的参与；理性反思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