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投入100多亿元距预定目标还有多远

农家书屋：投入100多亿元距预定目标还有多远王虹（齐齐哈尔大学图书馆齐齐哈尔161006）摘要书屋建设虽已投入巨资，但实施5年将全覆盖时也只能完成初期目标的一半，距中长期目标更远。

主要原因是设计脱离农村实际和囤于部门工作导致运行矛盾。

改善策略有“借鸡下蛋”、“修正转向”、“华丽转身”和“供管分离”可以选择。

关键词农家书屋目标图书馆服务图书发行农村图书馆事业1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问题截止2011年底，“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50.44万家，覆盖全国84%行政村”。

新闻出版总署要求，2012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书屋工程建设任务”[1]。

工程将提前3年竣工确实是喜讯，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00亿元[2],以此计算全覆盖时还将投放19亿元。

书屋投入巨资能实现预定目标吗？能否有效实现预定目标，是书屋运行好坏的关键，也是评价工程成败的标准。

所以，理性地面对工程的成效，对于更好地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以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书屋建设与拟定目标相距甚远工程实施的纲领性文件，即由新闻出版署等八部委下发的《“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简称《意见》）确定了明确的目标：“现阶段着力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中长期目标是通过5—10年的建设，基本形成“农村出版物发行服务新格局，达到书屋阅读条件完备、体制机制相对完善、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出版物发行网络延伸进村、农村出版物市场初步形成的基本目标”。

不言而喻，实现这些目标，工程才投有所值，书屋工作也才是卓有成效的。

但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考察和对各地调研的统计显示，工程目标实现的不尽人意。

2.1近期目标只完成一半工程近期目标解决的“三难”，应为“两难”，因为农民“买书、借书”都是为了“看书”。

解决“买书难”需“卖书”，解决“借书难”要“借书”。

然而，据对齐齐哈尔市16个县区的农家书屋调查，全市1259个行政村从2008年开始兴建已经全覆盖，但“卖书”工作始终没有零的突破，只开展了“借书”活动，而且如今能正常开放的所剩无几，绝大多数都是在来上级领导时才临时找几个人到书屋“看书”。

我们还在《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检索了2007-2011年间发表的对各地书屋建设的调研报告，查到149篇研究性文章，除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外，其它各地都有调研，作者包括记者、地方干部、高校相关专业和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研究人员，以及新闻出版界的领导和专家。

经研读内容后统计，这些文章都阐释了书屋工作的成果和问题，但没有一份研究报告介绍当地书屋是如何“卖书”和成效怎样。

只有1个调研走访广东省15个地级市30个县的42个书屋时仅看到1家为“半公益半赢利”：“前期属于私人投资的书店，提供租销服务，挂牌为‘农家书屋’后，经过协商，属于私人投资部分图书和音像资料仍然可以租售并收取一定费用，而投资者无偿担负书屋的管理责任”[3]。

显然，也并非这个书屋解决了“买书难”问题。

因为，书店成立在先，书屋创建在后，农民不是有了书屋才能买到书。

把“卖书”和“借书”集中于一屋，不过是比较“配套”地解决了“屋”和“人”的问题。

因此，应当说，只开展“借书”一项工作，没完成“卖书”任务的书屋相当普遍。

2.2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仍很渺茫书屋只有“卖书”成其为“发行点”，工程才可能实现“发行网络进村”等中长期目标。

而实现该目标的路还很漫长，不单因为目前书屋尚无“发行点”，更重要的是难能对建点寄以希望。

其一，各地区已经竭尽所能。

对于工程启动后所做的工作，新闻出版署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各地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很多省成立了由省委、省政府领导挂帅、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协调机构。

为落实建设资金，各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各有关部门积极筹措”[4]。

2011年底媒体报道：“仅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工程就在全国全面铺开。

各省市区的领导采取了多种措施，社会各界采取多种形式，保证了工作顺利进行”[5]。

可是，《中国农家书屋网》首页头条位置的《要闻》和《各地动态》栏目，从2005年12月18日和2007年7月15日至2012年6月末共编发1066篇文章，均系领导讲话、各地工作进展、记者访谈和调研报告等，而其中既没有书屋解决农村“买书难”的经验介绍，也不见书屋“卖书”工作的数据发布。

各地区全力以赴努力了5年也未获得预期效果，使得目标的实现无日可期。

其二，“卖书”工作已被边缘化。

解决“买书难”被列在工程任务之首，“卖书”无疑必须首先做好。

但是，很多地区淡化了“卖书”任务。

在《书屋网》的两个栏目中，不仅在欠发达地区验收条件中看不到对“卖书”工作的要求，而且在发达地区的评优文件中也找不到相关规定。

如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5年居全国第2的北京的《星级书屋评选标准》共有26条，其中只有关于“借阅率”的具体标准：二级是“能够利用书屋开展读书活动”，三级以上的“借阅率”分别为达到20%、50%和60%[6]；被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评价为“投入大、速度快、质量好，为全国农家书屋建设带了好头，为我国东部地区树立了典范”的江苏[7]，农民人均收入近五年稳居全国第5，实施的《星级示范标准》分五级，每一级都有8-9项条件，其中二级为“读书借阅正常”；三级以上“借阅率”要达到10%、60%和70%[8]。

两个省市的条件都比较高，反映了当地读书的热情。

而对于“卖书”工作，两个《标准》则都只字未提。

但他们选择放弃，并非疏忽和渎职，而是深知“卖书”系书屋完不成的一项任务。

2.3改善现状仍无良策到目前为止，不仅工程领导小组尚未推出指导“卖书”和实现“发行网络”目标的预案，各地政府没有制定相关计划，而且专家学者也没提出可操作性强的对策。

据对检索到的149篇文章统计，建议书屋依托图书馆建设发展，包括图书馆已经介入的有105篇，占70.47%，建议与图书馆合作并开展“经营活动”的有19篇，为12.75%，只建议开展“经营业务”的是5篇，占3.36%，没有相关建议的20篇，占13.42%。

在所有论及“经营工作”的文章中，只有6篇建议“卖书”，占文章总数的4.03%，但是内容都比较空泛。

其中3篇的建议是重复文件的概念，如“开展出版物经营活动，进行书籍、音像制品的经营”[9]；“开展出版物的销售、租赁等业务”[10]；“增设销售业务、报刊代邮业务等”[11]。

其余3篇为出版发行界专家的建议，有2篇一笔带过，如“经营教辅在内的出版物”[12]，“政府配置的出版物可免费阅读、租借，精品或个性化出版物可购买”[13]。

其问题在于，卖“教辅”需有学生，可现在多少行政村有学校？而书屋卖“教辅”能否竞争过学校？“精品”均系利用率较高的出版物，如果卖给个别人，大多数人看什么？让有钱人看“精品”，没钱人看“次品”？另1篇稍具体地提出三种模式：“一是单一型，即专销、专借、专租图书；二是租售结合型，经营者既卖书也租书；三是多种经营型”[14]。

但该建议也让人不得要领：怎么“三专”？这个村“专销”，那个村“专租”？还是把书屋藏书一分为三？依据什么标准？“销”、“租”政府投入的书刊如何体现公益性？连发行行家也无计可施，使实现工程目标不能不显得更加遥远。

3书屋建设目标负偏离原因剖析工程目标发生负偏离，问题主要出在设计思路错位上。

3.1对农村需要的主观设定设计不切农村实际，形成无法实现预定目标的先天缺陷。

关于工程的设计，新闻出版署领导介绍：“不包括学生课本，农民人均一年只有0.1册书，也就是说10个人一年才有一本书。

许多地方的农民，尤其是西部农村，有１０年没有买过一本书的家庭”。

为了解决农民“两难”问题，2005年提出了工程的设想[15]。

工程关爱“三农”，扶贫救困的精神令人感佩。

这里的问题是，工程确定的“卖书”和“发行网络”目标，并非农村当前的迫切需要，而是主观设定。

农村“买书少”、“卖书点少”确是不争的事实，但“卖书点少”并非农民“买书少”的唯一原因。

譬如，甘肃省、贵州省均为西部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买书都不多。

这两个省作为书屋工程的先期试点，解决“两难”的实践无疑是工程目标设计的主要依据。

而据对检索到的调研这两个省书屋情况的8篇文章查阅所见，其中既没有对书屋“卖书”工作的考察报告，也没有书屋解决农民“买书难”的示范模式推介，连对书屋今后“卖书”的建议也没有。

我们又在《书屋网》的两个栏目中进行了查寻，结果一千多篇文章中也没有关于这两个省书屋“卖书”活动的任何报道。

很显然，这里在凸显农村“卖书”艰难之外，更多的是农民“买书少”与农村“买书难”没有必然联系的现实写照。

齐齐哈尔县区农村的现状也证明了这一点。

考察结果表明，迄今不仅多有10几年没买一本书的家庭，更有2-30年甚至3-40年没买一本书的家庭。

但农民“买书少”，不是他们想买书而买不到，而是大多数人不想买。

主要原因有四：第一，农村对图书的需求少：一是农业生产仍要靠天吃饭，即使想学新技术也都从众效仿邻里；而且，农业技术人员经常下乡提供种养技术，农民无需自己看书学习；二是农村生活越来越好。

国家和地方政府有优惠政策保障，各行各业能给予无私援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三是大多农民幸福指数颇高，个体发展期望值较低，没有强烈的发展经济以改善现状的意愿。

第二，农民阅读的精力和能力不足：其一，农业劳动强度依然很大，劳累一天没有多少闲暇读书看报；其二，农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大多没有阅读习惯。

加之文化青年大部外出，留守人员中想看书的人都少，更无人买书。

第三，农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一则文化下乡活动与图书馆在农村开展的信息服务等不断延伸；二则互联网、电子通讯等设施，尤其“村村通”电视工程、党员远程教育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农村逐步普及，图书的替代物日益增多，使农民对知识、信息，以及消遣娱乐等文化需要已经得到满足。

第四，一方面，集体经济实力弱，大多乡村没本钱“进货卖书”；另一方面，个体经济条件力不从心，家庭大都没有买书预算。

这些因素不仅制约着农村“买书”的动因，而且冲击着农民“借书”的积极性。

发达地区书屋的境遇也是如此，因而，既无法完成“卖书”任务，“借书”工作也不理想。

譬如，江苏省苏州市已建1107家书屋实现全覆盖，但“只有三分之一的正常开放，三分之一的开放不正常，还有三分之一已经不开放”[16]；广东省东莞市书屋则是，“建设初期热闹,一阵检查过后逐渐冷清了下来,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形同虚设”[17]。

显见，决定书屋“卖书”成效的，是农民买书的需求和能力。

“主观认定农民的图书需求服务不足，强行推动各级政府做大量的基层图书服务投入，结果只能是社会发展资源虚耗，与科学发展观风马牛不相及”[18]。

所以，脱离农村现实的预定目标，没法让书屋充满期待。

3.2目标设计角度的局限工程目标设计过于突出部门工作致使实施出现矛盾，是预定目标未能实现的后天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