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伊朗电影简史
伊朗故事的蝴蝶翅膀如何搅动了世界——关于《纳德和西敏：一次分
伊朗故事的蝴蝶翅膀如何搅动了世界——关于《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的传播效应解读作者：王宜文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4期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有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他诗意地阐述：“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社会学界由此受到启发，应用来说明在彼此关联的一体化的世界里，微小的因素可以影响和引发全球性的改变。
如果把这个原理引申到分析《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这部影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投资仅三十万美元的纯粹的伊朗本土电影，遑论好莱坞的辉煌巨制，仅与中国奢华的大片相比，可谓是微不足道的蝴蝶体量，可正是这部影片，成为201 1和201 2年度全世界最瞩目的影片之一。
看过和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关于伊朗的想象与认知，关于伊朗与世界的关系，乃至如何理解人类的相处，都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或许正是全球化时代，电影除了娱乐消费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表述形式，带给世界的感动和改变。
作为传播现象的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先后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等西方主要影展上获得巨大成功，被很多媒体和评论者视为饱含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褒奖，这符合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西方舆论的思维定势，而这往往也就成为一种主流的世界性话语并被普遍接受。
结合这部影片在西方获奖的背景，似乎可以确认这种判断。
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受邀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但因其电影触犯了伊朗政府的禁忌被判处6年徒刑，并被禁止拍摄电影20年。
开幕式上，柏林电影节专门搬出了一尊空椅代表被禁止到场的帕纳西。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之前也因所谓不当言论而遭到伊朗政府的惩戒。
而奥斯卡的颁奖正是在美伊两国关系紧张，似乎要兵戎相见的情形下进行的。
电影节评奖成为一种居于道德高位的价值判断，进而成为一种有指向性的文化评价与引导。
这种评价似乎并无什么不可，关键是，这是否就构成这部影片的全部价值？人们是否全面倾听和认真读解了这只蝴蝶微弱却也执着的振翅声。
德黑兰禁忌
德黑兰禁忌
《德黑兰禁忌》是阿里·苏赞德执导，Farhad Abadinejad、Jasmina Ali、Rozita Assadollahy等参与配音的动画电影，于2017年5月20日在戛纳电影节上映。
该片讲述了三个伊朗女性的暗黑命运。
剧情简介：强制披戴的头纱下，是三个伊朗女性的暗黑命运。
一个因丈夫吸毒坐牢，要独力照顾不能说话的幼儿，不获批准离婚再嫁，只好卖淫为生。
一个怀孕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丈夫却拒签同意书让她上班。
一个情不自禁与年轻乐手发生关系，却因为失去处女身而一身蚁。
充满禁忌的父权国度，到处是性别歧视、虚伪做假、滥权渎职。
一个恶作剧电话，更凸显女性面对的巨大压力。
如此故事，只能用动画呈现，以绿幕拍下真人演出，再利用转描技术做出栩栩如生又带强烈控诉的德黑兰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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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简史如果追寻伊朗历史上的视觉表现形式，公元前 500 年以前的波斯波利斯的浅浮雕可能是最早的例子。
波斯波利斯是阿喀美尼朝古王国的祭祀中心。
这种风格的视觉表现形式在1000年后萨珊王朝统治下达到鼎盛。
西伊朗的浮雕描绘了复杂的狩猎场景，动作栩栩如生。
从受伤的野猪在逃窜的图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电影中“特写”手法的鼻祖。
阿拉伯人入侵后，拜火教被伊斯兰教取代——对形象符号的崇拜被禁止，而波斯艺术继续它的视觉实践，最好的例子就是走缩微制品的方向。
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叫“Pardeh-Khani ”（用图画来讲故事），这有点像日本默片时的弁士。
讲故事的人随着故事进展，揭开一幅幅图画。
另一种艺术形式叫“Nagali，”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通常在茶馆作娱乐表演，这是当时人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作为Nagali 表演艺术家，要求他必须能说会道，有副唱歌的好嗓子，这不亚于今天对剧场演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想象力天马行空，随时根据观众的反应即兴表演，现编故事。
他从挂在墙上的图画（通常是宗教领袖、运动明星、传奇人物之类的画像）得到灵感，揉到自己的故事里。
Nagali 的主题往往关于伊朗国王东征西讨的丰功伟绩或者亚历山大大帝驰骋亚非的历史故事。
在电影问世以前，伊朗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表演艺术，比如木偶戏、皮影戏、滑稽戏、专门表现宗教受难的戏等等。
说到伊朗人对形象化的认知，不得不提久远的诗歌文化传统。
从古波斯的赞美诗开始到伊斯兰苏菲派诗歌，以及当代伊朗诗歌，都可以找到波斯人善于形象创造的实证。
象征、叠用等修辞手法的广泛使用，赋予伊朗诗歌特殊的视觉意义。
电影进入伊朗那要上溯到1900 年 8 月 18 日，伊朗人第一次把日常生活的景象记录到赛璐珞上。
Ebrahim Khan Akkas Bashi 是国王莫札法尔·丁的宫廷御用摄影师，他在国王第一次出访欧洲期间随伺左右，在法国巴黎的博览会上接触到了电影术。
伊朗电影导演概论
期待能尽早看到《醉马时刻》和《下午五点》。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阿巴斯，1987阿巴斯走向世界的电影。
与其他伊朗儿童电影相比，这一部似乎格外冷静，镜头在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摇荡，淌着淡淡的伤痛，感动与思考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不能彻底。
细节的丰富寓意令人叫绝。
《生生长流》，阿巴斯，1992看起来完全像是一部关于灾后重建的纪录片，技术手段减到了最少。
片中出现了一个一根筋的男人，千里迢迢只为寻找一个小演员，整个过程就像结尾汽车爬坡的长镜头，虽然困难重重，但灾难过后，反而使人心情舒畅，对未来满怀希望。
《橄榄树下的情人》，阿巴斯，1994戏中戏，用摄影机来见证一场爱情，体现了对感情的尊重和东方的蕴藉之美。
两个年轻人微妙的感情交流值得一再回味，最终留在记忆里的只是不断穿越的橄榄树林和风中翻涌的广袤绿野，爱情使风景有了超越自身的意义。
《樱桃的滋味》，阿巴斯，1997这电影的意旨可能像它的名字那样简单，也可能像那个被反复阐释的结尾一样复杂。
我个人认为它不过是有些厌倦的真实的阿巴斯本人给自己的一个设问，一个谜语，更是一个安慰。
《让风带着我飞》，阿巴斯，1999有两个男孩。
一个用心听风听雨，亲近自然，满脸陶醉；一个过早看见人生的愁苦，用瘦小的身躯抵挡风雨，但心灵干净，仍如初生婴儿。
对比中，导演隐隐道出担心：他们怎样才能永远保有童心？《十》，阿巴斯，2002真是“电影终结者”，不必考虑普通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忍耐力，自说自话般用DV展示十段长短不一的对话，从中窥见宗教国度里的伦理冲突和人生困惑，阿巴斯渐渐从置身事外的观察转向日常生活的投入和感动，最后都返璞归真般归结到一张孩子的笑脸。
只是以声像叙事见长的电影若都拍得如此闷蛋，对他的电影的喜爱还没有到痴迷程度的观众，倒不如像导演本人说的，少看为佳，因为读书给人的思考空间会更大。
《后父》，马基德·马基迪，1995马基德早期的故事长片，从画面、色彩中可见台湾早期乡土电影的质朴风格，以及他一直关注的亲情主题。
清新质朴的伊朗电影
178 世界电影 WOR LD CI NE MA 清新质朴的伊朗电影文/俞敏武 近年来,拥有4000多年文明史的西亚古国伊朗在世界影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伊朗”风。
并在世界各大电影节和各国影展上频频获奖,硕果累累,在世界影坛上演绎着叱咤风云的传奇。
本文试图探讨伊朗电影的题材特色,以及独特的影像风格、特征,并进一步总结伊朗电影成功的秘密。
儿童电影的王国伊朗电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儿童电影数量众多,不仅如此,其质量更是上乘,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所没有的。
众所周知,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有着极其严格的宗教规范。
当初电影在这个国家被视为异物,“毛拉”(对宗教权威的称呼)们认为电影院是西方无神论的象征,电影的内容亵渎神灵,是真神的劲敌,直接与他们长期信奉宣扬的价值观念相抵触。
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新的政权采取积极的态度支持本国电影。
1983年成立了“法拉比电影基金会”,直属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领导,这一举措对电影事业的管理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改善本国电影业的困难状况,该机构成立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监督、保护、引导”的原则下促进电影的运作。
虽然国家放宽了电影的运作机制,但是宗教的神圣和威严也是容不得半点破坏的,因此,伊朗电影的审查制度非常严格。
例如:女演员必须带头巾和面纱,禁止暴力场面和违背宗教信条,这就导致大多数伊朗导演转向对儿童世界的诠释。
有一大批优秀的导演正是在“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①组织组建的电影部门开展自己的创作的,因此,伊朗儿童电影的数量比一般国家多这一事实也不足为奇。
据统计,在伊朗国内最有影响力的14个电影节中,直接以儿童或青少年命名或者直接涉及青少年教育问题的电影节就有4个,占28.57%(它们分别为“全国青年电影节”、“国际少儿电影节”、“国际发展教育训练电影节”、“地方青年电影节”)②。
更难得的是,伊朗的儿童电影,其质量更是不容忽视。
伊朗获奖影片的发展历程
伊朗获奖影片的发展历程作者：易靖志来源：《大观》2014年第12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伊朗最为著名的电影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首度为阿巴斯赢得了国际声誉，也揭开了伊朗电影第二次浪潮的序幕。
由此开始，一批伊朗导演相继登上国际影坛，他们的电影作品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在国际影坛上引起很大的轰动。
就拿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来看，伊朗电影人的收获颇多。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伊朗电影光鲜的一面，但是实际上，伊朗电影的发展可谓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其中伊朗的社会因素对伊朗电影的发展甚至于伊朗电影的风格特征，都具有重大的影响。
“伊朗电影中…看得见‟的因素如：主题、影像风格，和…看不见‟的因素如：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1]，而“看不见”的因素就如同是一双隐形的手，在无形之中操控着伊朗电影的发展。
一、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伊朗电影其实，早在20世纪初，电影就出现在伊朗，但是伊朗的国家体制是神权共和国，根据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办法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神权统治高于一切，因而在这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神权统治的国家，电影一直遭到伊斯兰宗教人士的公然诋毁和排斥，发展相当的缓慢。
宗教权威“毛拉”们认为电影的内容亵渎神灵，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权利，颠覆了他们长期以来信奉的价值理念。
政教合一的政治背景同时造就了伊朗较为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
伊朗电影从来没有摆脱尴尬的审查困局，伊朗电影中禁止出现的内容至少包括：“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暧昧的语言或笑话；关于军队、警察或家庭的笑话；长胡子的反面角色（会引发人们与宗教形象相联系）；外语或粗鄙的语言；外国音乐或其他类型的欢快音乐；正面角色表现得喜欢独处，而不是集体生活；士兵或警察衣冠不整或相互争执等等，这些都是绝对不能碰触的禁区，如果愿意尝试，结果也只是被迫删改的命运这些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蜚声国际的伊朗电影大多数是儿童电影”[2]。
27043569_让人“吃惊”的伊朗电影
Entertainment 娱乐Jun.1 - Jun.15,2022WORLD VISION 2022.NO.1120世纪90年代，阿巴斯·基亚鲁斯塔米声名鹊起，在世界影坛上刮起一阵伊朗风。
他于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家》在德黑兰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国际电影节之旅，引发了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誉。
之后他拍摄了《生生长流》和《橄榄树下的情人》，更是在顶级的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认可。
电影大师黑泽明和戈达尔都对基亚鲁斯塔米作出了高度评价。
这个电影系列被影评人和研究者命名为“考盖尔三部曲”，它们向世界展示出一种别样的生活和别致的风景。
考盖尔三部曲就像张艺谋的电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黄土高原的壮美和山西大院的瑰丽一样，基亚鲁斯塔米的电影则让世界知道了伊朗吉兰省的一个小村落——考盖尔。
吉兰位于伊朗西北部，毗邻里海，面积不大，历史悠长。
吉兰界内多山地沟壑，起伏的山峦中散落着静谧的村落。
考盖尔就是这样一个临近里海的小村落，它和附近的村落成为《何处是我朋友家》的外景地。
像很多伊朗电影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以儿童为主要角色。
从儿童的日常遭遇入手，直面各种社会问题，表达对伊朗百年来政治纠纷、内外战乱、宗教斗争的控诉，流露出对底层的同情，再藉由儿童的视角，沉淀出污浊世界里纯真美好的一面。
《何处是我朋友家》讲述了小学生阿默德寻找同桌穆罕默德的家的故事。
阿默德误把穆罕默德的作业本带回自己家，为了让穆罕默德及时完成作业从而避免第二天受到老师的责罚，他两次跑到邻村普什太，寻找穆罕默德的家。
但两次寻找都未果，不得已，阿默德回家连夜替同学抄写了作业，第二天在老师检查前把作业本摆在他们的书桌上。
一个作业本，两个小伙伴，一段动人的友谊。
基亚鲁斯塔米擅长调用非职业演员，影片中的两个小演员都是考盖尔当地的儿童，他们以本色的表演自然流畅地诠释出儿童的内心世界，阿默德寻找过程中的急切、无奈、渴望与一次次的失望，都通过小演员细腻的神情传达出来。
新世纪以来伊朗电影美学流变
新世纪以来伊朗电影美学流变作者：张玥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24期摘要：伊朗新电影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一个重要现象。
本文将以1969年、1979年、2011年三个时间为截点，对伊朗新电影的美学风格流变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和梳理。
关键词：世界电影；电影美学；美学流变；伊朗[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4-0-02一、伊朗新电影美学的发展流变在伊朗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电影“新浪潮”运动。
第一次发生在1969年，以达鲁希·梅赫朱依等为代表的伊朗电影人承继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写实风格，用干净质朴的影像语言讲述现实故事，揭露社会黑暗，开创了乡土写实主义的美学传统；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穆森·马克马巴夫等为代表的创作群体将艺术根植于伊朗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表现出“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1]。
一批遵循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原则创作而成的力作纷纷登上国际各大电影节的领奖台。
如“1997年，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凭借影片《樱桃的滋味》获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桐’大奖；2000年，年仅20岁的伊朗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凭借电影《黑板》一举夺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导演马吉德·马吉迪凭借影片《天堂的孩子》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同时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2]，伊朗电影进入了黄金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伊朗电影一度沉寂，但随着2011年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横扫柏林电影节及金球奖，伊朗电影再一次以它独特的艺术气质和品味征服了全世界。
二、伊朗新电影对伊斯兰宗教及诗歌文化的血脉继承伊朗新电影美学风格的形成可以说是对伊斯兰宗教及其诗歌文化的一脉相承。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在伊朗占据着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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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简史如果追寻伊朗历史上的视觉表现形式，公元前500年以前的波斯波利斯的浅浮雕可能是最早的例子。
波斯波利斯是阿喀美尼朝古王国的祭祀中心。
这种风格的视觉表现形式在1000年后萨珊王朝统治下达到鼎盛。
西伊朗的浮雕描绘了复杂的狩猎场景，动作栩栩如生。
从受伤的野猪在逃窜的图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电影中“特写”手法的鼻祖。
阿拉伯人入侵后，拜火教被伊斯兰教取代——对形象符号的崇拜被禁止，而波斯艺术继续它的视觉实践，最好的例子就是走缩微制品的方向。
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叫“Pardeh-Khani”（用图画来讲故事），这有点像日本默片时的弁士。
讲故事的人随着故事进展，揭开一幅幅图画。
另一种艺术形式叫“Nagali”，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通常在茶馆作娱乐表演，这是当时人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作为Nagali表演艺术家，要求他必须能说会道，有副唱歌的好嗓子，这不亚于今天对剧场演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想象力天马行空，随时根据观众的反应即兴表演，现编故事。
他从挂在墙上的图画（通常是宗教领袖、运动明星、传奇人物之类的画像）得到灵感，揉到自己的故事里。
Nagali的主题往往关于伊朗国王东征西讨的丰功伟绩或者亚历山大大帝驰骋亚非的历史故事。
在电影问世以前，伊朗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表演艺术，比如木偶戏、皮影戏、滑稽戏、专门表现宗教受难的戏等等。
说到伊朗人对形象化的认知，不得不提久远的诗歌文化传统。
从古波斯的赞美诗开始到伊斯兰苏菲派诗歌，以及当代伊朗诗歌，都可以找到波斯人善于形象创造的实证。
象征、叠用等修辞手法的广泛使用，赋予伊朗诗歌特殊的视觉意义。
电影进入伊朗那要上溯到1900年8月18日，伊朗人第一次把日常生活的景象记录到赛璐珞上。
Ebrahim Khan Akkas Bashi是国王莫札法尔·丁的宫廷御用摄影师，他在国王第一次出访欧洲期间随伺左右，在法国巴黎的博览会上接触到了电影术。
于是国王下令Akkas Bashi购买相关设备回国，以后就可以在宫中拍摄了。
Akkas Bashi第一次运用这些新买的机器是在比利时参观花会期间，那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由伊朗人拍摄的影片，虽然它的用意不过是为了记录国王的起居。
不像世界上别的地方，电影被当作大众娱乐媒介，电影是国王买入伊朗供贵族消遣的，始终局限在皇亲国戚的小范围内流通（这跟日本颇为相似）。
盛大的婚宴节庆上，放上一段从俄罗斯进口的法国喜剧短片是上流社会很时髦的风尚。
面向大众的放映最初发生在1904年的德黑兰，由Ebrahim Khan Sahaf Bashi举办。
他从欧洲带回爱迪生活动电影放映机，在自家古董店的后院放映。
1905年，Sahaf Bashi在首都开了全国第一家电影院，没有椅子，观众必须席地而坐，来看电影的也多是上流社会人士。
但这家影院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Sahaf Bashi是民族主义激进分子，且喜欢鼓吹君主立宪政体，一个月不到就关门大吉了。
此外，反对他的宗教势力还查封了他的放映机。
Sahaf Bashi自身难保，被流放边疆，说来这大概是伊朗史上第一起电影审查的案例吧。
两年后，一些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移民想凭借私人力量在伊朗兴建新的电影院。
Russi Khan是这些新老板中最成功的一位。
因为和皇族的亲密关系，他可以在宗教势力的反对下大肆扩张自己的电影版图。
在伊朗北部和德黑兰驻扎的沙俄军队也是他可以借助的得力外援。
1909年，国王穆罕默德·阿里（莫札法尔的继承人）倒台，立宪主义者得势，Russi Khan顿时失去了保护伞，他的影院及制片厂都被民众破坏，很快德黑兰的其他电影院也纷纷关门。
电影院在伊朗的再次兴起是在1912年，由亚美尼亚人Ardeshir Khan推动。
伊朗的电影史学家相信Ardeshir Khan已经开始把影院当作商业来经营。
因为一些地方保存有旧的电影放映设施，所以不少人纷纷尾随而至。
那时另一个重要的影院业主是Ali Vakili，他兴建了一些小电影院并创办了最早的娱乐刊物。
伊朗电影的先驱继Akkas Bashi后，Khan-baba Khan Mo'tazedi也是最早的摄影师之一，当然他同样效力于宫廷，Khan Mo'tazedi本来是工程专业的学生，在一家国外的电影公司打过工，学会了基本的操作技术。
于是1916年他回到伊朗时，顺便带了一些电影设备，不料爱好却成为了一生的事业。
Mo'tazedi做御用摄影师后，在宫中拍下相当多的日常生活纪录片。
Mo'tazedi也是20 年代前第一个专为女性作公开放映的人。
从20年代后期始，Mo'tazedi一直在伊朗电影界工作，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电影院老板。
最早为进口外语片配上波斯语字幕的也是他。
1925年，年轻的亚美尼亚裔伊朗人Ovanes Ohanian发现，没有专业人材根本没法拍电影，他曾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过，于是决定在德黑兰创办电影学校。
经过五年的努力，他办起了电影艺术家教育中心。
一开始，学院的基础课程是表演，而不是真正的电影制作。
开学五个月后，在几个毕业生及剧院老板的经济资助下，Ohanian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伊朗电影，《Abi va Rabi》（1929）。
此片是35mm的黑白默片。
有人说这部电影完全照搬丹麦电影组合帕特/帕特森的喜剧模式，因为伊朗人很喜欢看这对搭档的片子。
影评人和公众对这部电影好评有加，不幸的是，两年后的一场火灾将这部电影拷贝付之一炬。
Ohanian随后执导了第二部默片，但因为同期上映的一部有声片冲击，票房并不理想，此后再也无法在国内找到投资，Ohanian不得不离开伊朗赴印度加尔各答开始教学生涯，直到1947年才返回祖国，并于七年后逝世。
和Ohanian 同时代的第二个重要导演是Ebrahim Moradi。
作为20年代后期活跃于伊朗北部的游击队员，年轻的Moradi向苏联寻求庇护。
他在俄罗斯住过几年，在那里学到了电影技术。
1929年，他在里海边的港口城市创办了名为Jahan Nama的一家制片厂。
Moradi 拍完了电影《兄弟复仇记》，但钱却不够完成影片的冲印、发行。
得知首都的电影活动活跃，Moradi满怀希望前往德黑兰寻求帮助，但他始终没得到机会完成自己的处女作。
几个月后，他开始拍新片《好色男》，这部无声情节剧1934年公映，评论非常不错，这也是二战结束前伊朗本土完成的最后一部剧情长片。
阿布杜尔·侯塞因·沙班达阿布杜尔·侯塞因·沙班达被誉为伊朗有声片之父，他1907年出生于德黑兰。
1920年代，这个年轻的作家到印度学习古波斯语和历史。
孟买的大学教授鼓励他尝试电影这种新型的媒介。
沙班达通过导师认识了客居孟买的帕西人Ardeshir Irani，Irani是印度皇家电影公司的经理，他答应投资沙班达的第一部波斯语有声片，于是沙班达才开始自学电影技术。
沙班达又认识了孟加拉电影的先驱Debaki Bose，两人都对用电影展示古老的民族文化兴趣盎然。
当对电影理论有所了解之后，沙班达开始写剧本，Ardeshir Irani作为他的技术顾问。
沙班达与Irani共同执导了《洛尔姑娘》，这是第一部公映的波斯语有声片。
影片极其成功，在伊朗连映超过两年。
印度皇家电影公司受到成功的鼓舞，大力支持沙班达拍摄下一部作品。
沙班达接下来为公司拍了不下四部电影。
后来又为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拍片。
他所有电影的主题都是赞颂辉煌的古波斯文明，以及表达对伊朗拥有乐观未来的信心。
沙班达1936年返回伊朗，满怀希望得到政府帮助建立自己的电影公司，但以失败告终，后因家庭经济原因，他到伊斯法罕一家工厂工作，不过同时并没有放弃电影，他一共写了18本电影书，主编了2本杂志。
沙班达直到年过六旬，都一直没有中断电影梦，哪怕最后只能拍一部8mm的家庭生活录像。
二战期间无电影1937-1948年是伊朗电影史上的一段空白，我们可以为十年的电影冬眠期找到足够多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是二战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盟军在二战期间占领了伊朗，电影产业受到破坏，外国电影占据了伊朗市场（尤其是好莱坞电影）。
回头说说国王礼萨，他是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任君主，20年代初开始执政。
虽然表面上礼萨对西方文明很感兴趣，但没有意识到电影的重要性。
他对电影进行鼓励的纪录，大概只有因摄影师Mo'tazedi拍下他登基加冕的情景，赏了500金币。
礼萨对现代文明的理解非常浮浅，他不由分说废除了很多伊朗传统，禁止女人戴方披巾，命令男人必须穿西装，禁止伊朗传统的受难剧的上演。
因为英国和俄国人的长期殖民历史，礼萨对他们很不信任，所以他转向德国学习现代科技。
1930年代末，有几百个德国技术人员在伊朗工作。
二战期间，伊朗作为向苏联提供后援的重要输送管道，虽然宣布中立，但盟军还是把德国人都赶出了伊朗。
礼萨的消极响应，惹恼了盟军，英国人从伊拉克方向，苏联人从北方南下一齐占领了伊朗。
同年美军杀入伊朗，伊朗被这三个西方大国占领。
礼萨退位，由儿子取代。
盟军在伊朗大肆倾销西方文化，伊朗充斥着帝国主义的流行文艺，所有电影院都放映着盟军的宣传片。
好莱坞电影统治了伊朗，本土文化没有任何空间。
伊朗电影人在战时唯一的工作就是为好莱坞电影配音。
因为伊朗人口中相当高比例是文盲，他们无法阅读电影字幕，很多人也不懂欧洲语言。
所以配音是电影发行商获利的主要途径。
因此，1943年-1965年间伊朗成立了许多配音工作室。
高度发达的配音行业，使得伊朗成为这个领域的输出大国。
但副作用也很大，使得伊朗电影界同期录音的技术水平发展相对停滞落后。
战后新生1947年，在德国UFA接受过专业训练的Esmail Koushan带着两部在伊斯坦布尔配过波斯语的电影回到伊朗，大获成功，这激发了他在电影行业大展拳脚的雄心。
很快Koushan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建立了Mitra影业公司。
投资的第一部长片是Ali Daryabegi执导的社会批评剧《生活风暴》（1948），但由于导演缺乏经验，片子很失败。
合伙人的退缩并没有打击Koushan的信心，他干脆亲自上阵拍了第二部电影《酋长的俘虏》，票房收入还不错，于是坚定了自己的电影之路。
第二年《春节》再遭失败后，Koushan拍出了突破性意义的浪漫歌舞片《羞耻》，虽说今天看来很老套的故事情节，说乡下姑娘被城市花花公子引诱的，后来凭借自己的聪明机智，名利双收，回到故里。
女主角是当时很走红的歌星。
另一个在伊朗电影史上无法抹除的名字是Farrokh Ghaffari，二战期间他曾在巴黎担任过郎格卢瓦的助手。
因为Ghaffari和法国、意大利大使馆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创办了最早的电影俱乐部，每周放映外语艺术片，对伊朗观众和创作者的电影观念都是极大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