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

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

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6]。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7] (pp. 3～10)。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8] (p. 270)。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10]。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11] (p. 2)。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12]。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13]。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14] (pp. 151～189)。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15] (pp. 81～88)。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末期，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地域文化特征明显。苏秉琦在考古学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的概念，建立起各种文化间的时空关系[16]。李学勤曾将当时各地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七个文化圈[17] (pp. 11～12)。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仅始终保持着，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也稳步地扩大和加深，直至秦汉帝国的建立。由此可见，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先秦时期所体现的文化多元一体和连续发展的特征。历来古史学界都将先秦时期分为古史传说时期、历史时期，或者分为考古史前史、夏商周三代考古等结构。近年来，张光直根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整合研究，将先秦史分为四段：第一是直立人生存的时代(B. C. 100万-B. C. 20万)；第二是现代人类的出现到农业的产生(B. C. 15万-B. C. 10万)；第三是农业开始到文明起源(B.

C. 10000-B. C. 3000)；第四是文明的开始及继续发展直到高潮(龙山文化-夏商周)。同时认为中国先秦史是

一门有系统的学科[18] (pp. 31～43)。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实际上重建了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总之，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在研究方法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使用的是考古学语言体系，历史文献起着补充说明印证的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它是建立在文献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考古学材料仅是说明史实、揭示历史规律的证据；对于原史时期来说，虽然有文献记载可以借鉴，但记载内容多有存疑之处，需要大量考古学工作的结合与验证，考古学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文献历史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史前史的研究则完全依靠考古学。

第二、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在古史研究中尤其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甲骨文使史学家对《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有了重新认识；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牙器、兽骨等遗物和墓葬、建筑遗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商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的能与文献相对照，有的则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发掘出土的石雕人虎联合体，“这确实是中国艺术史的新资料，为史学界启示了一组极富刺激性的新问题”[19] (p. 812)。关于商代的世代谱系问题，载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单字和内容的系统研究，运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司马迁所记载的殷代王室谱系是准确的，在此基础上，他还成功重建了殷王室的谱系，重新肯定了《史记》中原始材料的真实性。董作宾根据甲骨刻辞作了详细考证后指出，“《殷本纪》的世系与卜辞对校，自太乙至帝辛，共为十七世，是绝无违误的”[20] (p. 102)。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缺环，并将中华文明大大推前。20世纪80年代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年的水稻是中国最早的水稻。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到10000年的水稻遗址，考古将水稻发现从距今7000年提前到1万年。2002年湖南2万余枚里耶秦简的发现，内涵丰富，极大地丰富和改变关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它的发现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史建立的意义。

第三、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史学研究都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传入后，新史学工作者都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图从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都开拓了学术新领域。从此，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多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1年前后瑞典人安特生发现彩陶文化，从此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寻找新史料的新途径。“站在中国学术史的立场看，这些发现的真实影响，为由这些新问题引起的新认识，中国史学界对于史料之范围及采集史料之方法，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19] (pp. 796～823)。王国维更是总结性地提出地上和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21] (p. 265)。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传统的历史学，几乎改写了整个上古史尤其是思想文化史的看法。

考古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生态环境、农业、手工业、古食谱、原料产地及远途贸易与交换、居址与墓葬、宗教信仰、埋葬习俗与社会分层结构以及社会生产组织结构等。这些都是文献史学所忽视和力不从心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讲，考古学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然，考古学研究也有自己无法深入的研究领域，如人的心理、语言、文学、特定历史事件等。所以，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应当尽量做到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

三、考古学的新发展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随着自然科技的新发展，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日益成熟，考古学学科特性日益明显，其自身“纯洁性”日益丧失，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也逐渐细致化，考古学逐渐从以年代学为主要目的的编史体系中摆脱出来，大量吸收相关学科如自然科技、人类学、民族学等理论与方法，实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考古学“是一个典型的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相关的交叉学科”[22]，这样的定位有利于从考古遗存中采集到更多的社会历史信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许多新兴分支学科出现，如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遥感考古学、计算机考古学、数理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美术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如居址形式、生存系统、人口与资源控制、社会组织结构等新课题。可以说，“现有的考古新资料也可以

超越传统文献的线索或近代流行的概念，启示我们新的历史问题；学者如果摒弃成见的干扰，当有可能创造古史研究的新境界”[23]。考古学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技术手段、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等方面。

首先，考古技术是获取考古材料和提取考古信息的手段，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大量应用，使采集考古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化，田野考古方法和技术的进步使我们从考古材料中提取的信息量也成倍增加，我们的历史研究也会不断提出新课题，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大量介入考古学，田野考古资料的管理实现电子化，运用GIS和GPS数据采集仪记录和保存考古数据，使用电子全站仪测绘和记录考古遗存；在遗存性质的分析上，考古研究者注意通过筛选、浮选、孢粉采样等传统手段，还运用微量元素分析、遗物的成分分析等手段，获取了大量的信息。

其次，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学科领域，获取了更多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信息，进一步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提供大量的材料。例如传统考古学研究中，陶器只是生活用品和我们从事文化序列研究的标志物，但自然科技的介入使我们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如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信息；再如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甲骨文中关于农作物种类粟、黍、稻、麦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然而它们在商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商代文字记载有限，重建商代社会生活应该主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

再次，考古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多数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的构建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为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人们积极思考和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理论水平与方法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多学科交叉趋势明显，出现新兴的分支学科，获得了很多关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与功能、宗教、人口、社会制度等深层次信息，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在方法和经验上，中国区域内早期提倡的田野考古，得力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最多。环境考古学是考古学与地球科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交叉而产生的新分支学科，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古代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重建古代人地关系，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环境上的解释。生物考古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基因考古、古代人类食谱研究等，研究方法有碳、氮、氧、锶同位素比值分析法等，以探索古代人类起源、家畜起源和食谱结构等问题。通过对古代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微量元素等的分析，可以了解古代人类体质形态的变异和生活环境、食物成分等。此外还进行古代社会人口学、古代居民的人种学以及古病理研究。考古研究中进行相关的定量分析时，要应用数学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法在古陶瓷、古钱币和古人类遗存物等课题中的应用；此外还有判别分析法、贝叶斯统计法、多元回归法和神经网络方法等多元统计方法。

第四、在考古学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发展较快的“聚落考古”，备受人们关注。“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24] (p. 86)，它根据古代遗留下的聚落遗迹，通过对各类遗迹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来探求古代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规律。

我国的聚落考古学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与国外同行合作的方式，先后在山东、河南、内蒙古等地进行区域系统调查。1995年以来，山东大学考古系和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对山东东南部开展了八个季度的系统区域调查发现，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向心力和等级特征，了解到该地区从史前到历史时期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的轨迹。可见，区域系统调查法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考古信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研究这一过程背后所蕴含着的古代人口、社会、资源、贸易和生态环境等问题[25] [26]。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中美联合考古队中，还集中了多学科的专家，在田野资料采集中使用了全站仪、GPS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科技，研究课题涉及陶器工艺、石器分析、成分分析、植硅石等多领域，获得了大量的手工业工艺、古代经济贸易、古代动植物和古代自然环境等社会历史信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四、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要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如何开展整合研究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用全局、整体的观点分析问题，开展综合研究。最近历史学界就有学者呼吁“应当注意养成全面的历史观念……对于史学研究有巨大的价值”[27]；国外历史学者也提倡“全面的历史”和“总体史”，做到“全面地

说明研究对象”。考古学界也提倡整体观和综合研究，尹达先生曾指出：“从某一遗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去观察分析其中个别遗物、遗迹……从全局着眼，从整体出发，去进行具体事物分析。”[28] 只有具备这种学术理念，才会在历史研究中自觉掌握考古学和历史学等知识并同时具备多种学术视野，将学科研究成果自觉地综合化，从而多层面地复原古代社会。

第二、打破学科界限，实现多学科合作，寻找历史研究的新突破口，开辟新领域。长期以来历史学科内部的“学科分割”现象十分明显，其对史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对于这种现象已经有学者意识到并提出整改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历史学内部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29]。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学者要注重考古学资料的应用，应充分采纳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人有关的学科。李济早年指出，在研究中国古史应采取各个学科兼行并进的方法，“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有用的，它们可能是治疗狭隘局部观念的良方和最有效的矫正剂”[30] (pp. 9～18)。只有具备多学科合作的意识，才能开放学术视野，多角度多层面地解释资料，揭示社会历史真相。

第三、应当加强考古学与古文字学、文献史学等合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为“未来的考古学将在与文献史学不断加深的整合中得到发展”[12]。当然，“两类材料必须防止草率的合并”[9]。历史研究者应当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力求从考古资料中找到新的闪光点。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进入到有文献记载的时期，文献史料与实物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碑文等)要尽可能地有机结合，互相印证，则会在历史研究中取得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正如朱凤瀚先生所言：“中国的原史、历史考古学和狭义历史学相互间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狭义历史学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原史与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藉狭义历史学做诠释。”[5]

第四、各学科要坚持本学科特性，同时学科自身应以正确积极的姿态，正视“隔阂”问题，从学科自身出发，如学科语言体系应当尽量通俗化，以便让更多的其他学科认可，从而实现本身价值。考古学与历史学都有各自独立的学科特性，要实现二者的整合研究，必须解决他们各自的学科语言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有对话整合的可能。可喜的是，现在这种局面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五、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应当充分关注国内外新的理论与方法，及时补充新鲜血液，转换思维，用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来吸收对方的营养，在不断发展中实现二者的整合和互相促进。

杜正胜在谈到中国考古学家未来发展和奋斗的目标时，提到“中国学派”，认为：“只有中国资料，不足以称中国学派，可能也成功不了中国学派。即使有特殊使用中国资料的方法，也还不能算是中国学派。所谓…中国学派?绝对不能只有一派”[10]。这个目标同样适用于文献史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