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一)
论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哲学史意义
论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哲学史意义众所周知，‚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turn)这一术语主要是用来描述本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学运动，而海德格尔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出他的哲学的某种‚语言学转向‛，但若深入海氏的整个哲学思想，却不难发现一条‚语言学转向‛的线索。
海氏在其哲学之路之始便开始关注语言问题，早在神学期间，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就使海氏百思不解，他对语言的思考始终是在他毕生一以贯之的思想道路上进行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从此在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后期海氏哲学将语言问题臵于其思想的核心地位，并有论文集《走向语言之路》问世。
海氏的‚语言学转向‛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
本文试图对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内容及其哲学史意义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对‚存在‛的追寻使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路海德格尔一生所思的是‚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语言的日常语境中，‚存在‛似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平常谁也不会细细思量这个‚存在‛，然而哲学就是从对这种‚自明的‛惊讶而来。
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方法，当然海氏的语言分析较之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迥然不同，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是在传统语言观范围内进行的，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腊语，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因而海氏对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都考证过从希腊词到拉丁词的转变。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专辟一章，探索‚存在‛一词的原始意义及其隐失过程。
从语法上，名词‚存在‛出于系动词Sein，希腊人将‚存在的意义‛命名为Ousia或完全的Par-Ousia，后世的形而上学将Ousia译为实体(Substanz)，是有失本义的。
海氏以为应用德文An-wesen（在场）来译，某物存在，即某物在场，就是站到自身中并因此显现出来。
语言学转向为什么是必然的
哲学84社会科学文摘 | SOCIAL SCIENCES DIGEST语言学转向为什么是必然的文／黄敏对于语言学转向与分析哲学的关系，近来一些人表示了怀疑。
从描述角度看，分析哲学确实与语言哲学渐行渐远。
像塞尔这样的分析哲学家都曾经表示，第一哲学不再是语言哲学，而是心灵哲学。
但是，要从学理上（而不是历史地）把握分析哲学，还是要借助语言学转向。
对于语言学转向的最佳表述仍然是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给出的。
按这种表述，语言学转向意味着接受语言的优先性论题，即：1）对思想的哲学解释可以通过对语言所做出的哲学解释获得；2）只能用这种方式得到全面的解释。
这里的“思想”就是指陈述句的意义。
在达米特看来，弗雷格是语言学转向的完成者。
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反对对算术以及逻辑做出心理主义解释，并利用语境原则来达到这一目的。
达米特认为，《算术基础》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它为弗雷格赢得了分析哲学创始人的殊荣。
达米特对语言学转向的解释可以引向关于知识论的一个深刻洞见，它表明弗雷格的工作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哲学的基本面貌。
按语言的优先性论题，语言学转向的关键就在于，把知识（思想就是知识的内容）当作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心理现象。
须知，自笛卡尔开创近代哲学以来，知识就首先被理解成观念，从而被理解成心理现象，由此确立了哲学家思考知识问题的框架。
这样理解，语言学转向就改变了理解知识的方式，是基础框架层级的改变。
但达米特并没有把语言学转向与知识论的一般形态联系起来，因而无法说明分析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的连续性，不能解释分析哲学的动机及其推进处何在。
我们的解释从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计划开始。
逻辑主义计划是连接近代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桥梁，它可以同时解释，分析哲学为何从一种知识论研究开始，以及语言在分析哲学家那里为何会如此重要。
本文首先要说明的是近代哲学的知识论架构；其次是说明逻辑主义计划与这一架构之间的关系，借此引入语境原则；再次则说明，语境原则如何促成了语言学转向，进而如何拒斥了心理主义；最后则说明了语言学转向的最终依据。
语言学概论第八章 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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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文人历来十分关注语音。早在南北 朝开始，学士骚人就开始关注音韵问题。首先是周 隅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又将这些 研究成果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提出“四声八病” 之说，开永明体之先，声韵之道大行。“声病”之 兴，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当时的文章体格，对 后来律诗发展的影响却也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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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认为那些既 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 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 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 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后来的“变则派”斯多葛 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士多德的词类 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 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 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 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 呼格之分。
语言学是一门多边缘、多层次的立体性学科 。它和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 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等自然科学都有着紧密的联 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语言学在整个信息 处理技术上占有重要地位。语言学问题已成为当 代哲学、心理学、数学、信息论、控制论、计算 机科学不可缺少的研究课题，语言学的进展已成 为心理学、人工智能、编译理论等取得突破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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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语言学和哲学
语言和哲学的联系也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的 哲学典籍中，不乏关于语言的讨论。有学者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蔑视和放弃语言的态度 ，具有明显的反语言学倾向。邓晓芒.论中国哲学 中的反语言学倾向[J].中州学刊，1992（2）.比如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德经》第一章），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 而忘言。”
心理学与语言学概述
心理学流派 构造主义心理学 意动心理学 机能主义心理学 行为主义 完形心理学
研究对象 意识 意动（感觉、判断等的心理活动） 意识对机体适应环境的功效和作用 行为 意识和行为的完整结构和历 程
精神分析
以患者或心理变态者为对象专门研 究潜意识
日内瓦学派
儿童认知活动主要研究智慧的性质 及其结构和机能
人本主义心理学 超个人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
3、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
心理语言学
实验心理语言学
发展心理语言学
A、“实验心理语言学”（experinemtal psycholinguistics）
实验心理语言学主要研究人类语言使用的问题，包括语言 理解和语言产生的心理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词汇在大脑中的储存与提取方式、语言感知、语言 理解、语言的生成。 语言理解研究：
b、语言较其他行为具有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听 到的语言材料是有一定结构的；第二说出的话语是受规则 支配的。
c、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存在区别，语言能力是语言运用的 前提，但语言运用又是语言能力的证据，因而语言能力与 语言用用同等重要。
d、儿童没有先天的语言知识，但有加工语言材料的机制。 而语言知识就是在运用机制处理信息的“程序”中产生出 来的。
随着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研究，心理学研究 同样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使得心理学研究转而探究语言的 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它把语言本身 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地位。语言学 转向之后, 话语分析、话语形态、话语结构以及表达方式 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并直接进入到心理学的视野, 成为心 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记忆
短时记忆 容量有限的缓冲
器和加工器
长时记忆 长期储存大量信
浅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逻辑进程
语言问题在哲学诞生之初就蕴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哲学最初表现形式就是智者的对话。正如罗蒂所说，哲学本来的意义就是博学的爱好者、广泛涉猎者和各种话语间的苏格拉底式调解者所起的作用，[①a]当时人们关注的是语言所再现的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语言本身。这与当时人类逻辑思维能力相联系，更主要的原因是宇宙、自然界对人类来说最神秘的、也是人类最迫切认识的东西。
二、语言转向的过程及特点
哲学的语言转向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内容转向，语言取代传统哲学中思维、意识以及经验所占的中心位置；二是真正意义的语言转向，即语言学的理论模式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一种参照系，对过去的哲学问题和知识重新审视。转向过程中哲学家选取角度不同，其中有矛盾分歧，也有继承和发展。包括哲学家自身哲学体系的否定发展，如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向后期思想的转折，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哲学研究》对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思想的反动。另外，语言哲学转向继承性表现为同一哲学流派内部的发展，如语言哲学思潮从维特根斯坦开始，经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使语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更加多样化。而不同学派，不同时期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承也是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下面就现代西方哲学几个主要流派各自在哲学语言转向中的作用问题加以分析。
维特根斯坦是英美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代表，他个人思想前后的变化，是哲学语言转向的缩微景观。在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他承认语言和现实事态是一种对应关系，语言是世界的图画，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他假定语言有一种本质，仍将语言与本质区别开来，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框架。然而在他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却鲜明地表现出反本质的方法论特征，放弃前期的逻辑眼光，他说语词的意义就是它们在语言中的用法，根据意义即用法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把语词比喻为工具，它只有在使用中才发挥作用，即表现同一语言作用的差异性，语言活动如同语言游戏，没有本质，没有共同的特征，在活动中发挥不同的意义，同一语言广泛使用在不同的活动中，构成一个大家族，家族成员相似，但意义绝对不同。因而，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静态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一种生活形式，正因为语言这种超验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认识对象。
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
文学院 0801班汉语言文学李梅 2008101010137语言学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革命20 世纪是语言学的时代,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革命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文学批评家认识到语言才是文学真正的本质。
语言学给文学批评提供新思维、新模式、新方法, 60 年代掀起了结构主义批评思潮, 在文本、功能、叙事的研究方面出现重大的突破。
解构主义批评继续沿着语言学的思路, 进一步拓展文本理论。
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里进行了划时代的“哥白尼革命”,语言学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他的理论引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
在西方学术界,语言学的模式被借用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艺术等许多学科领域,也促使其他学科得到了迅猛发展。
语言学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由于语言学本身的突飞猛进的革命进程,更主要的是由于在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先后发生的“语言学转向”。
本文着重考察这种“语言学转向”以及它给文学研究与批评带来的重大变革。
（一）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发生在20 世纪的文学创作上。
根据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与世界。
然而,既然语言的“表征”能力受到质疑,那么,文学这面镜子就同样不能忠实地反映它所面对的事物,它本身就完全可能是一面哈哈镜;既然文学无法模仿自然“, 再现”实在世界,既然在人与世界之间隔着一个由语言形成的符号世界,那么文学创作的直接对象就应该是语言符号本身,因此文学创作也转向挖掘这个符号世界。
先锋派作家认为:语言符号世界本身存在无限的神秘性和潜能,创作的任务是对语言潜能的开发。
在现代派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普通功能被逆转过来,语言不再是创作的手段,而是目的。
诗歌、戏剧、现代小说的一切实验都是建立在这个特性上,作品停止对一种体验的简单的表达,而是追求语言的表现潜能的实现。
马拉美、瓦莱里从词源意义入手创作诗歌的情景。
词语本身产生、构成一个自足的符号系统,没有参照外来世界的任何东西。
先锋派作家认为:文学创作不再是去认识或再现世界,而是符号世界对实在世界的一种补充、一种创造。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及其语言学转向
结论：
科学主义思潮在其发展的前期，与人本主思潮是严 重对立的，但到了后期，即它的后实证主义时期， 这种对立就逐渐消失，而向人本主义靠拢了。当然， 这只是靠拢，而不是合流。
两者的合流，主要体现在罗蒂的后实在论或后现代 主义的哲学中。那么，为什么罗蒂的哲学是“后实 在论”呢？原来上述的种种争论，从语言学上说， 是科学的语词是否指称外部实在的争论，有些哲学 家认为，科学的语词是指称外部实在的，它们的意 义是确定的，；有些后实证主义者们则认为科学的 语词并不指称外部实在，它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 人们称前一种主张为科学实在论，后一种主张为反 科学实在论。科学实在论与非科学实在论之间的争 论激烈的结果出现了两种倾向：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海德格尔以“此在”代替胡塞尔的“先验的自 我”，并以此反对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倾 向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并不真正属于反逻各 斯中心主义。因为德里达指出海德格尔的“此在” 哲学不过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变体。
把人本主义真正变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化的是 德里达。德里达力图以他的解构主义消解一切二 元对立，其中包括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然 而其结果是消解了哲学中的一切确定性，而使哲 学沦落为一种游移不定，怎么都行的消闲哲学或 游戏哲学。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影 响了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使科学主义与人本 主义两大思潮，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大旗下汇 合起来，成了一种引人瞩目的两大思潮合流的哲
逻辑实证主义
响应弗雷格和罗素的上述号召的第一个学派是逻 辑实证主义。由于它以建立科学的人工语言为己 任，因而被称为人工语言学派。它提出了许多主 张，其中最核心的主张是坚持“经验证实原则”。 这种原则 规定：一切科学的语句或命题都必须
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否则就是毫无意义 的、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命题，必须被拒于科学 之外。
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
西方文论的五次转向
（一）希腊时代：人学转向
以智者派、尤其是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为代表，希腊哲学从此前研究自然及其本原为重心转向研究人类社会道德与政治状况，也就是从以探究自然规律为主转向探究人类及其心灵（道德）状况。
（二）中世纪：神学转向
随着基督教入主欧洲，人学中心被神学中心取代，整个“知识型”都奠基于唯一的上帝，任何知识系统都被认为由此发源，这导致了以基督教神学为支撑的视上帝为知识本原的中世纪文论的产生及其霸权地位。
这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家有普洛丁、奥古斯丁、但丁（“俗语之辉煌”和文本四层意义等）、“桂冠诗人”彼特拉克、薄迦丘（“注重文采”）等。
（三）17世纪：认识论转向
强调任何知识都与人的理性相关，都需要从理性去寻求解释。
这种“转向”为文论提供了以“理性宇宙观”为主导的“知识型”。
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文论流派有新古典主义文论（法国的布瓦洛等）、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文论（莱辛、康德、席勒、黑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论转向
正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如现代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
“新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接受文论等。
（五）20世纪后期：文化论转向
它在语言学模型的框架中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为此时期各种文论流派竞相追究文学的文化缘由提供了知识依据。
这些流派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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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一)
“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又译作“语言的转向”。
最早是由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博格曼(G.Bergm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要描述了20世纪分析运动的发展。
最初的语言学转向是在哲学领域中完成的。
也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
这是从关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关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哲学领域的这种变革正在影响着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科学领域。
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哲学的每一次新发展都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事实上，心理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依托哲学而进行的。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促成了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则成为反思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一次契机。
由于这次转向对传统心理学的强烈震撼和决定性影响以及语言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
它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地位。
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分析、话语形态、话语结构以及表达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并直接进入到心理学的视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传统心理学中“语言”的缺席
在心理学领域，尽管语言是人类表达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纬度，然而注重实证量化研究的经典主流心理学却没有能够深入探索这一重要元素，以进行这一具有突破性理论的尝试。
传统心理学中的语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心理学早期开拓者们无法摆脱传统哲学的束缚。
早期心理学脱胎于哲学，虽然冯特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力图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确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但也没有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即试图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中追求意识与心理的本质与规律。
心理学力主研究作为科学世界的心理与行为现象，而作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语言就被存而不论了。
冯特认为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关于经验的科学，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直接经验。
行为主义则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可以外部观察的行为，坚持以客观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而精神分析则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现象，特别是潜意识现象。
这就决定了心理学无法关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语言。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在心理学中的缺席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传统心理学探究的两大主题是“心理”与“行为”。
心理学是一门比较复杂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的漫长的学科孕育和演化的历程中，心理学所观照的对象经历了从人的“灵魂”到“心灵”的转变。
1879年以后，心理学演变成为研究“意识”之学。
到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学又成为研究“行为”的科学。
60年代以后，心理学已经成为研究“行为和心理”的学问。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应该是研究“人性”的科学。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嬗变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诠释了当时哲人及心理学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他们研究旨趣的变化，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波汉所说，每一种解说都有哲学观点与文化视角，没有某种哲学观点，你几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释。
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形而上学假定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意义。
西方心理学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或是类似的观点，将时代精神视为心理学流派、观点、思想的决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传统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现实主题决定了“语言”在传统心理学中的失落。
语言的缺失在华生的行为主义构架中尤为明显，在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合法研究对象的情境下，语言在其中的地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主流心理学对语言毫无关注。
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米德就首先将语言问题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因为实用主义坚持将经验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正是承认了语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经由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这些外在现象去透视人们内在的心灵过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长，由此语言问题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尽管米德的创见还不能视为
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但它无疑吹响了走向这一重要转折的号角。
米德对语言学的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基本层面，事实上已经为心理学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前提，即主体间共享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
人际间借助语言进行交流，但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
不同的语言交流来自不同的心理动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动因、情感、认知会表现为各种形态的语言问题。
二、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溯源
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就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破除了主体中心主义的迷思，使得语言从逻辑中解脱。
结构主义致力于求证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议题具有重要意义：语言学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其所缺乏的严格性，尤其是索绪尔(F.Saussure)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被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发点。
这一区分具有广泛的理论蕴含，语言研究从偶然性和语境的局限之中摆脱出来，人类经验同语言象征双重性的密切关系受到重视。
尽管后结构主义在诸多理论立场上与结构主义相悖，但对语言的关注成为两者共同的旨趣。
构成后现代知识基础的后结构主义反对一直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将意义、实在法则视为不变之物，把它们作为思维和认知的中心。
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再现，文字是语言的再现，写作是思维的表达。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人们原以为有中心和本源的地方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心和本源，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变成了充满差别的系统，在系统之外不存在所谓的超验所指。
可见，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极其重视日常生活阐明过程中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这一观念对心理学具有深刻影响。
尤其是随着西方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其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这些后现代心理学理论所运用的解释与结构的分析方法，不仅消解了两极因素、二元形式的对立，而且突出了语言在我们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无论是我们的感觉过程还是我们的理解过程，无不渗透着语言的影响。
此外，解释学传统也是语言学转向的重要理论渊源。
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哲学主题就是对语言进行哲学关注。
语言是经验世界的重要维度，在语言中自我和社会得以展现，语言与现实世界并非对立，而是内在统一的。
现代的哲学解释学认为，人类运用语言来理解世界和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反过来看，语言又是对人的理解方式和理解程度的表达。
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分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且首先是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
这后一种分析，就是对理解的理解。
由此，哲学解释学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看法，即：人创造了语言，但却从属于语言；人创造的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
从这种角度看，就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人的存在。
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伽达默尔所说的“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等等，都是对这种观点的不同形式的表达。
从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将“语言”问题带入到心理学的尝试则要归功于现象学心理学。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下不少心理学家致力于建构旨在揭示日常生活世界的心理学理论。
现象学心理学关注主体间性，强调理解他人行动之时要强调言说者的姿态、声音、字面意义和意图。
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是上述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这一知识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这一知识运动的拓展。
但心理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则直接为洞察日常生活世界提供了具体视角。
三、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生
当代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除了其深厚的哲学的渊源和理论背景之外，更有其全面展开的心理学研究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