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精神矛盾外观的成因探微

第3l卷第3期2014年7月东疆学刊D ongi i ang Jour nalV01．3l N o．3Jul．2014 E l本民族精神矛盾外观的成因探微付清松[摘要]日本民族精神是在本土性文化实践持续重构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在吸收中重建的独特育成路径造成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诸多表面矛盾，它们可以从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与外和}生、传统性与现代性、集团性与个体性的张力中得到基本解释。

[关键词]E l本；民族精神；矛盾外观；成因；文化[中图分类号]C313。

9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4)03-0011-04 [收稿日期]2014—03—10[作者简介]付清松，男，哲学博士，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价值哲学。

(镇江212013)日本民族精神所呈现的矛盾性在东方乃至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本尼迪克特曾这样描述，“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幢’对此，我们可以透过日本民族文化的演进历程，从其文化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集团性与个体性的张力中分析其民族精神的矛盾特征。

一、日本民族精神的自生性与外生性覃启勋先生认为：“日本精神由原创精神和派生精神两大系统组成，……而派生精神则是原创精神不断衍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旧J(2¨本文认为，将“派生精神”视为“原创精神衍生出来的”这一观点，易使人忽略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改造和整合的自主创造活动。

因此并不简单赞同上述“两大系统”的划分，而认为El本精神是在自主性和外来性文化之间循环重构的产物，即日本民族以最初的文化实践为基础，消化、吸收、整合外来文化，生成文化自觉，并创化出新的文化结构和民族精神，然后在新的文化形态基础上再次吸收外来文化。

如此循环，民族精神在文化转型和更新中不断得以发展。

根据覃先生对日本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的描述心](28。

叭，我们可以概括出日本民族精神发展的几个标志性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和魂汉才”为主导的文化建构模式的民族精神奠基时期。

在这个阶段，日本先民在持续开拓生存空间和提升生产实践能力的过程中，创造了“先土器文化”和“绳纹文化”；随着日本“声音”语言的出现和日本原始民族的形成，原创性的本土文化扎下根来；在亚洲“稻作文化”和“金属器文化”传人之后，进一步创造了“弥生文化”；此后，通过充分吸收中国汉文化，加快了大和民族的统一步伐；最后，以“和魂汉才”为底蕴的民族精神雏形才逐步显现出来。

第二阶段是以“和魂唐才”为体、以“唐风文化”和“国风文化”为两翼的民族精神骨架的育成期。

公元三世纪以降，日本加大了向当时朝鲜半岛和中国汉朝、三国、南北朝文化学习的力度，大量引进、吸收异域的精神文明成果。

然后经过短暂的“闭关修炼”，对外来文化进行筛选和整合，促成了“大化革新”；同时，日本多批次、大规模地派遣“遣唐使”，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超强度地引进唐文化，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唐风文化”；之后，再次经过“藤原摄政”时期“两耳不闻11窗外事”般的消化和重构，创造了“和魂唐才”的官方政治文化和灿烂的民间“国风文化”，为形成独立的民族精神系统贮备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第三阶段可以视为形成日本近代民族精神的发酵期。

这一阶段是日本历史上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

日本饱受长时间的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后经过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最终由德川家康完成了日本新时期的封建统一大业，开创了三百多年的德川幕府时代。

这一时期，借助于相对和平而又闭关锁国的有利环境，日本得以对一千多年来引进的外来文化再次咀嚼、重组和扬弃，极大地稳定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内在结构，奠定了日本向近代民族精神转型的基础。

第四阶段是在19世纪后半叶，这个时期日本改变了主要从亚洲其它国家输入和圆融东方文化的策略，急切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和文化，这便是“和魂洋才’’的政治文化实践，其“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拉开了日本向近代民族精神转型的序幕。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彻底改变了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关系，由文化输入国转变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输出国。

经历二战的洗礼，今天的日本已基本完成向现代性民族精神的转型。

可见，在近代之前，日本民族精神的主体是外来文化，但它对外来文化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自身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对其进行了长期和反复的再创造。

但是，这种再创造并不彻底，因而在民族精神的形成中遗留了很多张力性元素。

比如，一方面周围国家的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的压力和外在入侵的危机意识又导致其对外来文化半推半拒，从而使得吸收的过程表现得磕磕碰碰，时断时续，这种双重态度既激发了其自力更生、抱团意识等民族性格，但也形成了敏感、猜忌、谨小慎微的民族心理。

特别是在一千多年的长期文化输入过程中被过度压抑的民族自豪感，一旦逢上文化输出的机会，便可能畸变为具有报复特征的殖民主义文化心态。

二、日本民族精神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的粗糙转型是日本民族精神矛盾性的又一根源。

日本从封建传统到资本主义文明的过渡期十分短暂，在匆忙中完成的明治维新遗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既没有12积累起较为雄厚的自主性现代文明资源，也没能像以前那样通过“锁国”而获得较为充裕的时间对吸收的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和重构。

因此，日本试图通过明治维新实现社会转型的不彻底，以及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传统与现代元素，导致其现代文化和现代民族心理极不成熟，这是二战前后日本民族精神出现病态的文化主因。

日本在传统上同中国一样，是典型的东方式封建主义，超稳定结构和高度的专制集权是其政治上的主要特征。

尽管在幕府统治时期形成了天皇系统和幕府将军两个权力中心，但实际权力仍掌控在将军手中，并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权力制衡文化。

这种东方式封建主义明显区别于西欧的封建制，后者的庄园制经济体系和雇佣兵制度，客观上促进了封建地方自治，使得地方王侯和贵族在政治上与中央的国王关系相对冷淡和疏远，类似于纳税人和征税入的关系。

这种地方自治是资产阶级宪政的重要基础。

而幕府统治晚期，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地方自治发展尚不充分，“明治维新”是日本幕府统治阶级摆脱危机的被动选择，西方列强的干涉加剧了日本现代民族精神的异化与扭曲。

【3j(210’在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中，除了天皇、将军等核心统治阶级，日本社会还出现了藩阀、军阎、武±、公卿等统治阶层。

这些不同的封建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以“明治维新”为契机和纽带，军阀、财阀、官阀之间结成横连纵结、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同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相比，“明治维新”的封建残余更多，封建流弊也更为严重。

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类似“光荣革命’’的运动对封建残余再次清扫，就匆匆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3](3㈣封建等级文化、部落町人文化、武士文化、干亲文化等衍生的集团主义和人身依附惯性，依然深深支配着日本人的行为和处事规范。

“明治维新”的不彻底和文化上的严重消化不良，还导致日本的社会精英对日本在亚洲的身份认同模糊和角色定位错乱。

“明治维新”以后，很多日本统治者认为，日本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与其身处亚洲的“尴尬”地理位置及“落后”的东方文化身份极不相称，这引起日本统治者的“身心”紧张，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右翼理论家大肆贩卖黑格尔鼓吹的西中心主义，使得统治阶级不能清醒地定位日本文化。

而在这种漂浮不定的文化一D态支配之下，“脱亚入欧论”H3最终被炮制出来。

日本所患的民族精神分裂症，一方面在于日本统治阶层对“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暂时繁荣飘飘然并倒错性地配置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脱亚”就是典型表现；另一方面则与日本的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密不可分。

就前一方面而言，日本文化精英并未意识到，只有在历史中系统梳理民族文化的传统和流变，才能确立自身的文化位置，从而恰当地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这才是文化理性成熟的表现，简单地从文明的制高点剪断自身文化辫子的实质则是文化虚无主义。

换言之，日本并不能凭借自己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来洗刷掉自己的文化出身；况且，日本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日本可以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日本的独特性是与同属东方文化的中国、朝鲜、印度等文化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恰如本尼迪克特所言，“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部落相同，却可以做些修改以适应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在这一过程中会排斥某些基本习俗。

不论其对整体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

”…"’三、日本民族精神的集团性与个体性依赖集体、倾向团结本是日本精神的优秀品质，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转化为具有负外部效应的集团主义，并与个人的吃苦耐劳、逆境不屈等民族性格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构成日本民族精神中的又一重矛盾外观。

不过，日本民族精神所承认的个体与西方所崇尚的个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其个体性始终离不开集团性。

因为后者建立在西方独有的私有制形式、宗教信仰、契约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石之上，而且本民族精神中的个体属性是东方整体主义德性文化和处事规范的寄生物。

日本集团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由自主性的开拓文化形成的集体协助意识；第二，在儒家文化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纲常和等级文化，被泛化为以忠诚为粘合剂的社会集团①文化；第三，崇拜强者和权威的心理以及强调忠诚而忽略仁慈”】(m’的伦理准则，使得社会中大大小小的集团都在神道教和忠于天皇的观念支配下统一于天皇，日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呈现出由“忠”维系的树状结构，由“孝”连接的组织仅局限在家庭和干亲之内，所以相比而言，“孝”凝结社会关系的功效不如“忠”强大，即日本横向的社会联系强度没有纵向的集团联系强度大；第四，日本深居孤国和面积狭小的地理环境所引发的生存压力和危机感，增强了日本人依赖集团的民族心理。

∞儿驯由于以上原因，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对本族与外族的区分意识十分强烈。

在本族的集团中，日本人感到自在踏实，同时只要行为按照集团所希望的那样按部就班，安其位，守其分，个体就会得到集团的接纳。

我们可以用两句话形象地概括日本民族精神的这种特性：在集团内(如果与其他民族或国家做参照，这个集团就是日本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集团外，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相反，如果脱离集团，个体则产生强烈的负罪感"J(78’，集团也会对其排斥或将其抛弃，2004年日本青年香田证生的遭遇以及二战后许多日本老兵不敢回国或回国后自杀的案例哺](37’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的“耻感”文化也与集团文化密不可分，I t本人在集团内没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