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探寻“寻根文学”的发展之路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寻根文学”的热潮，寻根作家从民间、地域文化等传统文化中来寻“根”，力图在现代意识的水平上关照中国民族文化部入现代化所遭受的价值危机。并探讨了寻根文学对当代小说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寻“根”之路过于局限，使得这条道路越走越狭隘，最终寻“根”的热潮迅速归于冷淡。

关键词：寻根文学传统文化民间、地域文化复古局限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作家们在创作中多是以干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为目的的，甚至一些作家投身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开始走向衰落了，一些所谓的“作家”只从理论入手，形成了一种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等空洞俗套的怪现象。在当时在时代背景下，当时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文学渐渐失却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导向地位，真正的纯文学被理论文学与政治文学所挤压，其文学内涵与人文素养方面的影响力已大为减少，许多作家开始思索中国文学的真正出路，许多年青作家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而不是盲目的跟随批判的大方向，开创了从细微处寻找文学出路的局面。

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

从众多的寻根文学小说中不难发现，,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那些具有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偏好。比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描写了黑龙江“野蛮女真人使犬部”,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则描写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穷乡僻壤和闭塞山寨中人们的生活,其中结合了大量的神话、传说、野史、祭仪等非现实和超现实内容。总之,这些原始或半原始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大量运用，既构成了寻根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成为应当认真思索的一个问题。

大多数寻“根”作家都曾是下放到偏远山村的知青，以韩少功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不愿意涉足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改革文学”，受到国内“文化热”和拉美文学的影响，将审美视野投向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着眼于自己熟悉的地狱中来探索民族文化的源流和精髓。以韩少功为例，他一直沿着洞庭湖苦苦寻觅“楚文化”的踪迹，他的《爸爸爸》系列寻根小说，植根于湘西那块散发着楚文化气息的古老土地，发掘蕴藏于其中的楚文化的历史积淀。如《爸爸爸》中，作者把一种具有远古意识、初民思想的生产方式呈现出来，那里有千奇百怪的迷信和解释、预兆、禁忌和行为，像：吃了鱼和鸡会腹生活鱼活鸡；贴红纸可以避邪；灌大粪可以治好风病等。那里还有神奇的巫卜文化，盲目的祖先崇拜和长辈权威，这些都展示了湘西这一封闭地区的独特的混沌蒙昧的荆楚文化风貌。韩少功认为，村俗文化里类似自然生命群落而呈现出质朴与原真的生命面貌，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与合理性。远离城市文明的偏远乡村中的方言土语，风气习俗，畸人畸行在他看来有一种亲切感，是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码，足以构成能与现代城市文明相抗衡的文化形态而继续存在。

但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及其实践者们由于自身对文化断裂带的认识偏差，对传统文化中他们要寻觅的“根”定位不准，再加上其在吸收时又不能消化和自笛才情的缺之，更重要的是其对自身价值定位的模糊和既急于超越，又无法超越的浮躁造成了他们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越位和混乱。

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起出现的原因和环境来分析，“寻根文学”的文学寻根之旅是文学自身演变发

展的一次突围，也是作为人的作家和有着社会生命的作品为追求理性价值而对束缚、控制的挣扎与突围。

从审美角度来看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转型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从传统的功利载道型向现代审美愉悦型的转变。寻根文学之前的当代文学整体风格，仍然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在里面，用文学担负起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成为当时很多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于是寻根作家大刀阔斧的对传统的“载道”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持论最为激烈的当数李杭育，他说：“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偶或论诗，也只‘无邪’二字，仍是伦理的，‘载道’的。”并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改变，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美学的。”基于此，他们希望借当时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文化热”冲淡或反拨文学中过于浓重的“载道”倾向，为新时期文学植入一些审美因素。这种文化策略，在韩少功那里被表述为“对东方民族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找”。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显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发问。接着作者通过一位诗人去湘西开会，终于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它，“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这种境界显然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对于寻根的目的，他从理论上概括为：“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寻根”。实际上就是一次审美范畴内的历史文化追寻活动。

以韩少功创作为例，在他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作品中，寻根作家们在创作中也高扬主体审美意识。审美的意义呈现出对“载道”文学观全面替代，作品的实际意义主要依靠文本的美学内涵来体现和发挥。如在《爸爸爸》里，神秘而浪漫的巫楚文化通过大量的民俗事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鸡头寨”——一个时空不明的世外村落，它被种种神秘气氛所笼罩，联系着一系列神奇事件：蜘蛛精、岔路鬼、蛇好淫、挑生虫的传说以及红白喜事的唱简、祭祀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