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残缺与故土召唤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

新居残缺与故土召唤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池雷鸣摘要:拥有“双重经验”的新移民作家，将“新居残缺一故土召唤”的“双向结构”隐匿于小说创作中。

在面对 面的新居体验之中，新移民开始逐渐在种种“残缺”之中洞察“西方”的真相，但同时这种“新居残缺”又蕴藏 着“故土召唤”，令新移民在聆听中重构“归境”。

由于聆听“故土召唤”姿态的不同，新移民与故土之间产生 了情感的、恐惧的和消费的三种诗学姿态，而只有基于情感承认的聆听与回归，才有可能让新移民赋予“离散”真正涵义，即在“边缘的视点”中重构“家园”，实现“差异的统一”。

关键词！新移民文学;加拿大;差异；离散作者简介:池雷鸣，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暨南学报》编辑。

中图分类号:17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569(2019)01 -0215 -11饶秡子、蒲若茜在有关张翎小说的研究论文中，注意到了《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小 说所具备的跨越“历史与现实边界”的特质*!刘再复在评价李彦的《红浮萍》时曾指出，《红浮 萍》以“西方的当下状态与东方的历史记忆的互映设计”而呈现出“双向性结构”；"可见，历史 记忆与现实情境的对照这一新移民小说的结构特征已被学者们所关注。

尽管这种“双向性”在一些诸如陈河《夜巡》、严歌苓《陆犯焉识》等历史记忆或中国叙事的小说中似乎并不明显，但正如陈河《布偶》、严歌苓《芳华》、张翎《劳燕》所呈示的那样，叙事者、回忆者或主要人物的 “现实情境”依然处于“跨界”的语境之中。

其实，不管某个具体文本如何呈示，新移民群体的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留英美中国人英语文学与‘东学西渐’”（项目编号#17CZW053)。

①饶秡子、蒲若茜:《新移民文学的崭新突破:评华人作家张翎的“跨越边界”的小说创作》，《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②刘再复:《历史的见证与人性的见证:读李彦的〈红浮萍1》，李彦:《红浮萍》，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15《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双重经验”！都是不可忽视的显性存在，这种“双重性”即便一时不会呈现在文本中，但作为 “被隐去的叙事”依然会对文本产生持续甚至强劲的影响，特别是将其置放于整体性视野之 中时。

从整体上看，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乃至新移民文学，确实具有饶秡子等人所发现的“双 向结构”，且此结构又蕴含“故土一新居一故土”的空间性，以及“新居一去国（回忆）一归国一 新居”的时间线索。

笔者将其归纳为“故土创伤一西方憧憬”“新居残缺一东方召唤”两类“双 向”结构。

具体来说，前者在情节上偏重于历史记忆，时间上集中在去国之前，空间上聚焦于 故土;而后者侧重于新移民落地之后的现实情景，时空上以新居为中心，且在未来性上关乎故 土。

本文将观照新移民们如何从新居的残缺体验中惊醒，又如何在残缺中聆听故土的召唤，并 探讨“新移民”之“新”的可能性。

一、残缺的新居体验与西方的真相从新移民的文学经验来看，“故土创伤”与“西方憧憬”之间的结构关联，其实是对新移民 的历史经历与生命体验的文学投射，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生活与文本高度契合的文学语境 下，新移民在故土之上的“西方憧憬”一直缺乏面对面的检验，而处于大洋彼岸之外的幻想之 中；一旦新移民踏上西方的土地，开启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居之旅时，“创伤”与“憧憬”之间的时 空关联将在新居的种种残缺中得以消解与重构。

当飞机落地之后，新移民的离散之途旋即开 启，与故土体验相较，差异的、陌生的新居体验扑面迎来。

无论他们以何种缘由去国，对“西 方”有怎样的憧憬，在他们落地之前所遭遇的“西方”实际上都有一个存在的阈限，即仅限“故 土 ”所昭示的地理疆界意义;一旦疆界得以突破，新移民在面对面中所经历、体验到的“西方”，就不再具有或局限于以往的意义场域。

残缺的精神体验。

《红浮萍》（李彦）中的“我”，在历史的追忆与反思中始终走不出“创 伤”所造成的荒芜精神困境，于是希翼着新的开始，她只身来到加拿大，却不幸再次身陷囹圄。

到了加拿大，“我”与富豪遗孀汤姆逊太太生活在一起。

随着与汤姆逊太太的交往和对加拿大 了解的日益增多，“我”渐渐感受到了支配这个民主与自由社会的“生存法则”，即物质主义。

在物质主义的人生准则里，老太太为了财产放弃了做母亲的愿望，嫁给了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为了一个舒适的生活，而舍弃了贫穷的追求者;为了守住财产，即便是“被几个壮汉抬上救护 车时”，也“挣扎嘱咐我：‘莉莲，请看守好一切，别让生人进来……千万，千万……’”②于是，她 只能与狗相伴，在每隔两星期的畅饮中自甘堕落，孤苦地活着。

当“我”意识到养尊处优的汤 姆逊太太在物质中失去了尊严，过着无意义的生活时，“我忽然感到，我在这所巨宅里的生活 实在是空虚且无聊”。

#“我”无论是在过去中，还是在现在中，无论是在故土上，还是在新居 上，都没有寻找到生活的意义，也就没有走出一直都希望走出的人的根本性的现代困境。

$这①刘登翰指出，新移民的“双重经验”是他们拥有从国内到国外的双重人生经验，且强调他们的异域体验,“不是那种由参观访问得来的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真正融人自己血肉和心灵的真实人生的体验”；这构成了一个互相交叉的文化视角，形成一个互有比较的新的思考空间和书写空间，是新移民独特的文化优势,令他们的写作既不同于所居国作家，也不同于母国作家。

（参见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美华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词》，《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这种“双重经验”自然会呈示在他们作品的文本构成与叙事结构上。

②③李彦：《红浮萍》，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312、1%3页。

④查尔斯•泰勒曾说&“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出现的问题是类似的，即什么使人的生活值得过，或者什么赋予他们的个体生活以意义。

为了回答这里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仍旧处在摸索过程中。

这就是根本性的现代困境。

”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霞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216《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或许正是书名“红浮萍”的意义所在。

它显然是“我”的生存性隐喻。

如同它作为标题始终贯穿文本那样，“我”的生存境遇也并未因时空转换而发生质变，一直是天地之间随波逐流的“红浮萍”。

残缺的消费体验。

与“我”在西方的精神寻找相左，《曾在天涯》（阎真）中的高力伟，离开了精神丰裕的故土（如他的人文知识分子身份、读博士的机会及其最后的回归所表征的那样）到西方追寻“天堂般的美妙”。

这个西方的“美妙”在高力伟的世界中就是“加币”。

“五万块加币”可以说是高力伟在加拿大三年多来的缩影，除此之外，仅是些抽象的虚无&“回国这么久了，我很少再去回想那三年多的北美岁月。

一切过去都只有叹息，一切对过去的叹息都是那样苍白那样毫无意义。

那些日子在我心中越来越成为抽象的概念，只有当自己到银行兑换人民币时，才恍惚地意识到原来这钱还是自己从加拿大赚来的。

”！这是高力伟在加拿大三年多生活的写照与总结。

这种精神的落寞与虚无与去国前那种狂喜和憧憬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经过三年多的面对面体验:语言障碍、文化不适、底层生活的艰辛等，高力伟的西方神话终在精神和心理的巨大落差中幻灭了；怀揣着生存的虚无体验，高力伟带着五万加币一西方的象征，回国了。

“引子”中，高力伟只是做了一个死亡的梦，以此隐喻生不如死的西方生存体验，而在《你来，我走》（尧尧）中，那个总是引领潮流，总是被“我”模仿的肖梅，却陷人异族婚恋的冲突一“他们之间有诸多的不能融合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中无法自拔，终不堪“爱”的折磨选择自杀。

在整个文本中，肖梅的自杀和她的移民一样都具有极强的故事情节推动力：肖梅的移民，让“我”与加拿大产生了联系，并最终实现了移民梦;而肖梅的自杀，让“我”与曾经告别的故土再次发生了关联。

“我”是肖梅的崇拜者。

这种崇拜的建立正在于肖梅是“西方”的崇拜者。

从小时候起，肖梅的“西方”是由“她爸从国外带回来的舶来品”&透明的连裤丝袜、英式的镶着小花边的立领衬衫、印着H a p p y F a c e的纯棉T-s h i r t、美国萍果牌牛仔裤等，或者是父亲的讲述:从埃菲尔铁塔俯视的城市、纽约的繁华、佛罗里达的阳光等物品或者抽象的物品构成的物化西方;而长大后的肖梅就不再满足于舶来的物化西方，而是“向往有朝一日能真正融入到西方的社会中去，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呼吸，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细细品味西方的生活”。

#此刻的“西方”不止是物或生活趣味，而是消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系统;是生活的旨归或生存的形态。

这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在“消费者社会”中消费和生存已经无法而且没有必要区分了。

$但肖梅的死让“我”的消费崇拜与模仿失去了原有的方向。

紧接着，祖母病危，“我”终于重回故土，之后又随着加拿大白人老板再回故土。

那曾经只在别人那里出现的“留”与“回”的问题，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生存体验中，自此之后，“我”也陷人了生存选择的困境&“我曾经以为，移民北美是我漂泊人生的句号。

后来才发现，新移民的生活永远都是省略号，永远没有句号。

”％“句号”有无的隐喻透露出“我”的西方天堂憧憬的正式破灭&就消费的满足而言，后来居上的“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残缺的价值体验。

消费，并不看重物的使用价值，而是聚焦物的象征，即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消费关系里消费者所需求的“不是物，而是价值。

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

&对作为消费的“西方”而言，新移民开启离散之途的真正诱惑在于，与一般的世俗生活相比，更向往“西方”在全球所播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人作为存在者的终极意义与价值，①阎真&《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〇1〇年版，第1页。

②③⑤尧尧:《你来,我走》，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4-5、1页。

④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7-78页⑥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217《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而且在无意识的诱导和非强制的统一的策略与效应中，让他们相信这些是人人可获取的普适价值。

“西方”就在此基础上建构自我，借助于广告和大众传媒，在第三世界广泛播散自我形象，并以此为衡量的普世标准，在文化翻译中形塑落后的、匮乏的他者形象。

这种播散在全球化语境中具有隐性的、柔和的特征，与战争年代相比，其效力无与伦比。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移民潮就是例证。

这也是全球化对空间的开发后人空间性的自然需求。

也就意味着，移动权利与“西方”所表征的自由、民主同样，属于人的生存性的幸福。

无论是基于消费的诱惑，还是全球化社会语境的激发与开拓，“西方”在新移民心中所具有的天堂式的憧憬都建立在人的本性需求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