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是什么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一、辛亥革命的意义
辛亥革命“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走向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开端，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震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政治神经，是政治制度与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

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型”都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认为正是这次革命，“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

因此辛亥革命有一下几点历史意义：
第一，完全打乱了传统的统治秩序。

皇帝被拉下马了，皇帝是旧统治秩序中的头，辛亥革命砍掉了这个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

此后，旧社会势力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

第二，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帝制下的中国老百姓被称作“子民”或“蚁民”，民国里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是国家主人了，孙中山将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人民将民国比作一公司，老百姓是公司的主人。

第三，它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

皇帝都可以被打倒，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打破的呢？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石。

二、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亥革命后大盗窃国，帝制复辟，中国又陷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

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

革命党人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来，依靠并发动群众严重不足，尤其是同广大下层民众的脱离，同盟会又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成员十分复杂，导致这场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使中国从此走上独立、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实现人们原先对它的期望”。

借用董必武的话说就是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更是原封未动。

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

”
三、辛亥革命的综合评价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论，已有学者进行了反驳。

阐明失败论认为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根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以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这显然不对。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呢？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观察视角。

我们是将辛亥革命当作一个个别事件，还是将其视之为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如果将其看作是一个个别事件，那就是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偶然的、零碎的行动，革命是否成功，那就看革命的对象是否被推翻了。

如果将其视之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步骤，是建构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所必须的一系列环节中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革命是否成功，当然就取决于革命之后中国是否真正建立起了民主制度。

从这个视角观察辛亥革命的成败，需要我们“瞻前顾后”，首先需要确认“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这个问题的真实性，确定这个问题的真实性，又需要确定清末立宪的不可行性。

从理论上看，民主制度的建构可以通过两种路径，一个是暴力革命，彻底打破现有政治秩序，一个是在现有政治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和平过渡到民主制度。

从历史实际看，清末宪政改革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呢？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识到，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更多是内源性的“自败”，宪政准备过程中清王朝“私心”引发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立宪诚意的怀疑，改革的阵痛向地方和社会的转移，导致了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等等，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革命发生的客观条件的积累。

问题又出现了。

一个必然发生的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革命的崇高目标的自动实现。

也就是说，革命虽然是晚清社会变革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如果革命者民主思想准备不充分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从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来看，民国的招牌虽然挂起来了，但是在民国的招牌下，专制的暗流、复辟的逆流、非民主的潜流还大量存在，民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相反，清政府被推翻后的中国离民主的距离还很远。

从这个角度来
说，虽然“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环节”，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建构民主制度的成功的开端。

第二，研究主体衡量革命成功的天平（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个天平是用“清朝统治的被推翻与否”作为衡量的砝码，那么，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如果这个天平是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作为衡量的砝码，那么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是成功的，但实质上是失败了；如果再加上“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个砝码，那么辛亥革命无疑是失败了。

这么说，衡量革命成功与否的这个天平上的砝码能够随心所欲地增减吗？当然不能。

这就需要我们注意第三个方面。

第三，辛亥时期（或称之为清末十年）的时代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任务，辛亥革命发生的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就在一个字：“变”。

“无论革命派、保皇党、立宪派、社会人士以至清政府和统治集团的各派别，除少数人外，都在因势求变。

只不过因为利害各异，变的取向和求的方式有所不同。

”
清政府、革命派、立宪派对于“变”各有不同的认知，革命派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民权”作为“变”的取向，将暴力革命作为“变”的方式，其中，“平均地权”是革命成功后对待地价上涨的一种方法。

立宪派起初是不同意这种方式的，他们希望通过和平请愿方式（国会请愿运动）自下而上地实现向君主立宪的过渡，只是在革命烈火燃烧起来后，他们才勉强接受了暴力方式，同时，在他们的参与下，辛亥革命实际上演成了一场有限的暴力革命。

清政府对待变革经历了一个先经后政、由简入复的过程，最终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双重压力之下被迫宣布建立责任内阁。

但是，这时，无论是清政府、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均难以独立担当起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的重任。

清政府整个官场已经腐朽，可谓积重难返，它的被推翻，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符合政治道义原则的。

于是，立宪派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也只能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