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

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曾盼盼，俞国良，林崇德[摘要]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志愿者活动研究、跨群体助人研究，以及群体间助人研究。

这些新视角及其相关的研究，反映出亲社会行为研究在各个水平以及相关学科间进行整合的趋势，有助于研究者对亲社会行为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志愿者活动；跨群体助人；群体间助人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宽泛的行为范畴，是指个体自愿做出的，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并促进相互之间和谐人际关系的行为。

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人际间临时、自发的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和这类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机制。

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际间助人行为的研究日趋饱和，研究者对助人和利他主义的兴趣逐渐降低。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对该领域的兴趣被重新点燃。

这时的研究者不再囿于传统的主题，而是开辟了诸多新的整合性的视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称为微观分析水平的研究），以及群体和组织水平上助人行为的研究（称为宏观分析水平的研究）。

前者是在社会神经科学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新视角，后者的发展主要归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志愿者活动研究的不断升温。

志愿者活动是镶嵌在由社会群体身份所建构的社会和行政背景中的一种有计划、长期的亲社会行为。

它既是一种个人活动，也是一种集体活动。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志愿者活动的关注，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背景，来联结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和群体或群体问行为研究，促使这两个本来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轨迹的社会心理学传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

鉴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具有代表性的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进行述评。

一、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一）亲社会行为神经机制的研究关于亲社会行为起源的研究表明，共情可能是连接遗传倾向和直接的亲社会行为的基本成分。

对他人状态的共情唤起，可转化为各种亲社会情绪（诸如同情、怜悯、内疚和担忧等），继而诱发亲社会行为。

鉴于这种理解，在社会神经科学发展起来后，研究者很快就开始探究共情的神经基础，并使之成为社会神经科学研究的焦点。

该领域不断累积的证据表明，人们既可以共享另一个人的情绪或感觉状态，也可以通过对他人状态的推理来理解他人的意向、愿望和信念，前者被界定为是共情，后者被称为认知观点采择。

尽管共情和对他人状态的认知推论经常同时发生，采用fMRI技术的社会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共情和认知观点采择激活了不同的神经网络。

前者激活的脑区主要集中在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和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区域，后者主要激活前额叶中部（medial prefrontal reglons），颞上沟（the superior temporal sulous，STC）以及顶叶（parietal lobe）。

Singer等通过比较被试自己接受痛刺激和观察另一个人接受痛刺激时大脑的激活状态，证明了在两种情况下，AI和Acc均被激活。

其他使用不同痛觉刺激和情境的同类共情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

将痛刺激换成令人厌恶的气味刺激和触觉刺激时，这两个区域也会被激活。

基于对共情的神经基础的探讨，社会神经科学家对共情的内涵做出了总结，即：（1）共情是一种情绪状态；（2）这种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是同形的；（3）这种状态由对另一个人情感状态的观察和想象引起；（4）共情者知道是另一个人引起了自己的情感状态。

这种界定能有效区分共情与观点采择、同情、怜悯和情绪感染。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与同情或怜悯不同，被共情引发的情感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同形的，同情或怜悯却并非如此。

共情不一定会激发亲社会动机，共情有时甚至有阴暗的一面，比如，用来抓住另一个人的弱点，使其遭受痛苦。

而同情或怜悯则与亲社会行为有必然联系，如Kim等发现，对另一个人的悲伤表情产生怜悯会显著地激活中脑腹侧纹状体／隔膜区网络（midbrain—Ventral striatum／septal reglion network），这些区域对于诱发亲社会取向的动机及伴有的价值感起重要的作用。

因此，共情需转化为同情、怜悯或担忧情绪，才能引发亲社会动机。

除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共情做出完整的界定外，社会神经科学家还总结出大脑共情反应的调节因素。

例如，情绪的内在特征、共情者与共情对象的关系、共情者的特征、情绪刺激的显著性与强度，情境因素等等。

de Vignemont和Singer 等（2005）试图进一步探究共情过程在哪个环节上受到调节，提出了两个共情模型——后评价模型和前评价模型来对此进行阐释。

在后评价模型中，对情绪线索的知觉，直接地、自动化地激活了情绪反应，同时背景信息得到评价，背景评价的结果会调节最初自动产生的共情反应。

在前评价模型中，对情绪线索的知觉，不会直接地、自动化地激活共情反应。

情绪线索首先在内部和外部信息背景下得到评价，背景评价加工的结果决定了情绪反应能否产生。

目前，对共情的神经科学研究还无法区分以上两个模型提出的加工路径。

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使用更为有效的技术，以及通过改善实验范式，来区分这两种加工路径。

尽管社会神经科学对共情的研究取得到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影响大脑共情反应的因素，在调节大脑共情反应时是否会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亲社会倾向的个别差异源自何处，这些个体差异是否可以预测同情和怜悯等包含亲社会动机的情感？连接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

（二）志愿者活动的研究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和群体研究搭建桥梁的志愿者活动的研究，是2000年以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倍感兴趣的领域。

社会学家，例如Wilson等关注社会建制和人口学因素与志愿者行为的联系。

比如，考察家庭、宗教组织、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水平、性别、民族与志愿者行为的关系。

心理学家则关注潜在志愿者的个性和需要，以及他们面临的社会情境，如何经由不同的动机转化为志愿者活动。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整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

他们基于取自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指出个性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如家庭、文化），均会对志愿者活动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以个人内部的认知过程（比如态度，身份认同，对理想的承诺）和人们社会网络的丰富程度为中介。

与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所关注的临时、自发的助人行为不同，志愿者活动是一种长期的、有计划的亲社会行为，这就涉及传统研究所忽视的视角，即像志愿者活动这样的助人行为为什么能长期维持下去？Omoto和Snyder以及Pi1iavin等分别提出不同的模型，来解释哪些过程使志愿者活动得以维持。

这两个理论模型的侧重点不同，但并不相悖。

Omoto和Snyder提出的志愿者过程模型更为关注个人内部的变量（比如动机），认为持续的志愿者活动主要由最初人们去当志愿者的动机或需要，与人们作为志愿者的实际经历的匹配程度所决定；同时，该模型还指出亲社会倾向，志愿者活动所得到的社会支持，志愿者经历所带来的满意度，以及志愿者融人组织的程度，对于维持志愿者活动也起着重要作用。

Piliavin等提出的角色身份模型则更为关注社会角色和社会背景（Piliavin，Grube，&Callero，2002）。

模型中两个关键的结构，即知觉到的期望和角色身份，变成了该志愿者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知觉到的期望促使个体决定去当志愿者，组织变量（如某志愿者服务组织的声望），以及与实际的志愿者活动相关的经历和行为，而这种角色认同，是维持志愿者活动的直接原因。

关于志愿者活动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志愿者活动对于志愿者自身可能产生的益处。

我们知道，传统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更为关注助人行为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志愿者活动研究和后文将要介绍的群体间助人研究，都给予助人行为的后果大量的关注。

心理学家对志愿者活动所产生的积极身心效应的研究主要关注这几个问题，即志愿者活动是否有长期的益处；志愿者活动的数量和类型，志愿者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志愿者活动的效应；产生这些积极效应的机制是什么。

Piliavin等人通过长期的追踪研究对几个问题做出了探讨。

他们发现，志愿者活动能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发展性影响，与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有正向联系；所参与的志愿者活动越多样，时间越长，一致性越高，志愿者的身心健康水平就越高。

那么，志愿者活动对不同个体的效应是否不同？答案是肯定的。

Piliavin 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体融入社会的程度调节着志愿者的效应。

那些与社会更为疏离，即单身、较少与朋友或亲戚来往，或住在人口稀少地区的个体，更能从志愿者活动中受益。

由志愿者活动带来的融入社会的过程和自我价值感的提升，通过心理一神经一免疫学的路径，促进了个体的身体健康。

这就是志愿者活动对志愿者自身产生积极效应的内在机制。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部分关于志愿者活动效应的研究一般采用调查方法，在做因果推论时我们要慎重。

（三）跨群体助人行为的研究自亲社会行为研究与群体研究开始对话以来，跨群体助人的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亲社会行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关于该主题的大量研究都揭示了一种对自己所属群体成员较强的偏爱倾向，即人们更有可能关心那些与自己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因而也更有可能去帮助他们。

Stürmer等研究者在不同文化间背景下，系统地考察了群体成员身份对于由共情动机引发的助人行为的调节作用，证明了人们在决定是否助人时个人过程与群体过程的差别。

当助人者和被助者属于同一文化群体时，共情对于助人行为的影响较强，而当两者分属不同群体时，共情对助人行为的诱发作用则相对较弱。

在由实验操纵所创造的群体背景下对同样的问题进行考察，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Stürmer等还考察了群体成员身份如何调节被助者的吸引力对助人的预测作用，发现当被测者是外群体成员时，吸引力对助人的预测作用比当被助者是内群成员时更强。

Stürmer等人的实验说明，在内群体条件下，共情是助人行为较重要的预测因素；而在外群体条件下，人际间因素，诸如吸引力，是助人行为更为重要的预测因素。

总之，大部分跨群体助人的研究，均认为助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群体内现象，因而强调共享的群体身份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人们似乎总是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理由（比如，吸引力）才会去帮助外群体成员，而对于内群体成员，不提供帮助才需要特别的理由。

为了提高跨群体助人的概率，人们需要在知觉中放宽内群体的范围，诱发一种“共同群体身份”。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以Wright和Richard等为代表，则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和考察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助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