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的原因及对策

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现状原因及治理对策“礼金”，本来是礼尚往来，逢年过节，乔迁新居，婚丧嫁娶，生病住院时亲朋好友表示的一点心意。

而现在，出现了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权钱交易，具有明显的受贿性质。

对此，尽管党纪政纪有明文规定，各级领导也三令五申，但送收红包、礼金的现象仍然存在。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机制来分析研究，要按照标本兼治的方针来治理。

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美国、19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送收红包、礼金都曾盛行于官场、商场。

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商场上，也有送收红包、礼金的现象。

到了清代，由于商品交换增多、政治腐败严重，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作、生活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经济利益上都比较谨慎。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打破了，但还没有真正实现市场配置资源，领导干部手中权力还比较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又没有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中的商品、货币、等价交换、利益驱动等等也渗入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获取更多的不当利益，视权力为商品，搞权钱交易，等价交换，于是各种形式的红包、礼金问题越来越突出。

从最近的“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民意调查”看，有30.9%的人认为红包、礼金问题是当前腐败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排第四位；认为红包、礼金现象同前几年相比“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人占41.8%，其中4.3%的人认为“明显减少”，认为“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39.9%，其中11.1%的机关干部认为“明显增加”。

由此可见，目前抓住送受红包、礼金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治理，可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对促进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现状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与一般的礼尚往来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在收受性质、心态、收礼特点、送礼方式、危害等方面有其独特的表现，具体为：1、就其性质而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排除一般的人际交往，则主要是一种交易行为，带有受贿性质。

一是权交易。

送者与收者之间其实质就是一种权力与权力的碰撞和互换，红包、礼金仅仅扮演的是一种决定权力碰撞及互换的“润滑剂”和“催化剂”的角色。

二是权钱交易。

掌权者以权换钱，无权者以钱换权，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三是权色交易。

部分掌权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之后，开始寻求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刺激，送礼者便“见风使舵”，以色诱之，换取自己所需的权力和利益。

2、就其心态而言，大量的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在收受红包、礼金的过程中，其心态是比较复杂的。

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受之无愧”的心态。

认为自己为对方帮了忙，收下人家自愿送来的礼金，得到一点补偿，在情理之中是应得的回报。

二是“礼尚往来”的心态。

认为相互之间送礼受礼，是一种正常的交际行为。

三是“侥幸过关”的心态。

明知自己收受的红包、礼金带有权钱交易、受贿性质，有违党纪国法，但考虑到对方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张扬，只有“你知我知”，收下再说。

四是“公平交易”的心态。

认为当今社会是商品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不收白不收。

五是“无奈而为”的心态。

认为收受红包、礼金并非自愿，人家硬要送上门来，推之拒之是小看了人家，收受红包、礼金仅仅是无奈之举，于是心安理得地收下。

3、就其收礼特点而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一般地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

收受的方式大致有四种：一是靠卖“官”来收受红包、礼金，做官钱交易，买者得官，卖者得利；二是靠卖“荣”来收受红包、礼金，出卖荣誉称号，让买者留下香名远扬，而卖者则暗中受益；三是靠卖“利”来收受红包、礼金，以出卖国家的大利而获取个人的“小礼”，搞典型的权钱交易；四是靠卖“情”来收受红包、礼金，拿原则做交易，买者用礼金博取欢心，卖者用感情代替政策，为所求之人提供便利。

4、就其送礼方式而言，表现为多种多样。

如有个人给领导干部送礼的，也有单位给领导干部送礼的；有明目张胆送红包、礼金的，也有“暗箱操作”搞私下交易的；有直截了当送礼的，也有通过其它渠道间接相送的。

因为送礼与收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讲到“收”就不能不讲“送”的问题，并且送的危害性往往比收的更大，从以下几种送礼的方式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是“投石问路”式。

一些心术不正之人为达到自己调职、升迁等目的，用礼打通“掌权者”和关键人物的关系，往往是先投之以“小礼”，名为联络联络感情，实为察其颜色，探其虚实，一旦时机成熟，便重礼相送。

用此法者，一般与对方交往少，不敢贸然送重礼，也不轻易吐露真实意图，以免鸡飞蛋打，或碰上一鼻子灰，弄巧成拙。

二是“太公钓鱼”式。

送礼之初即表明意图，并在送上厚礼的同时，许下诺言，放出诱饵，令对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用此法者，大多有一定的权势或不薄的经济基础作后盾，而且送礼者与受礼者之间有特殊的交情或关系，有相互利用的价值并以相互利用为出发点。

三是“投其所好”式。

一些送礼者为了提高“命中率”，在送礼之前，搜集对方的兴趣爱好等情况，然后有的放矢。

用此法者，大多工于心计，老于世故，且大多能遂其所愿。

四是“投桃报李”式。

为感谢对方的栽培和提携，或直接奉上厚礼，以表谢意；或通过其它途径，以其它方式回敬对方。

用此法者，一般先得了对方的恩惠，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五是“迂回绕道”式。

有的送礼者有时为避免遇到麻烦，采取迂回策略，通过对方的亲戚或朋友送礼，有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约对方打牌赌博，故意把钱输给对方等途径送礼，令对方不知不觉或心领神会地收下礼物。

用此法者，一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或缺乏正面交锋的勇气和条件，为双方留下退步的台阶。

六是“借花献佛”式。

一些公职人员为得到上司的赏识，既要通过送礼讨好巴结上级领导，又心痛自己的钱财，于是假公济私，打单位的主意。

用此法者，大多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掌管着财经权，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纵单位的资产。

5、就其危害而言，决不亚于一场自然灾害。

小而言之，他出卖了领导干部的人格，大而言之，他危及政权的巩固。

其一，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越多，越给人留下“贪”的印象，尤其是对于善送礼的公职人员，因与领导接触多，表现机会也多，往往能留下良好印象，得以提拔重用。

而不送礼者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被领导“发现”。

久而久之，势必冲击党的干部人事工作原则，造成“因礼用人”的事实。

其二，公职人员若都行而效之，整日为礼而累、为功利而忙，必定回到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老路上去。

其三，受礼之风盛行，必定破坏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危及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进而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二、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根源1、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在最古老的“六艺”中，“礼”就高居首席，“礼尚往来”成为几千年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种带有浓厚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极富人情味的交际方式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显然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2、封建思想余毒的侵袭。

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融入了人们的骨髓，特权阶层和有产者对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独占，使“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作风代代相传。

这些封建思想余毒未消，毒害了不少领导干部。

3、商品交换观念的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利益观念不断膨胀，商品交换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渗透到不该进入的领域，被异化为权力、荣誉和道德的主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便应运而生。

4、社会生活环境的困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很多社会成员通过各种途径致富。

面对灯红酒绿的世界，一些领导干部越来越无法满足相对清贫的生活，走上了“以权生财”之路。

5、个人功利欲望的冲动。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关键是能否用理性控制它。

有的下级领导干部想实现更大的升官发财的理想，这种欲望无疑会刺激一些人送礼受礼等不良动机和行为的产生。

6、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

领导干部还掌管着行政审批、工程发包、资金拨付、干部任用等权力，在这些权力的运作上，自由裁量权还比较大，没有硬性的监督制约，如果用红包、礼金等方式运作一下，就有可能以小换大，获得成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回报，给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可能。

7、公共权力的空间太大。

手中掌管的权力是公共的，有一定的弹性，可上也可下，可左也可右，朝哪个方面倾斜都有道理。

送、受红包、礼金的行为又比较隐蔽，绝大多数都是一对一，彼此利益相关，一般不会揭发，即使举证也难以查实。

冠以红包、礼金之名，又与礼尚往来掺合在一起，容易被认同。

如果再将自己收下的红包、礼金或多或少地交一些，也许能蒙混过去。

8、处理失之于宽。

首先是一些党组织在处理红包、礼金问题时，“以腰包为界”，装了自己腰包的查，否则就不查；“内外有别”，是本地本单位的问题就查，否则就不查。

这种状况得到认同，客观上助长了送受红包、礼金的风气。

面对红包、礼金现象，有的人拿着红包、礼金左右为难：不交吧，明知违规，睡不着觉；交了吧，又怕别人骂，也睡不着觉。

于是，有些同志也就留一半清醒留一半糊涂。

其次是在查处红包、礼金问题上失之于宽。

让一部分人难过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得大于失，助长了收受红包、礼金者的侥幸心理。

9、分配不公。

我国劳动分配制度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由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结构。

至今为止，有三类不同身份的富翁：一类是被中国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排斥的“地富反坏右”者，他们为了生活所计，不得不干起那时为人们所鄙视的“个体户”，现在发富了；一类是80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投身市场竞争，开公司、办企业，如今也富起来了；一类是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后，一大批有胆量的人借着国家信贷政策的松动，与政府官员勾结，低息或无息贷出大量的资金，使之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

他们凭着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多，其中70%流入个人私囊。

这种分配上的极度不公，严重地诱惑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心理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捞一把”的腐败心理。

10、法纪不全。

客观地说，我国为防范行贿受贿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并不少，但实践中却不很管用。

一是规定过于分散，在立法主体、适用范围、时限、实施机关等方面均不统一，缺乏完整性和一贯性，造成“龙多不治水”；二是规定的可操作性差，大多是一些“禁止”、“严禁”之类，有一些执行起来不痛不痒，比如近年来一批受贿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的不在少数，但很少有行贿犯罪分子被处无期徒刑，更不见极刑，惩治行贿的法律利剑，虽然“高高举起，寒气逼人”，但实际上是悬在半空，没有真正落到行贿者头上。

三是执法不严。

执纪执法机关似乎有一种默契，对红包、礼金这类问题，大多是收缴了了事，很少追究责任，而这类“红包礼金”案件，大都是不折不扣的贿赂案件，法律放松了对社会公正的最后堡垒和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