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党政治
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历程
三、统一大帝国的形成 1584年3月，伊凡四世病逝，其子费多尔继位。1598年1月 ，费多尔病逝，无嗣，留里克王朝终止。 1613年1月，700多名贵族齐聚莫斯科，选举与费多尔有姻 亲关系的贵族米哈伊尔· 费多罗维奇· 罗曼诺夫为沙皇，从此 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 1682年彼得一世继位，推行全面改革。列宁：“不惜用野蛮 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 化。” 1721年，打败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获得了彼得 梦寐以求的“通向西方的窗口”。 同年，莫斯科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统治时期，实行开明 政策，推行新政，大规模对外扩张。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 夺取了亚速海及黑海沿岸地区，并取得黑海至地中海的航行 权。参与瓜分波兰，并取得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 地的控制权。
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是民粹派的继承者，自称是为社会 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在 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由于继续坚持民粹 派的主张，人们把它看成是农民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 认为，为了夺取政权，合法、非法手段都可以使用。 各政党成立后，很快投入了竞选，为1906年4月召开的第一 届国家杜马做准备。 1906年4月颁布的《国家根本法》规定：沙皇是俄罗斯的君 主，国家的全部行政权属于沙皇；沙皇和国务会议、国家杜 马共同拥有立法权。在这种体制下，议会不能干预人事任命 ，也不能干涉国家预算。 第一届杜马1906年4月开张，5月即被解散，只有42天。第 二届杜马，1907年2月开始，6月3日解散，存在103天。
Βιβλιοθήκη 俄罗斯人民同盟是当时唯一发展成全国性政党的黑帮组织。 有证据表明沙皇本人也加入了这个政党。 黑帮组织是俄罗斯政府的支持者，成员极为复杂，包括高级 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 黑帮宣扬俄罗斯至上、君主制和东正教，他们认为一切罪恶 都来自西方，甚至对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持否定态度。社会主 义和资本主义都是来自西方的危害。反对工业、反对割让土 地给农民。反对民主。 10月17日同盟。是大资产阶级政党，组织结构松散，主张君 主制，反对罢工，只想对俄国现状进行微调，反对进行深刻 的社会变革。 立宪民主党。1905年10月成立。党员主要以中等资产阶级 和知识分子为主。痛恨专制制度，向往西方民主，是一个典 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主张渐进，反对暴力革命。
俄罗斯选举中的政组织模式
俄罗斯选举中的政组织模式在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中，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俄罗斯选举中的政治组织模式与其他国家存在一定的不同。
本文将就俄罗斯选举中的政治组织模式展开探讨，并分析其对选举结果和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选举制度的特点俄罗斯的选举制度主要采用比例代表制，即国家杜马选举采用名单式比例代表制度。
在选举中，政党派系起着重要作用。
俄罗斯政党系统较为多元化，存在着统一俄罗斯党、共产党、自由民主党等多个政党。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政府对政党的管理较为严格，要求政党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注册合法。
这种政府对政党权力的控制使得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相对较弱，政府更多地出于对政治局势的掌控考虑，而非真正倾向于多党竞争。
二、政治组织的作用在俄罗斯选举中，政治组织具有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
政党在选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制定选举策略、吸纳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等方式影响选民的投票决策。
此外，政党在选举中还承担着选民对政治制度的媒介作用。
通过党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和辩论，选民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和选举纲领，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选票去向。
三、政党的发展和影响俄罗斯的政党发展相对较为复杂。
一方面，政府对政党的控制对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政府对政党注册的严格要求使得政党的成立相对困难，同时政府对选举过程的干预也增加了政党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存在一定的多元性。
各个政党在选举中都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使得选举结果较为多样化。
这种多元性也为政党在选举后的议会工作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然而，由于政府对政党权力的控制，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正的竞争性。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执政党往往占据重要的优势地位，这使得政党的竞争相对较为单一。
这也导致了俄罗斯的政党系统在选举中的复杂性相对较低。
四、选举结果的影响俄罗斯选举中的政治组织模式对选举结果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政党的竞争性对选举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俄罗斯政治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全体公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同年12月25日,新宪法正式生效;这部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实行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 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总统任命联邦政府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联邦政府会议；总统是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并领导国家安全会议；总统有权解散议会,而议会只有指控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十分严重罪行并经最高法院确认后才能弹劾总统; 根据宪法,俄罗斯联邦会议是俄罗斯联邦的代表与立法机关;联邦会议由联邦委员会上院和国家杜马下院两院组成; 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一名来自国家代表权力机关,一名来自国家执行权力机关,主要职能是批准联邦法律、联邦主体边界变更、总统关于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命令,决定境外驻军、总统选举及弹劾,中央同地方的关系问题等;俄罗斯权力机构冲突的制度因素分析内容提要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联邦也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俄联邦政治体制的变迁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国家权力体制的构建中猛烈的交锋撞击,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悲喜剧;权力体系重构的动态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互不相容导致了难以避免的冲突,俄主要的权力机关围绕着权力架构的核心支配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代表各种利益的政治力量又加剧了政治冲突的对抗性;关键词权力机构制度冲突对抗性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不断分化组合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政治冲突具有强烈的对抗性而且旷日持久;政党运动及其领导人争权夺利的激烈搏斗,在国内外接连不断的各种事件的冲击下,形成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一次又一次危机,充分表现出俄全面转型时期深刻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艰难性;对抗性的政治冲突已成为俄政坛的一个突出特征;本文尝试从制度因素入手来分析俄权力机构政治冲突的深层次原因,论证对抗性冲突的不可避免;一从俄罗斯政治制度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来考察,它是在政治剧变、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和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多种政治力量兴起并且积极构筑各自的政治地位的进程中,经历了大规模激烈残酷、甚至是流血牺牲的争斗,根据特定时期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构成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缺少制度保证的脆弱力量平衡很容易被政治力量的此消彼涨、甚至是偶然的突发事件所打破,这就为后来的尖锐不断的政治冲突埋下了祸根;俄罗斯新的政治体制是在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背景下,由于两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因素——延续的集权制度的政治影响和强大的反对派并存——的作用而形成的;由于俄历史上长期的集权统治,剧变后俄缺少民主传统和民主政治成长的现实基础;政治剧变启动了社会全面转型,激发了俄民主化大跃进的愿望,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社会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猛烈地碰撞交锋也就在所难免,政治制度变迁中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就是集中反映;在制度转型中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也就决定着政治架构的变迁,包括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1990年6月12日,俄联邦人代会通过了主权宣言,公开宣称俄联邦宪法在其境内至高无上,公然同苏联中央政府对抗,这就使俄实行新的政治制度和构筑新的政治体制成为可能;俄总统制就是作为斗争的工具、以改变苏联国家结构和整个权力体制为目的、在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因此,总统制从一开始就担负重任,是俄罗斯向苏联体制“发起冲锋的据点,是准备为了个人成功而牺牲苏联国家的、日益增i长的后苏联精英们自负象征的具体表现;”1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俄联邦人代会及其常设机关最高苏维埃的立法行政合一的权力体制,与在同联盟中央对抗中设立的俄联邦总统行政权力体制并不衔接,而且重叠交叉,形成了俄独立后双重政权的复杂局面;由于在苏联时期法院总是被忽视,现实中能够控制最高权力的或者是行政机关、或者是立法机关;在没有得到新宪法重新确认并划清职权之前,它们都具有合法性,这种体制架构必然会导致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最高苏维埃为首的立法机构在公开争夺权力过程中的激烈冲突与尖锐对立;普选产生的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和政府成员,人代会及最高苏维埃也可以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其辞职,通过弹劾程序解除总统职务;在俄社会深刻危机的条件下和错综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中,这种体制导致了极端的政治对抗行为,炮打“白宫”的武力解决争执的方式也就是其符合逻辑的结果;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形成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竭力从中谋取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和最佳位置;宪法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的不是具体的政治行为准则,而是政治活动的基本权利架构和制度框架,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要由不同政治力量及其精英在具体的政治理念、决策及实施、调整、监控的互动作用中形成;政治机制、活动范围和行为准则是在这个进程中、经过长期的冲突磨合而逐渐得到确认与遵守,也就是说权力运作机制中的职权划分和职位配置并非宪法明白无误地细化设置,而是在特定的政治活动中渐渐形成、设置和完善起来的,是对这一动态进程中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实力状况、影响大小、控制能力和现实地位的制度化确定和法律上认可;因此,各种政治派别争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更多的政治职位的愿望特别强烈,行动非常积极,不同利益和主张的分歧就导致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俄政治制度转型期间的混沌无序、社会矛盾的极其尖锐、党派林立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不成熟、行为上缺少约束和规范,就使得这种矛盾冲突更富有对抗性;1993年俄联邦宪法确立了总统制的权力架构,但宪法广泛采用了保障总统一切权力的规定,总统在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外交等方面过于广泛的巨大权力远超过一般民主国家治理国家的需要,总统行使权力缺少监督和制约,政府听命于总统,事实上将总统凌驾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之上,从而影响到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的平衡与稳定;国家杜马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规定不明确,代表的行为没有责任约束;宪法规定总统应向国家杜马提出总理候选人,总理向杜马辞职,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并确认总统对总理的任命,但总理和政府却对总统负责,由总统任命;宪法对权力机关权责划分不清,造成了权力机关之间职能重叠或不负责任,对政治行为缺少规制和必要的约束,这种权力架构为政治冲突提供了制度前提;不切合实际的激进民主派主张的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引发了俄国社会矛盾的“爆炸”,围绕着对改革结果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权力的争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俄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经济转轨的不顺利和社会转型所伴随的混乱状态,加剧了制度冲突因素的表面化和激化了政治力量的对抗;总统制的初步形成启动了政治制度化进程,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和分布状况形成了某种暂时的平衡,急风骤雨般的运动式政治趋于缓和,斗争方式从街头游行示威转向了议会里的党派权力争夺,但冲突的制度性因素并未消除;虽然政治力量的相对分散和地方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制约着政治活动走向极端和失控,宪法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自己参照和约束对方的行为标准,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利益的再形成和重新分配,使得政治力量处于连续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利益冲突也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长期过程;二从俄罗斯权力机构的演变和权力运行的实际过程来考察,总统、政府和议会不协调的政治机制难以避免对抗性冲突,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对抗以及机构内部的分歧、争执、纠纷是其制度性矛盾的外在动态表现,这一过程贯穿了俄独立以来的历史;俄权力机构就是在与苏联中央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确立和巩固起来的,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中充实、扩张和完善起来的;俄社会转型进程中政治体制成为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是可能的,反映在名称上的政体设置取决于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建立在普选基础之上的总统制和议会制都具有民主合法性;“这些差异对所创立的民主体制的稳定事关重大,而对导致民主的过程则无关宏旨;”2一般认为在议会政治模式下,政府对其负责,能减少议会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总统政治模式下,总统任免总理,政府对总统负责,由于总统和议会相互独立,任何一方无权消除另一方的权力,这就为彼此之间的冲突制造了较大的可能性,争夺权力的斗争逻辑就是排挤对方;总统制的完善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成熟,强有力的总统权力常常具有专制倾向;俄新的政治架构形成时,由于反对派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并且缺少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过程,因而,总统处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被赋予极其广泛的权力,这非常有利于总统控制局势,稳定政局;但其后果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完全处于总统的控制之下,总统权力之大使人感叹“要不是还有选举就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君主制度下”;3总统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生活基本的秩序,但总统总揽国家大权并不能消除权力机构之间的对抗性冲突;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有权颁布法律,任命总理和内阁,还可以解散杜马,政府向总统、而不是议会报告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总统令可以代替法律;而国家杜马同样可以投票表决对政府的不信任,发生冲突的制度前提依然存在;如果取消杜马对政府的信任表决权,那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新体制将政治过程和政策执行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消除权力机关之间冲突危险的目的并未达到;政治制度的急剧转变使俄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失范无序,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地分化组合也使得政局动荡不定;就权力机构的设置而言,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力量进入和把持各级不同的权力机关,从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到国家杜马都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斗的场所,支持总统派和反对总统派、右翼和左翼、激进派和务实派、亲西方派和民族主义派以及不同政党之间的交锋从未停止;强总统、弱政府的政治架构下,总统得不到大部分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支持,政府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就无法发挥其正常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不稳定的经济政策,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总统令和政府的频繁更迭而愈发混乱,使俄政坛的冲突关系错综复杂,冲突富于对抗性,而政府往往成为政治对抗的牺牲品;在新的政治架构中议会地位被降低,其职权也大大地缩小;这种制度性的规制因素使议会在主导政治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下降;也正因如此,议会的权力制约职能得以凸现,反对派政党在议会选举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这是选民对总统和政府及其政策不满的“抗议”结果;4对议会权力的过分削弱就使之难以制约总统的独断专行,议会沦为各种政治势力表示不满、发泄情绪争吵不休的讲坛,而国内连绵不断的各种事件也为政策争论提供着机会;或许正是议会的决议无法约束总统,议会里的政治对抗才有增无减,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选民对政治的失望和和政治热情的下降;社会中间力量分化加剧,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深刻反映了俄社会的矛盾与不稳定,成为权力机构之间对抗性冲突的深厚社会基础;从政治力量结构来看,国家杜马里的“民主派”、“左派”、“中派”和“民族主义派”四大板快中的各个政党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各派内部也处于不断分化过程之中,这种格局又充分反映在外部的表现形式上,显衬出政治冲突更加激烈;俄在急剧的社会全面转型时期,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交锋必然会影响其政治体制的构筑与架构;在新旧体制的交替中由于缺少了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政治组织行为失范,为争夺权力主张急功近利的政策,顾此失彼且多变不定,社会力量不断地分化重组;难以遏制的经济衰退,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政治、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不断降临,大国地位一落千丈的心理反差,这也就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动荡,政局的的不稳,群众情绪高涨,政治组织众多而且行动活跃;抓住一切有利机会打击对手、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成了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的当然选择;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具有某种激烈的对抗性自然成为扩大影响的适当形式,这深刻反映了俄多党制和民主体制的极不成熟,政治架构还没成型,政治运作机制正在形成之中;俄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权力机构的设置就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的,不同政治力量把持的权力机构在行使政治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本党的利益和它党的得失,目标是获取更大更多的权力,社会公众利益则被置于次要地位;所以,在俄政坛发生不顾社会舆论的坚决反对的激烈的政治对抗和采取不负责任的冒险极端方法都不足为奇;权力机关之间从一开始就缺少协调,机构设置重叠交叉,权责不清,相互对立,权力的行使缺少规范和必要的监督,结果造成了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不断;这成了俄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和政坛一大奇观,也成为激进改革不成功的标记;三从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动态过程考察,由于缺少法律为依据的政治决策制度与有效的运行机制,政治力量及其精英在选举和政治运作的冲突过程中也都表现出难以避免的对抗性,俄权力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相互作用的后果;在迅速摧毁旧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围绕着争夺权力这一核心,以激烈政治斗争和危机的形式构建着新的政治权力体系,逐渐形成着俄政治运作的新机制和政治活动的“游戏规则”,法律包括宪法在内都是对政治现实的追认;1993年俄联邦宪法规定：“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经历了政党林立的“独特的政党浪漫时期”后,在政治运作进程中的激烈碰撞与不断磨合使俄的多党制渐趋稳定,政党结构和政党体系初步形成,但是远没有成熟;政党数量过多,缺乏成熟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观,政党组织本身还不够稳定且不停地在分化组合;社会全面转型期间广阔而急待填充的政治空间为各派政治势力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面临的迫切复杂的众多问题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创造了机会和切入点,使得政治组织之间的分歧难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对抗关系也很难得到缓和;影响政治格局的国内外因素众多并且难以预测,脆弱的政治动态平衡关系很容易被打破;国家杜马选举中没有一党能够取得稳定多数,每次选举中约１／３的无固定倾向、随机性很大的选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进程深刻地反映了俄政治结构的失衡状况,政治机制运作中充满难以协调的矛盾,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无法及时体现在权力结构和政策制定中,政治组织之间因缺少妥协和调整的机制而无法缓和矛盾,反而促进了长期的对抗和不断激化,俄政坛每次发生政治危机都与政治力量步步升级的对抗有着直接关系;对抗各方利用一切机会要削弱对手,缺失政坛之上的妥协忍耐禀赋,总是试图以独活替代共存,这使对抗成为符合逻辑的结果;因缺少制度的保障,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下、随着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互动作用而演变,变数奇特且变量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令人难以捉摸;俄政府在政治体制中缺全面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职权,每当危机来临之际显得无能迟钝,在政治对抗中常常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成为冲突的牺牲品;如1998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俄共为首的杜马左派乘机发难,批评总统的对南联盟科索沃政策,反对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提名,施加压力迫使叶利钦解除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独联体会议执行秘书的职务,并且对其发出通缉令,趁叶利钦生病住院之际要求交出强力部门管辖权,再进一步要求叶利钦辞职,并且积极准备弹劾总统;反对派的步步紧逼严重威胁到总统现有的政治地位,叶利钦的政治权威性受到严峻的公开挑战和考验,只能孤注一掷,祭起总统“特殊权力”法宝,解散普里马科夫政府,任命亲信斯捷帕申为总理;体现在少数精英身上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冲突只是外在的表现形态,不同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操纵的权力机关之间的体制矛盾才是造成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政治架构为对立的各方提供了行为的空间;它们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而所能获取和拥有的政治资源多少由在全民普选中的地位决定;绝大部分国民不是政治制度的直接建设者,他们只是形成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氛围,影响体制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只有政治精英直接参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以不同的思想价值为背景的政治党派之间的交锋是其政治本性使然,而在俄政治上层可更新的资源和潜力是极其贫乏的;5政治精英努力使国家的政治进程转向自己设计的轨道,争取权力职位就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必由之路,思想是构筑政治优先地位和决定竞争力质地和等级的要领;独树一帜、坚持己见是政治生存之道,“民主反对派”的不妥协精神往往是政治家气魄的体现;1993年在议会选举中胜利的政党除了“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外,都公开表明其反对派立场;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异军突起,成为议会第二大党,正是其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和“反制度”的态度使该党在杜马选举中获胜;1995年杜马选举中有４３个政党集团参选,结果却仅有4个政党和联盟跨过了5%的门槛线;俄共以%得票率获得99个政党席位,占政党席位的44%,俄自由民主党以%选票获得50个席位,占%,亚博卢集团以%选票获得31个席位,占%;杜马选举制度使小党难有作为,而进入议会的反对派势力则被放大强化,更加鼓舞了对立情绪和不妥协的态度,加剧了政治进程中的对抗性;一般来讲,总统派和议会派之间的思想意识差距缩小时,他们相互的对立气氛会大大地缓和,但是差距的迅速或完全消失不符合其政治利益,因为这是争取权力的资源之一;6虽然叶利钦时代已经永远留在了20世纪,但导致俄政治冲突的制度因素至今仍未消除;到来的普京时代虽然政治冲突的对抗性有所下降,但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宪法架构缺陷在政治变迁的复杂进程中短期内不会轻易消除,政治体制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十余年的政治演进和运作磨合,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化进程有了很大地进展,政治体制趋向于完善,政治行为趋于规范,政治权力的运作也限定在法律范围之内,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大大减少,联邦体制得到巩固,但政治冲突的对抗性却依然如故;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走向摘要俄罗斯体制转型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俄罗斯体制转型是在苏联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端毕露及苏联解体的特殊背景之下,以大体上和平方式推进的一次复杂而内容深刻的社会进程;俄罗斯体制转型以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路径选择,却得到了一个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寡头集团与平民主义兼容的混合型体制的结局,给其它转轨国家的改革以深刻启示;关键词俄罗斯体制转型路径走向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一直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今天,显然有必要从一个更为宽广和更为深入的视角,重提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话题;这里所说的“俄罗斯体制转型”,专指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一党垄断的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历史性转换;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起自于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俄罗斯体制转型迄今已有10年,这10年体制转型的实践无论为社会转型问题的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延伸中作纵向剖析都提供了一定的积累;十年的历史沉淀也多少使人们有了一个较为冷静的心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一番较为客观的评判;近年来,无论是俄罗斯本身,还是国内国际学术界都有不少以这一内容为主题的重要着作与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问世,为研究转型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次,就俄罗斯体制转型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在当前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就俄罗斯自身来说,随着普京总统的执政,一个重新思考过去、重新定位未来的过程正在俄罗斯政界学界自然而然地展开；就国际社会而言,以苏联解体为最终标志的冷战体制瓦解迄今也有十年,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变迁到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几乎在各大国,当然尤其突出地表现于美国,正在展开一场全面的外交政策大争论,其中在判断未来美俄关系及其它大国关系走向时,又不可避免地把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提了出来,需要对之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最后,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成功,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对俄罗斯体制转型问题作全面观照,尤其是当中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向国际社会开放和深入考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键时刻,重新思考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发生、路径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一、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俄罗斯体制转型的发生问题包括转型的动因、转型的前提,以及转型的起始方式等内容;转型的动因是指：从1992年起俄罗斯全面地推行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转变是有一系列深刻起因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苏联到底为什么会解体的问题;转型的前提所指的问题是,1992年开始的体制转型是在什么样的先前体制基础上发生的;以另一种表达,也即是苏联解体所结束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的问题;转型的起始方式所指的问题是,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转型以制度的重大变化为起始点,那末这样的一种变化为何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发生;显然,上述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叶利钦时期体制转型的路径选择;首先来看1992年叶利钦体制肇始的起因,这一问题密切关联着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尽管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浩如烟海的着述,但如果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作一个鸟瞰式的概括,大概可以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把苏联解体视作为是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系列重要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市场化与民主化浪潮的扩展,包括军备竞赛高度抗争中苏联的失势,包括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这样的重大国际事态,也包括苏联式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渐式微;第二,把苏联解体看作为是70 年苏联历史延续的结果,或者看作为是一个更长过程中一个帝国兴起与衰落的自然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的分析既包含有“扩张过度必然导致败亡”的帝国兴衰逻辑,也包括着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背景之下,俄国历史独特性尚未找到使之能立于先进民族之林的制度化的现代表现方式;第三,把苏联解体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转型的自然表现;这种比较肯定的表述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这里包括：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斯大林之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庚续；是倾向于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长时段中的一个环节等等分析;最后,侧重于从偶然性事件、或者从宏大结构中的某个侧面或某些要素方面来描述苏联的解体;比如,从1991年事件乃至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心理；比如,从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希。
专题六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二、俄罗斯政党制度的特点
（一）俄罗斯政党在社会基础方面先天不 足、后天发展受限
（二）俄罗斯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 作用有限
（三）俄罗斯多党制带有某种人为推动的 成分
政权——政党---社会
2020/4/25
三、政党政治与公民政治参与
• 多数政党从当初作为与处于“ 垄断地位”的苏共进行政治斗争、 争夺国家政权的工具，经过新俄罗 斯初期号召、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进 行事关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搏斗的 组织形式，逐渐变为主要反映公民 意志、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
• 2、特点： • 党派繁多（极端多元主义）、 • 政治主张庞杂（变化无常）、 • 政党活动秩序混乱 (街头政治）
2020/4/25
（二）形成期：1991年8月苏共瓦 解至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和新 宪法生效
• 1、主要内容：选择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歧和 斗争：
• 左派——走社会主义道路 • 民主派（右派、中派）——建立强有力的民主
确立，政党本身尚在成长过程中。 • 出现左、中、右和民族主义四大部分的
政治力量格局
2020/4/25
（四）完善期：2000年普京执政 至今
• 1、主要内容：政党活动进一步规范 化，各党派纷纷向“中间”靠拢， “中间阵营”迅速扩大
• 2、特点：亲政府的政治势力在国家 杜马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 2019年7月颁布《俄罗斯政党法》
2020/4/25
2020/4/25
• 3、民族主义派相对稳定 • （稳定—辅助）
•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利用民众情绪，崇尚民族主义
• 4、各派政治力量沿从左、右两边逐渐 向中间靠拢的线路发展，中派政党力量 强大（渐强—核心）
俄罗斯政党研究
3、政党的组织构成不稳
• 第一，多数政党没有完整的组织体系 • 第二，多数政党在组织上处于不稳定状 态
4、总统超然于政党之外
• 第一，总统以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 但又不参加某一个政党 • 第二，总统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但又不 直接体现出执政党，而是间接体现
2、团结——祖国党
• 第一，团结——祖国党的发展过程 • 第二，团结——祖国党的政策主张 • 第三，团结——祖国党的政治实践
3、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 第一，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发展过程 • 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政策主张 • 第三，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实践
4、我们的家园——俄罗斯
• 第一，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发展过 程 • 第二，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政策主 张 • 第三，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政治实 践
政党中，根据 其政治倾向，大体可分为四类：一 类为民主派；二类为反对派；三类 为中派；四类为极端民主派别。
1、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 第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发展过程 • 第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 第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政治实践
5、“亚博卢”联盟
• “亚博卢”是党的三位领导人名字的简 称。即亚夫林斯基、博尔德列夫、卢金。 • 第一，“亚博卢”联盟的发展过程 • 第二，“亚博卢”联盟的政策主张 • 第三，“亚博卢”联盟的政治实践
二、俄罗斯政党政治的构建
1、政党的法定地位
• 第一，关于政党的组建 • 第二，关于政党的地位 • 第三，关于政党的保障
2、多党制的确立
• 第一，俄罗斯多党制确立的历史背景 • 第二，俄罗斯多党制确立的现实条件 • 一是思想条件；二是政治条件。
俄罗斯四个主要政党的政治主张
俄罗斯四个主要政党的政治主张2011年12月24日俄罗斯举行了第六届国家杜马选举，有四个政党进入了俄国家杜马。
它们分别是：“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
这四个政党在俄国家杜马的活动将对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一、“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主张。
“统一俄罗斯党”采取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中间立场——政治中派主义。
该党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主张保持国家稳定、团结和统一。
该党自称是“全民党”，代表俄罗斯全体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中间阶级的利益，全面支持总统普京的路线政策。
该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主权民主”，即民主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主权的要求。
“主权民主”的含义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民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法律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二是有效参与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的可能性；三是“主权民主”是国家的外部和内部安全的同义词；四是自身历史竞争力的条件，也就是公开地表达和捍卫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的权利；五是无条件地承认民主的普遍价值，在实现这些价值时必须考虑到民族模式的多样性。
“统一俄罗斯党”实行复兴战略，主张立即解决对俄罗斯未来繁荣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系列任务。
复兴战略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一位俄罗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和幸福生活创造条件，不论其社会地位、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居住地点如何。
为此制定三项优先任务。
首先，珍惜俄罗斯人民。
提出一系列降低死亡率和延长人寿的计划。
其次，进一步加强反对腐败的斗争。
提出一系列反腐败措施，更加广泛地吸引公民社会参加到反腐败斗争中。
第三，创立新型经济。
创立新型经济必须依靠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有效的经济管理过程、培养创新思维的教育体系。
在近期内，必须集中资源发展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保障经济主权和在世界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优先部门。
在复兴战略的框架内，“统一俄罗斯党”提出将承担以下十项义务：(1)大幅度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消除贫困；(2)实行卫生保健制度改革，改善居民的医疗服务和保险；(3)发扬祖国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使俄罗斯在教育质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4)实行新的青年政策，为每一个青年人实现自我价值、每一位青年公民跻身各级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提供同等条件；(5)制定和实行工业政策，保证国家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建筑业发展，支持创新型生产；(6)克服农业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状况，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7)在发挥每个地区的内部潜力、促使各联邦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互相接近、保障其经济自给自足、发展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强联邦的建设；(8)从立法和政治上为有效地反腐败、完善和加强护法体系创造条件；(9)改革各级国家管理体制，精简机构，加强政党体制，各地区政权机构应对立法会议和选民负责，争取在各联邦主体由在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组织地方政府；(10)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遵守情况实行社会监督，支持公民倡议，为非商业性组织活动创造条件，加强工会，保障媒体的自由和责任，保障各政党在选举中进行诚实和公平的竞争。
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化
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化是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以下是对俄罗斯政治体制变化的概述：1. 历史背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发展与该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密切相关。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体制经历了多次变革，以适应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2. 总统制的确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行了总统制，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同一个人担任。
这一变革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稳定性，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包括权力过度集中和民主问题。
3. 议会制转向总统制：在2008年，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总统制确立为该国的永久制度。
这一变化意味着议会的角色和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家决策更多地由总统主导。
4. 多党制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政治体制逐渐转向多党制。
这意味着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政局更加不稳定。
一些政党开始寻求与政府合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5. 政治改革和监督机制：为了改善政治体制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俄罗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包括加强媒体自由、扩大公民参与和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等。
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政治参与度和透明度，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总的来说，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变革和调整。
这些变革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稳定性，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未来的发展仍需观察和分析，以了解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未来走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化受到国际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随着全球格局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形式也可能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变化是一个复杂而多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多个领域的变革和调整。
未来的发展仍需观察和分析，以了解其未来的走向和表现形式。
俄罗斯多党政治的新变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三任期一开始，即加快政治改革步伐，鼓励多党政治。
俄罗斯合法政党从2012年之前的8个增加到73个，参加地方政权机关竞选并进入地方政权机关的政党数量也大幅度增加。
在普京倡导的平等透明的政治竞争中，主导本国政坛的统一俄罗斯党依靠妥善的政治举措，地位得到改善；反对党努力参与公平竞争，获得参政机会，逐渐被纳入当局设定的政治体制。
当局对政治竞争由担心到放心普京重新入主克里姆林宫以来，多次强调要改变政权党沉闷局面，引进政治竞争机制。
在总统办公厅，比较温和的沃洛金取代主张压制反对派的苏尔科夫，主管政治改革和反对派事宜。
反对派曾于2011年底在莫斯科成功策划数万人参加的反政府示威。
当局审时度势，应对反政府示威，由单纯防堵改为疏堵结合，一手修订集会法，严格规范示威和集会，另一手在大城市开辟“海德公园”，为反政府情绪提供可控的宣泄空间。
当局还为20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大多数提供财政拨款（2013年30亿卢布），以免它们被外国豢养。
此举效果良好。
2013年初，反对派几次召集群众集会，参加者仅寥寥数百人。
俄罗斯当局对反对派的宽容，源自对社会政治生态的清醒认识。
首先，反对派在人口中的占比很俄罗斯多党政治的新变化■ 盛世良／文小。
社会调查表明，近年来在莫斯科先后参加过各种反政府示威的人，大约共30万，占莫斯科人口的3%以下。
2012年10月份，反对派号召在互联网海选“全国协调委员会”委员。
参加网络投票的人数虽然多达40万，但也仅为全国网民数的0.7%。
2013年10月19日，反对派协调委员会举行全会，40名委员仅10名到会，曾竞选莫斯科市长的反对派风云人物阿列克谢· 纳瓦尔内宣布，无意参选该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其次，亲西方自由派在20世纪90年代当政时政绩不佳，人气不旺，最近十多年来在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中屡战屡败，目前仅能获得约一成选民的支持。
其三，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民生。
2012年末的舆情调查表明，民主和人权仅有9—10%的人关心，列在居民十大关注之末。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制度的演化
2014年11月26日 09:03: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那传林
《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规定，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从选举时原来只有党派参加的比例制选举制度，恢复为多数—比例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度，为小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从而使该政党进入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政坛新生了许多政党。
这些新生的政党，填补了苏共倒台后的政治真空，密切了俄罗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对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发挥政党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这个问题俄罗斯历任总统有着不同的理解。
与此相伴，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制度也处在持续的演化中。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建立两党制的尝试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即时实行西方政治制度意义上的议会选举。
这与叶利钦本人不喜欢政党有直接关系，当时政党这一政治符号留给俄罗斯人许多负面印象。
新的俄罗斯宪法尚未确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还在发挥法律效用。
从1991年底到1993年，俄罗斯出现了短暂的议会制共和制。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然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却极力反对叶利钦总统。
双方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最终叶利钦于1993年10月4日炮打白宫解散最高苏维埃，之后完全掌控了国家权力。
同年12月，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获得通过，规定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制国家，确立了总统制的国家领导体制。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13条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和多党制。
宪法同时也规定了总统的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力和地位。
根据俄宪法，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由俄罗斯联邦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命，而不是由在俄罗斯杜马选举中获胜的党组阁，因此在俄罗斯没有执政党。
在20世纪最后10年，俄罗斯开始了建立类似于英美的两党制的尝试。
第一次尝试是在1993年杜马选举前盖达尔创立的“民主选择”和沙赫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第二次是在1995年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雷布金的社会党，但他们都未在杜马选举中获得成功。
从当时的政治情况看，即使他们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由于政府总理必须由俄罗斯总统提名，如果得不到总统提名，获胜的政党也无法组阁。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多党政治制度得以确立，但是俄政党缺少制度规范，自发杂乱而无序，只是在国家杜马中起表决机器的作用。
为了支持总统提案在国家杜马的通过，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国家杜马开始出现了“政权党”——支持总统的党。
普京第一、二任期：从“政权党”到“优势党”
2000年，在当时的国家杜马中存在两个根本政治价值接近的政党“政权党”：“团结”党和“祖国”运动。
两党合并，2001年7月12日支持普京政策的“团结和祖国”联盟产生，之后“全俄罗斯”运动又加入其中。
普京不仅希望杜马中存在“政权党”，更希望“政权党”能获得超过杜马2/3的席位，也就是可以通过任何法案的绝对多数，成为“优势党”。
同年12月1日，“团结”党、“祖国”运动和“全俄罗斯”运动三大亲总统的政党成功地合并为“统一俄罗斯”党。
2003年的第四届杜马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成为俄议会第一大党。
2007年“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超过杜马席位2/3的315席，“政权党”成了“优势党”。
“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与普京对“统一俄罗斯”党的直接支持相关，更得益于普京的“大党”政党制度的设计。
具体来看，第一，2001年7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颁布效应。
《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每个政党的党员人数不得少于1万名，而且要在全国半数以上的联邦主体设有地方分部。
政党获得杜马5%及以上选票才能进入杜马。
第二，2004年9月“别斯兰事件”后普京为加强垂直权力，11月3日颁布《政府法》，取消先前对联邦政府总理和部长不能加入政党的限制。
第三，2004年12月24日第四届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正案，并在2005年5月19日由普京签署颁布。
该选举法取消了自1993年以来杜马实行的“混合选举制”，改为全部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方式进行选举，即国家杜马所有450个议席，将在取得进入议会资格的政党中，按照其得票比率进行分配。
政党成为杜马选举的唯一主体。
第四，2006年1月1日普京签署了《关于联邦主体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组织总原则》修正案，其中规定：在联邦主体议会选举获胜的政党有权提出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人选，提高了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作用。
第五，提高国家杜马的准入门槛。
2005年5月19日由普京签署颁布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正案把杜马的门槛从5%提高到7%，这就整合了政党数量。
梅德韦杰夫任期和普京第三任期的政党制度改革
梅德韦杰夫2008—2012年担任俄罗斯总统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尽管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不同于普京。
但梅德韦杰夫在任期内，小幅推进了俄罗斯政党建设，首先是为小党创造政治空间。
根据相关法律，在国家杜马获得5％选票但不到7％的政党，可以得到1个议席，而得票超过6％但不到7％的政党，可获得2个议席。
其次，降低组建新党党员人数门槛的相关法律，2010年1月前，新建政党必须有5万多名党员，在全俄半数以
上联邦主体党部党员不少于500人，在其余地方党部党员不少于200人；从2010年起至2012年，新建政党党员必须达到4.5万人，在全俄半数联邦主体党部党员不少于450人，其余地方不少于200人。
在普京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前后，俄罗斯大批的政治反对派走上街头反对普京及其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也就是反对俄罗斯的政治垄断、威权模式和权力固化。
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后，为了解决合法性的危机，对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第一，修改了《政党法》中对注册政党的最低人数的限制。
2012年4月4日俄罗斯关于简化政党注册手续的新《政党法》生效。
该法特别规定政党注册的最低人数从4万人降到500人。
时至今日，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被允许参加选举的政党有77个。
第二，恢复了国家杜马混合选举制。
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14年2月14日，最终审议通过了新的《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对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
该法案规定，将国家杜马代表选举制度从选举时原来只有党派参加的比例制选举制度，恢复为多数—比例相结合的混合制选举制度，为小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从而使该政党进入国家杜马敞开了大门。
从现实看，普京第三任期的政党制度改革加快了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进入俄罗斯政坛的步伐，在体制内新进入杜马的小党，同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当局所进行的合作实际上巩固普京先前政党制度设计的基本成果，暂时稳固了俄罗斯的政治局面。
但由于政权、产权的合理关系（转型的本质）尚未确定、社会转型远没结束，俄罗斯政党政治制度演化仍在继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俄罗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党建设”（批准号14BZZ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