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桐城派名家教育实践与科举文化关系研究

明清桐城派名家教育实践与科举文化关系研究
作者：刘梦龙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8年第27期
摘要：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学史上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散文派系，也称为”桐城古文派”，其流传的文学精髓非常之博大精深，著名的桐城派名家有管同、刘开、刘大櫆等，他们在中过的文学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

但是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影响，他们的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本文将以桐城派这三大人物为例，探讨科举制度与文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明清时代；桐城派；科举制度
一、桐城派名家的科举状况
管同，桐城派后期的作家，是“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字异之，江苏上元人。

管同出身并不高贵，出身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中。

管同是个很聪明的人，祖父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启蒙教师，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祖父去世后后，管云庄（其族兄）便成了他的下一任“老师”，管云庄的很多朋友市场来家里做客谈论诗文，管同常常在旁倾听，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对管同的文学素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道光五年（1825），这一年对管同来说也是有着特别的意义。

46岁的管同终于中举了，考中了举人，此后，管同经常和当时的文界名流在一起进行文学交流，创造了很多广为流传的诗文。

比如《登扫叶楼记》、《游龙兴寺记》等等。

刘开（1784—1824），清代散文家，刘开出生后不久父亲便离世，母吴氏贤良淑德，尽最大努力来抚育刘开。

刘开小的时候也是常常在私塾外驻足倾听，时间久了就学到了很多知识，满以为熟读文书就能踏上自己的仕途之路，结果并不是那么容易。

虽然刘开满腹经纶，集才华与一身，但是刘开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考试又屡战屡败，所以刘开并未完成自己的理想。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号海峰。

刘大櫆同前两位桐城派代表人物一样，从小很聪明好学，有才华和文学气质，很年轻的时候就以布衣的身份进京，而且在当时的京城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名声很大。

后来参加考试中了副榜，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官衔了。

从以上的三围桐城派代表人物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里，并不是有才华，有能力就能做官，可能和当时考试做官进阶之路的第一道门槛-科举制度息息相关。

二、桐城派名家的文化成就
清朝时中国古代文学最昌盛的时期，可谓是百家争鸣，各种文学派系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其中，名声最大的当属桐城派系。

桐城派有很多著名的作家，现以桐城派著名作家刘开和刘大櫆为例，细数一下他们的著作。

刘开，一生平以教书为己业，在早年间，刘开曾游历广东、浙江、泰山、黄山等风景名胜，是自己的额眼界得到开阔，因此，心情舒畅的同时很多好的作品也就随之产生。

在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写下了很多赞赏风景的作品。

比如有《刘孟涂诗文集》14卷、《骈文》2卷、《广列女传》20卷、《论语补注》3卷。

因为刘开酷爱亳州的芍药，所以在《偕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观芍药》中写道“小黄城外芍药花，五里十里生烟霞。

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这首诗共有73句诗句，刘开用了很多句诗句表达了对亳州芍药的赞美及热爱。

最终，刘开去世之后，葬在长满芍药的地方，使得芍药与刘开永远相伴。

刘大櫆是桐城派“桐城三祖”之一，足以见得刘大櫆在桐城派中的重要性。

刘大櫆师从方苞，又将毕生所学传授于弟子姚鼐，因此，刘大櫆在桐城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的著作有《海峰先生文集》十卷、《补遗》一卷、《海峰先生诗集》八卷。

有清刊本。

编选《八家文钞》、《七律正宗》、《历朝诗约选》。

刘大櫆一生善点评别人的作品，比较重视文章或诗文的韵味和内涵，这也是他和别人不同的一点，为桐城派的文学成就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很重要的力量。

三、桐城派名家教育实践与科举文化关系
世上很多事情都有双面性，需要有一双辩证看待事物的眼睛无看待没一件事情或者事物，因此，没意见事情或事物有利也有弊，知识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而已。

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便是便是需要我们用这样的一双眼睛来看点和解读。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最先产生于隋朝隋文帝（杨坚）时，到了隋炀帝证实建立了科举制度，形成了正规的考试选拔制度，从最开始的考科秀才和明经开始，增加了进士科。

到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发扬了科举制度，处理原有的隋朝的考试科目意外，进一步的增加了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除隋朝的科目外，增加了明法、明书、明算等。

加试了经史、贴经、杂文、诗赋等。

完善后的科举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朝前夕。

明太祖为了加强巩固自己的权利，在科举制度中制定了一种特殊的文体——注明的八股文，于是，八股文制度证实建立。

八股文专讲形式，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能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形式，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空洞无物，没有什么内容。

八股取士用僵硬死板的模式，限制命题内容，杜绝个人见解，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智慧的创造力，危害极大。

在当时社会，虽然科举制度盛行，但是桐城派名家刘大櫆并不看好科举，相反地，他却对古代的乡举制度赞赏有加。

他认为，乡举制度才是选拔人才最公平公正的方式，而科举制度，就不是单纯的人才选拔方式，科举考试过程比较复杂，结果也并不是完全公平公正的。

当时八股文是考试的主要文体，因此，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就得认真学习八股文。

很多
人为了取得功名努力学习八股文人忽略了对诗歌的学习和钻研。

刘大櫆在《王载扬诗序》中便指出了这一现象：“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经》之书，为八比之时文，至于诗盖无所用之。

而天下之习为举子业者，多不能诗；其能为诗者，亦不复留意举子业。

”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前途学习八股文却忽略诗歌，但是也有很多不注重功名利禄之人专心学习诗歌，继承诗歌并将诗歌进一步发扬光大。

刘大櫆的老师方苞就是这样一种人。

方苞在《跋先君子遗诗》中赞扬自己的父亲：“先君子自成童，即弃时文之学，而好言诗。

”刘大櫆也在《王天孚诗序》中写到：“胜水王君天孚自爱其才气，而思与古之人为徒，不屑为卑庸鄙恶之文以干时而求进，惟诗歌是耽。

”表达了对八股文的厌恶和对诗歌的深深喜爱。

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对科举制度的不屑和嫌弃。

刘大櫆的很多作品都有着同一种的思想，就是心中一直存在的怀才却不得志的情感。

从侧面也批判了科举制度的不科学性，过了科举考试者，便是明亮的未来，而科举考试失败者，自己的满腹经纶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

身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刘开，也对科举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身旁的亲朋好友在科举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使自己对科举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方面，科举制度是朝廷选拔人才为朝廷效力的一种方式，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便是平步青云；而未通过考试的有才之士，即便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不见得在事业上会有多大的成就。

因此，科举考试的结果与应试者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关联。

比如明代古文名家归有光60岁时才考中进士，他为此曾感叹道：“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

”恰恰却道出了科举结果受命运主宰的无奈心情。

清代科举制度的兴起，是很多因素作用产生的结果。

（一），地方官府采取的兴办学府重教育起到了带头作用。

（二），科举制度的繁盛和很多大户人家的切身努力密不可分。

他们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自己出资金来建学府，为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提供学习的场所。

官府和百姓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发展。

但是科举也有他残忍的一面，很多才高八斗的人因为一些原因未能通过考试，使得自己的理想得不到实现，所以才有了很多表达自己抑郁而不得志的作品出现，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恰恰这些作品也是流传很久远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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