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

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年内由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通才教育思想；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师论”思想以及学术自由的思想。

下面对这些方面一一探究。

1.通才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

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清华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众多卓越、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抗战时期，梅贻琦在代表作《大学一解》中理论地概括了这一思想。

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梅贻琦《大学一解》）。

梅贻琦再《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他认为要想实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必须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充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

大学着眼于“通识”的训练，才能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

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大学一解》）梅贻琦自己提出了“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的问题，他回答说培养专才“固别有机构所在”，例如“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之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等等。

依照梅贻琦“先通后专”的原则，清华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才进入专业领域，而在第一年实行通才教育，即大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

这样学生便能拥有较宽的知识面，为进行专深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

进入二年级后，学生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必修课数目并不多，不苛于求通求全，而选修课则科目繁多，学生可以跨系自由选择。

梅贻琦将学分制和选修制相结合并运用于通识教育之中，而且很好地兼顾了文、理、法、工各专业课程的特点及专业的个性。

这给学生提供了纵横交错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做到深广并重，而且在广泛选课中，照顾了个人的学习兴趣、个性差异，而含有因材施教的特点。

这样的制度不仅有利于培养眼界、思路开阔、知识面广、专业目标明确的“通才”，而且有利于调动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以科研促教学，以新知创见教好新课的压力。

这也正是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在教学中的集中体现。

反观当今的教育领域，片面强调知识的吸收、传承，忽视学生综合综合素质的发展，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标准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端。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曾表示，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需要至少二十年、甚至五十年。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大学过早地划分了专业，忽视了对学生的通识教育。

因此，无论是对于学生的我们，还是对于当今的教育工作者，梅贻琦所推崇的“通才教育”思想都能带来许多深刻地启示。

2.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关于德育，梅贻琦认为“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所谓整个之人格，“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

他所推行的德育，主要是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大项，这两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统一的。

梅贻琦在1934年12月3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中说：“养成勤俭德行，尊重团体秩序，是最关重要”，“希望吾们更造成健全人才，以备国用”。

这是梅贻琦德育思想的体现。

为了强调教师的引导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教师的人格和学术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这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梅贻琦主张的“智育”的核心是“通才论”，此处不再赘述。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梅贻琦所推行的智育非常注重抓学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教学纪律方面，首先从教师抓起。

对于学生，有关考勤，考试的纪律也十分严明。

对于这些纪律梅贻琦都严格地掌握执行。

清华大学的入学标准也十分严格，一律凭考试成绩。

然而对于真正优秀的特殊人才，学校也会不惜破格录取。

华罗庚从小店员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经历“三破格”便是典型的例子。

重视体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贻琦曾说“体育至关重要，人所尽知，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时，体育尤应人人去讲求。

身体强健，才能担当艰巨的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

”（《体育之重要》）梅贻琦不把体育单纯地看做“粗腕壮腿”的手段，而是“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

梅贻琦希望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培养团队精神、急公好义、守纪律等品格，以后他又把体育作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的途径。

梅贻琦要求，“凡在校诸生，每学期皆为必修，学分固不算在学分总数之内，然非体育及格者，不得与毕业考试。

”在当时，每天只要天气晴朗，下午四时所有的教室、宿舍、图书馆甚至小卖部尽行关闭，学生必须到体育场上活动1小时。

梅贻琦在体育方面堪称表率。

他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常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们一起练习和比赛。

他的体育思想对清华体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1948年以前，清华一直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体育大校”。

作为当今清华学子，我们仍应当响应马约翰先生“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重视体育锻炼，为以后更好地奉献社会奉献祖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重美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方面。

清华大学的张清常教授回忆说，他在清华读书的那段时期内，清华不仅在哲学、中文、外文、心理、体育等系、室的课程中设置多种属于美育方面的内容，配备有像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而且还设有音乐室、古音社（业余团体）以及其他多种文学艺术团体。

那时的课余生活“弦歌满园”，各种业余社团活动、讲座、展览、演奏经常举行。

梅贻琦的群育思想并不是着眼于表面上的“集体化”、“社会化”，而是有着更深刻地意义。

他曾在著作中说“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

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大学一解》）。

梅贻琦的“劳育”思想，不是强调大学生在求学期间要参加多少体力劳动，而是强调大学生在校时就要养成一种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例如他曾在讲话中说：“吾们要记住，外面的环境像这里的很少。

大家要准备着出去受劳苦。

倘在校养成享受习惯，出外不耐劳作，则殊自误。

”3.“大师论”梅贻琦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道：“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而是造就人才。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就职演说》）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层，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

”梅贻琦认为教育应当在知、情、志三个方面培育学子，这上文已经提过。

他认为，优秀的教师应当不仅在“知”方面循循善诱，而且应当在“情”、“志”两方面给学生作出榜样，树立楷模。

这种教育，应当“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自然之流露”，使得“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

这便是古人所谓的“身教”，“以善先人”之教。

为了体现教师的引导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梅贻琦还用“从游论”进行了生动的比喻，前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梅贻琦的“大师论”突出了大师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把他们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首先对教授表示尊重。

他在清华大力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把教授作为学校的办学主体和依靠力量。

梅贻琦对待教授的态度使得许多知名学者因此愿意留下来之教。

同时，梅贻琦还十分注重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对校外名家大师，总是设法延聘。

”对于到校任教的教师，他完全信任，十分尊重，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梅贻琦为了使教师安心教学，解决后顾之忧，还大幅度提高了清华教师的生活待遇。

梅贻琦的这种教育思想使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学者，有不少是世界知名的学术大师。

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高校中无与伦比。

各个学院也由此得以充实和发展。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条件极为艰苦。

然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教师们以爱国乐教的情怀认真执教，其敬业严谨的教风对学生们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西南联大在恶劣的环境中，培养出了“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清华大学在数年中跨入“黄金一代”，这些都是一大批大师们辛勤耕耘，为国育才的结果。

反观当下，大学的物质条件、教学环境优良，而难以实现如西南联大时期那样丰硕的学术成就。

人们也感叹，斯日大师已远去，当今时代大师难寻。

这或许与当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与学术风气有关。

但至少，我们知道梅贻琦的“大师论”没有过时，它在现今有着很强的时代价值、现实意义。

我们的大学需要大师，我们的整个民族需要大师。

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快速发展，培养、造就或者引进一批名师大家非常关键。

梅贻琦的大师论应当获得当今教育界乃至当今社会的重视。

4.学术自由的思想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

梅贻琦积极吸取了蔡元培改革北大所采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以创造性的构思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

他在《大学一解》中引用宋儒胡瑗的话来说明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

”梅贻琦说：“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

”他还辨析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荡放主义”（libertinism）的不同。

接着，在文中他还把学术自由提到了“新民”的高度，认为学术自由不仅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还是新民的基础。

他说认为“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学术自由，“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梅贻琦是学术自由思想的践行者，梅贻琦在30年代白色恐怖正浓时容许冯友兰先生去苏联观光考察，回来后在全系大会上公开宣讲苏联之种种优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