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罪己诏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本年夏间，拳匪揖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
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款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
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匪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既苦禁谕之俱穷，复愤存亡之莫保。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卫九庙之灵。
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中，仓黄西狩。
是慈躬惊险，宗社阽危，阊阎成墟，衣冠填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尚护庇耶？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
各国在中国传教，由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
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怨，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浸成大衅。
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骤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
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煽乱愚民，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
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
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
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之议，特命刚毅前往谕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
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及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诲，夙昔睦邻保教，何等怀柔，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当此之时，首祸诸人，叫嚣隳突，匪党纷扰，患在肘腋。
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浸成尾大不掉之势，兴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
然当使馆被围之际，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前往禁止攻击，并至各馆会晤慰问。
乃因枪炮互施，竟至无人敢往，纷纭扰攘，莫可究诘。
设使火轰水灌，岂能一律保全，所以致竟成巨祸者，实由朝廷极力维持。
是以酒果冰瓜，联翩致送，无非仰体慈怀，惟我与国应谅此衷。
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惟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著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辨，持以理而感以情。
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集，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知者也。
当京师扰攘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
东南各省之所以相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
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
惟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为辞，究之临事张皇，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词，责难君父。
试思乘舆出走，风鹤惊心，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氓庶。
不知为人臣者亦尝念及此忧辱之义否？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为此言，并非追已往之愆尤，实欲儆将来之玩泄。
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诰诫。
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
事过以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
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搏此奇变，益贫益弱，不待智者而知。
尔诸臣受国厚恩，当于屯险之中，竭其忠贞之力。
综核财赋，固宜亟偿洋款，仍当深恤民艰。
保荐人才，不尚专取才华，而尚内观心术，其大要无过去私心、破积习两言。
大臣不存私心，则用人必公；破除积习，则办事著实。
惟公与实，乃理财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国
脉之转机。
应即遵照初十日谕旨，妥速议奏，实力举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国尔忘家正己率属者也。
朕蒙皇太后劬劳训养，垂三十年，一旦颠危至此。
仰思宗庙之震惊，北望京师之残毁，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
自责不暇，何忍责人？所以谆谆诰谕者，则以振作之与因循，为兴衰所由判；切实之与敷衍，即强弱所由分。
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已屡次剀切申谕。
中外各大臣其各懔遵训诰，激发忠忱，深念殷忧启圣之言，勿忘尽瘁鞠躬之谊。
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
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庚子国变
各国为壮大自己的势力也都尽可能扩充了兵力的同时。在究竟由哪个国家军队的指挥官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 令的问题，各国吵得更是不可开交，从而使联军的进军计划一拖再拖。
1900年8月1日，联军终于确定将于3天后向北京进军。因为德国坚持要等到自己的远征军到达后再前进，所 以此时向北京进发的实为“七国联军”。
1900年法国远征军跨过卢沟桥 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为了阻止联军北 进，清政府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并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两处驻防。此时还没有卸任的直隶总督裕 禄领衔京郊防御战的总指挥，亲自到前沿坐镇督战。
其实，早在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的教堂时，慈禧为了保障使馆的安全，便派遣了自己的心腹大臣荣禄，率领 他的武卫军中军前往东交民巷实施保护。东交民巷的内层防御有护馆洋兵，外层有中国政府军，手持大刀长矛的 义和团很难发动真正的进攻，因此，进攻使馆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 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于是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
5日凌晨，8000名日军率先向北仓防线发起攻击，与驻防清军接火。随着英、美军队炮火的加入，战局逐渐 明朗。清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杨村。
6日上午的杨村阻击战只进行了90分钟，清军的防线就全面崩溃了。战斗持续时间之短，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裕禄举枪自杀了。裕禄死后的第二天，慈禧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让他“即日电商各 国外部，先行停战。”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发去电报的同时，李秉衡的队伍也开出了北京城迎敌。
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蒐辑与研究
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蒐辑与研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尤其以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繁荣而闻名于世。
在唐朝历代的皇帝中，有许多杰出的统治者，在他们的领导下，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安定和谐。
然而，唐代同样也有一些皇帝犯下过错误和罪过，对此，中央政府曾发布了一系列的罪己诏令，以自我反省和警示后人。
本文将对唐代皇帝罪己诏令进行蒐辑与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唐代几位皇帝所发表的罪己诏令。
第一位是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李世民。
他在位时，推行开明政策，统治有方，国家强盛。
然而，他也意识到自己存在一些过失和错误。
李世民在其《罪己诏》中写道：“我虽得吴、越之地，我虽能固安其边，我虽得松、翰之术，我虽能调馀敛而虏众……然我坐视天下诸侯，多丧其众”。
李世民反思自己因执着于统一大业而忽视其他地方的治理，致使一些地方的民众流离失所。
他强调了自己志得气盛的缺点，表达出自己要改正错误，并承诺将更好地治理天下。
第二位是唐玄宗。
他是唐代最杰出的皇帝之一，统治时期被称为开元盛世。
然而，他也犯下过一些错误。
在其《罪己诏》中，他道歉说：“朕唐玄宗，检己咎玷，不分日夜，忧身狱足，鬻贵卑区别”。
玄宗反思自己执政期间权力不当分配，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
他表示要改正这些错误，保护百姓利益，并呼吁官员们勤政为民。
第三位是唐代末年的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
他在位期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在《罪己诏》中，他坦言：“罪人不忍闻，而守臣即引谢”。
虽然唐哀帝在位时间并不长，但他承认自己无力改变形势，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他的罪己诏被认为是他对无力拯救国家的忏悔。
上述皇帝的罪己诏令展现了唐代皇帝对自己犯下错误和过失的认识和反省。
他们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明了要改正错误、保护百姓的决心。
这些罪己诏令不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也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反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从这些罪己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皇帝对于自己的统治和治理存在了一些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
这种自我反省不仅体现了唐代皇帝优秀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观念，也反映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
罪己诏
罪己诏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
论其起源, 当从禹、汤开始。
此后,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目的是消除民怨, 笼络民心,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但是,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
因此,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禹、汤罪己, 其兴也勃焉; 桀、纣罪人,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罪己诏罪己凡是良知者, 有过自责,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
但是,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颁示天下,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
帝王罪己,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
论其起源,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从“禹、汤罪己”开始。
①史载: 大禹登上帝位后,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左右问其故, 禹曰: 尧舜之时,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而予为君,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是以痛之”。
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深感内疚,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 汤布告天下, 安抚民心, 史称《汤诰》。
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曰: “罪当朕躬, 弗敢自赦, 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③此后, 适逢商连年大旱, 五谷不收,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要用人为牺牲, 向上帝祈祷求雨。
于是, 汤“剪发断爪”, 身为牺牲, 祷于桑林, “以六事自责”, 曰: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无以一人之不敬,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于是, 民大悦, 雨亦大至。
④禹、汤罪己,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崇祯年谱惯用语罪己诏
崇祯年谱惯用语罪己诏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六下罪己诏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一个六下罪己诏的亡国之君张星水往事如烟，至今已三百六十二年矣，后世人当凭吊之。
引子：一个励精图治、殚精竭虑的青年皇帝在短短的十七年驭内，接连颁布了六道罪己诏，向全天下的官员士绅、黎民百姓认错和谢罪，但是依旧没有挽救日渐沉沦的江山社稷，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而同时又是最为孤独的亡国之君，这位命运多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最终于1644年的一个凄风苦雨的黎明时分，在闯王李自成率数十万彪悍的陕西大兵压境的武力剑锋逼迫之下，绝望地选择以自缢的惨烈方式在紫禁城北侧的煤山松柏下结束了他痛苦而忙碌的悲情人生，并以自杀行动向全天下的黎民苍生下达了他三十四年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罪己诏”。
崇祯帝殉国之后的持续战乱和社会动荡竟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道主义大灾难，令后人观之读之不免为生活在那个血雨腥风、风雨飘摇的明末战乱年代的芸芸众生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嘘唏慨叹不已，唉！这可真谓“宁为盛世犬、莫为乱世人”。
明末的亡国之君崇祯皇帝（1610─1644），在其一生中共先后六次向普天之下颁布了罪己诏，这对于一个天贵皇胄、君临天下的天子而言无疑是一件极其尴尬和汗颜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崇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殚精竭虑、乾纲独断、励精图治的中兴之君（崇祯皇帝自诩）而言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然而，他不仅作到了责备甚至是蒙羞自己的尴尬之举，而且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颁布罪己诏最多的天子之一，这的确令后人史家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从中折射出了明末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已经演绎发展到了千钧一发、分崩离析之边缘的危急时刻，这些威胁巨大的社会危机和祸患痼疾的总爆发终于迫使十分顾及皇帝威仪的崇祯下定决心颁布罪己诏，以图削弥天怒人怨，挽回人心，匡扶江山社稷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既倒，其用心可谓之良苦矣。
但是，由于其自身多疑嬗变和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求治心切的急噪作风，使得他驭下的朝廷诸臣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缺乏大战略的全局观。
唐玄宗最后的保命之道
唐玄宗最后的保命之道朝廷“一把手”，不少人都玩过“罪己诏”。
有好事者曾做过统计，包括“洪宪皇帝”在内，中国历史上总共有80位帝王下过“罪己诏”。
按说，他们刀枪在手，“真理”(天子圣明，罪臣当诛)在胸，走卒鹰犬不计其数，怕谁？倘若看谁不顺眼了，关管杀判，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哪里用得着玩此等栽面小伎俩？
然而，世上之事它还偏就复杂在这里，有时候长枪大炮无济于事，“真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玩“罪己诏”还真的迈不过坎。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亦称唐明皇，公元685年出生在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
712年至756年在位。
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申时，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
712年李旦禅位于李隆基，后赐死太平公主，取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话说李隆基也算是一代明主，但最后还是要用到罪己诏来保命，不得不说是一大奇谈。
就比如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唐玄宗狼狈逃亡途中突遭马嵬坡兵变，“罪己诏”你玩不玩？
尽管他发布的是所谓“面诏”，口头上的玩意，并非白纸黑字，但君无戏言，你敢忽悠愤怒的士兵？结果，杨国忠人头落地，杨玉环白绫处死，依仗“真理”强占儿媳的李隆基这才狗命得保……
这说明个甚？这说明所谓“罪己诏”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玩的，不是朝廷处在危难之时，便是“一把手”或皇位不保，或命悬一线，同时也说明它有时还多少管点用。
罪己诏汉武帝原文翻译（共五篇）
罪己诏汉武帝原文翻译（共五篇）第一篇：罪己诏汉武帝原文翻译大家是不知道罪己诏汉武帝这篇文章怎么翻译吗？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罪己诏汉武帝原文翻译，希望能帮到大家！原文内容：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
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
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
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
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
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
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B323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
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
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
”卦诸将，贰师最吉。
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
今计谋卦兆皆反缪。
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
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
缚马者，诅军事也。
”又卜“汉军一将不吉”。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
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
今朕不忍闻。
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
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
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
清末新政
变革年代的抉择清末新政述评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庚子之变后，清王朝面临着日益严重民族和社会危机，朝廷和政治精英选择了多种的变革道路，期望振兴中国，如维新运动、排外拒变、立宪运动、清末新政、民主革命等，。
面对不断变换的局势，清廷及上层官僚的应变心态和应变对策慢慢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早在甲午海战之后，政治危机进一步激化，面对空前的危机，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做出了一些改革，主要如下：一，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一部分官僚士大夫从惨败的震惊中开始认识到清军军事体制的腐败、落后，纷纷交章议奏练兵之策，要求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
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也从战败中认识到日本“专用西法取胜”，痛感自身军制守旧，有如“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决心仿照西法，改革军制，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这是清王朝为拯救自身统治危机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救时之策”。
其本意是试图通过改革旧有军制，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借以对外与帝国主义列强稍事对抗周旋，对内平定人民日甚一日的反抗怒潮，用新型的武装力量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
二、整顿财政。
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约8000余万两，仅军饷、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出7000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2000余万两，尚短一千数百万两。
为了弥补巨额亏空，清政府提出了“裁革陋规，严剔中饱”此外，还决定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三是派遣留学生。
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受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急中拯救出来。
新军的出世，不仅没能保住清王朝，反而是武昌起义南方新军揭竿而起，北方新军逼宫相迫，清王朝苦心孤诣培养的保卫者变成了王朝的掘墓人。
而编练新军对于袁世凯个人的腾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清末民初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自此步步高升，但是身为上层官僚的他并没有把新军的训练看做保卫清王朝的武器，而是把新军训练成了自己的军队，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罪己诏：中国古代帝王的自省与表演
罪己诏：中国古代帝王的自省与表演作者：杨兴培来源：《领导文萃》2016年第08期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时代帝王们特有的一种自省表演文化。
每当天灾频发人祸迭出之季、王朝政权朝不保夕风雨飘摇之时，帝王们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便掣出罪己诏这一绝招糊弄天下，希冀能够消除民怨，招摇过市，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以期维持旧有政权不倒，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当然这里也不能绝然排除一些已有自知之明的帝王在反思之后对自身过错与失败的反省忏悔和自我检讨以及对古典传统正道治统的重新认可。
中国古代最早的罪己诏滥觞于殷商时代，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最早罪己诏版本当属《尚书》，《上述·汤诰》记载了商代开国君王成汤的一段讲话。
这一讲话被史学界认为是罪己诏的开山之作和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罪己诏”模本。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颁布“罪己诏”的是汉文帝。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年间，这是汉文帝承继大统后的第二年。
当时有人建议他要早立太子，他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所以像“朕既不德”这样的话在日后的帝王嘴里也成了一个常用名词。
历史上被人认为分量较重的罪己诏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及保存完整的罪己诏。
《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在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所下的一道诏书，其内容是公开向人民反省其已有之罪过。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曾向长期在北边犯事的匈奴发出了“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警告，为汉民族争得了安宁和尊严。
但到了汉武帝晚年，“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人上书建议在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继续戍兵以备匈奴，汉武帝驳回桑等人的建议，并下诏反思自己，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明崇祯的六道罪己诏缘由
明崇祯的六道罪己诏崇祯八年正月，他家祖坟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掘毁焚烧，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数日之久，一时间凤阳百姓色变，天下舆论大哗。
这种奇耻大辱，极易被民众看成是祖上缺德遭报应。
为了给祖宗挽回颜面，给政权“维稳”，他咬牙切齿，调集军队先在中原地区“会剿”，后在全国范围内清剿痛剿，并于十月初颁布“罪己诏”，将祖上遭“报应”的责任揽过来：“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
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祖恫民仇，责实在朕。
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
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这是他第一次颁布“罪己诏”，首次承认朝廷失误及局势险恶。
但从内容、措辞、语气和行文节奏看，此时的朱由检固然心情沉重，但依旧自负从容，不见些许悲凉哀婉。
他表面罪己，实则抱怨“诸臣”，说穿了，还是“天子圣明，罪臣当诛”那一套。
这种“罪己诏”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见。
崇祯十年，他又一次颁布“罪己诏”，表面原因是北方大旱，久祈不雨，实则是吏治腐败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动荡。
他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
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
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这种时弊痛陈，与其说是锥心罪己，莫如说是拍案而起。
但是，根本原因何在呢？仍然是官员误国，而非制度腐朽。
这样，在苟延残喘中又混了五年。
崇祯十五年(1642年)，病入膏肓的明王朝病情进一步恶化，内外交困，腹背受敌，势如累卵：正月，在崇祯的默许下，朝廷派特使赴关外，同清廷秘密谈判，实为乞和。
二月，李自成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洪承畴被俘叛变。
五月，李自成几次三番围困开封。
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悲痛欲绝。
八月，乞和事泄，朝野舆论大哗，崇祯恼羞成怒，遂诛杀兵部尚书陈新甲，“和谈”彻底破灭。
九月，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一夜之间数十万生灵涂炭。
肖临骏：东南互保与庚子变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庚子，公历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于西安行在下诏变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就在前年，她扼杀了戊戌变法，软禁了光绪皇帝，第三次垂帘听政；就在去年，废帝建储受到多国使臣的干预，缉拿康梁又受到外国的庇护。
庚子年春夏，义和团为祸直隶，烧教堂、杀教民、杀洋人，招致外国干涉，她恼羞成怒，迁怒外人，下令攻打外国使馆，终酿巨祸，引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遂仓皇西逃，避难关中，惊魂未定，竟下诏变法，实在匪夷所思。
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太后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从一个保守的统治者变成了新政的推动者？帝、后争夺变法的领导权甲午战败，割地赔款，日本既得台湾，又占辽东，俄、德、法眼见日本有独吞中国之势，一面压迫日本还辽，一面步其后尘，加紧攫取在华利益。
朝野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战败的原因，维新与自强，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深入民心。
当时，国人在思想和行动上主要有两种态度：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实力派督抚继续走洋务运动的老路，力图通过推行新政，兴办实业，发展教育，振兴经济，造福民生；以康、梁为首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掀起维新运动，期望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官吏、教育、法律和军事制度，引进西方的宪政体制。
众口哓哓，皆曰维新，变法已是大势所趋。
有着数十年执政经验的慈禧太后岂能不知？光绪帝亲政不久，即遭败仗，急于借变法挽回声誉，激励国人，慈禧太后也并非不愿改革，戊戌变法初期，光绪帝频繁去颐和园向她请益，许多举措都是他们协商制定的。
之所以出现日后的局面，是因为她对维新派的激进妄为有意见，急欲矫正，而缺少政治经验的光绪帝受到康、梁的调唆，不仅未能及时调整策略，弥合分歧，反而铤而走险，预谋政变，终致帝、后决裂。
细究变法失败的原因，慈禧太后固然负有重大责任，而光绪帝及康、梁等人，也难辞其咎。
在帝制时代，宪政改革必然会削弱皇权，对统治者来说，改革是一剂猛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痛快服下，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光绪皇帝想要变法，慈禧太后未尝不想变法，帝、后所争者，不是该不该变法的问题，他们争夺的是变法的领导权——只要能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次第，主导改革的进程，谁都可以成为变法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