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方法

1.该司法解释未违反平等原则。

具体原因有二：首先是该解释制定的理论依据。

死亡赔偿金并非对“生命”价值的赔偿，生命本就无价，难以也不应用金钱来衡量。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可得收入损失的补偿，即若死亡正常生活，可以预期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必将取得一定收入。

因他因侵权而死亡，该未来可得利益丧失。

有损害即应有赔偿。

在一般意义上，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劳动收入上存有差异，在生活消费支出上亦存有差异，故司法解释根据死者身份性质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规定，并无对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的不平等保护。

媒体上对“不同命不同价”的解读，实是基于对法律无知而作出的误读。

其次是平等原则的内涵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故平等主要是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而非立法上的平等。

立法者基于某些社会的、历史的或自然特质的原因而给予某类群体以特殊照顾，通常并不认为违反平等原则，比如给予未成年人、少数民族、伤残军人等特殊保护。

基于我们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背景和户籍因素背后负载的诸多经济利益，在2003年时最高法院根据死亡赔偿金的法理基础，以户籍身体不同而确定不同的赔偿标准，实是无奈之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户籍身份在慢慢地淡化，《侵权责任法》回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于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该条立法存有几个问题：一是它虽然在同一侵权事故中不基于受害人身份性质的不同而给予相同数额的死亡赔偿金，但同样是农村居民在不同的侵权行为中可能获得不同的赔偿。

它违反了对所有农村居民同等保护的原则。

二是它使用“可以”这一词汇，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并进而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三是用“相同数额”的字眼，并没有说明是以高标准还是低赔偿标准为准，因此可能出现同命同低价的情况。

四是该立法未明确死亡赔偿金的确定标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有司法解释在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上存在的容易引人诟病的地方。

换言之，该项立法只是对媒体对原有司法解释的误读而作出的宣示性回应。

2.我国目前法的渊源一般有实质意义法的渊源和形式意义法的渊源。

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主要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刊：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法规、规章、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

另外国家政策也是当代我国法的非正式渊源之一。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
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因此国家政策也是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之一。

我认为司法解释应该成为我国的一种独立的法的渊源。

首先，司法解释的效力高。

实践中司法解释已经成为法官判决的直接依据，和法条具有同等效力。

在这个层面上，司法解释已经成为了我国实质意义上法的渊源。

同时，司法解释是对法律中所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进行解释而已，属于法律的一部分，也应该属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

其次，司法解释其独特的优势也呼唤其成为一种独立的法的渊源。

司法解释对我我国的现状来说是必要且可行的。

针对有的学者提出过于频繁的司法解释不利于实现法律的可预测性这一问题，纵观我国司法解释的出台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或者重大的案件。

而且一旦条件成熟，有些司法解释还变更为法律法规。

并不存在过于频繁出现司法解释这一说法。

在法律滞后性这个弊端存在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很好的弥补了立法的不足，让法官有法可依。

避免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出现同一案情不同判决的情况。

总所周知立法的程序复杂，时间长，一步法律从草案到颁布施行很可能经历了几个春秋，在这期间现实情况也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立法来应对现代社会的法治情况是不可取的。

司法解释因为其效力高，出台快，很好的弥补了立法滞后的缺点。

只有赋予司法解释正式法律渊源的地位，才让法官判决时直接引用司法解释显得有理有据。

综上，我认为司法解释应该成为我国一种独立的法的渊源。

3.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即使十分明确的法律也是如此。

由字义已经“明确的”得出某种意义，这种确认本身经常已经是一种解释的结果。

解释必须借助一定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法律解释问题的“万能钥匙”，有些人甚至认为司法过程就是这些技术方法运用的过程：“司法要素（它主要指组织机构）已经不再承担需求正义或者以任何方式创制法律的责任。

这种作用能够纯粹是机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义感的人，它所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技师，他明了技术原理、解释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法。

”。

然而法律解释方法虽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份包含各种解释方法的清单（包含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楼同的补充方法），但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看到的，仅仅依靠这些解释方法却无力实现法律解释的既定目标：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出现不用的解释结果时，法官以什么标准决定取舍。

正如德国法学家埃塞尔所说，具有支配力的解释理论虽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观点，却未能指出，假使依据不同的观点会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时，应以何者为优先。

正如那个著名的孙子毒杀祖父为得到遗产的案件一样，法律解释方法并不能总是为我们提供答案。

究竟应当选择哪种方法，哪种后位方法可以超过前位方法适用，终究也是一个价值判断。

因此，法律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为面临那些通过法律解释得到的不同结论的选择时，提供了依据，以提供给司法实践以具体答案。

对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问，来自于法治本身。

法治的内在和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要求规则之治，要求法律的明确性和法律的安定性。

“遵循规则化的生活行为方式不仅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很高程度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而且给人世的生活带来可预期性。

但是由于法律的本身特性，（如高度的抽象性，以语言为载体的词与物的分离所带来的模糊性及歧义性、涵盖生活的滞后性和保守性等等）决定了其本身运行过程中的法律解释的普遍性和经常性。

但解释是解释者客观主观化的过程，难免出现解释者的任性和恣意，歪曲了国家法律规则的本来面目，再加上法学和法律解释本身又是一个价值有涉的过程，难免受到解释者主观的价值判断。

马克思·韦伯一句权威性的论断：“科学不能为价值判断的正确性提供说明”更让我们对客观性的探询感到没有希望。

然而当代法哲学的发展及其实践向我们展现了另一幅画面：与其断然的否认价值判断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还不如承认它的存在，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尽量用客观的方法来对解释者的主观判断进行合理的约束和把握，使这种主观判断控制在有利于法律本身运行合理的范围内。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保护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首先，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以适用和维护现有的实证法或国家法为最大使命，即法官必须以现有的法秩序为适用的基本准则。

法官的第一任务不是从法秩序的体制之外来批判成文法，而是要捍卫成文法的确定性和安定性。

其次，使用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循序渐进的对国家成文法进行解释。

这里主要是根据萨维尼“经典解释学说”四原则即语义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而加以论述。

1.追求法律解释客观性文义解释方法。

它属于法律解释中的语法解释，有时也被称为字面解释、语义解释等，这种方法是法律解释中最为古老的方法。

它的显著特征在于强调严格按字面意义进行解释，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过程中非常强调文字本身的含义，超出了文字本身的含义就不是文义解释了。

2.追求法律解释客观性的逻辑解释。

这种解释的哲学基础来自于解释学的解释统一的观点。

即“从个别理解整体，从整体理解个别”，这种解释方法把出现歧义或冲突的法律的语义和规范的内涵从规范的体系中加以考量，并从中消除歧义，得出其准确的含义。

同时，从体系上解释法律，保持法律整体上的统一性，也是限制恣意维护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基本要求。

“一种法律文本，一项法律，应该是毫无矛盾的，这样他才能够均衡地和不随心所欲的加以应用。

一种矛盾的法的制度违反正义的要求，正义要求对所有的人都应有统一的标准。

”
3.追求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的历史的解释方法。

历史解释也称立法者的意志的解释，即“历史的解释旨在确定，立法者凭借提出这项必须解释的原则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它想设身处地的理解历史上立法者的思想”。

努力研究法律撰稿人的各种观点，对于立法者的意图的考量，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法律的意义及其演变的过程。

4.追求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合宪性解释。

在法治国家中，宪法占据重要地位。

法官适用法律，解释法律都不能被离宪法的规定和精神。

合宪性的法律解释方法，在于确保法律解释不溢于宪法所宣示的基本价值决定的范围之外，尤其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人权条款和财产权条款）的规定，具有约束法律解释结果的作用。

合宪性解释实际上是以高位阶的法律阐释了底位阶的法律的含义，它对保障法制的稳定性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对树立宪法的权威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