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1

官僚资本:集权官僚统治在工业文明下的继续
摘自《民主中国法制经济》作者：刘永佶
在压制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空想性宣传的同时，集权官僚制的统治者们，面对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不得不做出选择：少数人固守旧制度，反对变化，可谓顽固派，但其顽而不固，很快就被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开明派”排挤出局；“开明派”的开明，在于他们意识到工业技术比农业的优势，为了继续其专制统治，必须利用工业技术，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兴办由他们控制的、以专制行政方式经营的企业，以垄断主要资源。

这就是中国特殊历史矛盾所演化出来的官僚资本，它在19世纪末形成，在20世纪上半叶占统治地位，在20世纪下半叶则在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潜伏，并在世纪末演变出一股经济、政治势力，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力图恢复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官僚资本的历史原型是官商。

在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中，官商始终存在着，虽然并未成为经济主体，但它却表明中国的官僚地主也有商品经济意识，而且深谙将政治权力与商业经营结合之道。

外国资本的侵入，唤起了官僚地主阶级中“开明”派的官商意识，他们将官商传统“现代化”，并吸收外国垄断资本财团的经验，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并在它的指导下，着手建立各种官僚资本企业，由其主导经济，垄断资源。

官僚资本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形成阶段，以“洋务派”为代表，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达起来的“洋务派”，占据了政治主导地位，其首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以学习、利用外国先进技术而形成自己的势力，为了巩固其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以政府的名义兴办军工厂等企业。

此时的官僚资本，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但都为“洋务派”所控制。

二、发展阶段，以袁世凯及北洋军阀为代表，这股政治势力是“洋务派”的余脉，趁“辛亥革命”之机窃取政权，他们以“总统”、“总理”、“总督”等身份，恃仗军力，独霸一方，为了增加实力，不仅以官办形式投资经营企业，而且还由官僚私办企业，其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和买办性日益明显。

三、全盛阶段，以蒋介石集团的“四大家族”为代表。

蒋以孙文“革命”的继承者身份出现，因而具有很大欺骗性，该集团依美英垄断财团为靠山，达成了短期的“统一”，并利用其权力，发展官办及其私办的资本企业。

毛泽东对此评论道：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

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蒋介石集团的官僚资本统治，激起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推翻了官僚资本这个集权官僚制的最后统治形式，建立起初级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集权官僚制及其意识形态――官文化却以其深厚的传统存留于新社会的政治、经济中，并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又萌生于世，这在20世纪末表现得相当明显，但它是否能扩展成官
僚资本的第四阶段，还有待矛盾的斗争和演化。

官僚资本形成的历史根据，就是纵横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官僚资本的“人格化”存在，是官僚地主阶级在现代的转型。

外部条件，或曰诱因，则是外国资本的入侵，它不仅给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造成威胁，也使其经济基础受到动摇。

与之相应，农民的反抗进一步加剧了危机。

这迫使官僚地主阶级改变其存在方式，一旦转变完成，利用政权垄断资本带来的利益远比固守土地占有权的利益大得多，于是就按官僚资本的逻辑演化下去，即通过强化专制来操纵国计民生，由此来继续其统治。

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全面承继了官僚地主阶级的专制，依然不给民众任何政治权利，为了欺骗舆论――主要是向外国人表示其“开明”，也会雇佣一批文人写些“民主”、“民权”之类言词，并在无关紧要的环节做些“选举”、“征求民意”的花样，但在关键处都要紧密控制。

其典型，就是1947年的“大选”，蒋介石光荣地当选为“总统”。

官僚资产阶级与官僚地主阶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它不再把目光主要盯在土地和收取租税――当然对此并不放过，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资本化的工业和商业、金融业上，这些行业可以使其获取更大的利益。

他们以政治专制保证其垄断地位，排挤、压制私人资本，并通过为外国资本财团充当买办，以政治权力为之推销商品，或出卖主权和资源，捞取大笔“回扣”。

以这种方式攫取的物质财富，在短期内就迅速膨胀，几乎全国的剩余劳动产品都集中于其手中。

而这些财富，又成为其巩固政治专制的经济基础。

中国官僚资本的来源，或曰“原始积累”，与西方自由资本有质的区别。

西方的“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重商主义政策所促成的商人资本和开明贵族财产的资本化。

这个过程，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进步。

商人资本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候，已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并要求掌握政治权力。

开明贵族之“开明”，不仅在于将其财产资本化，更在于认可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并协同商人资本家一起推进政治变革。

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其来源主要是政治权力，官僚们之所以要以权力占有财富，并投资于工、商、金融业，并不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是要维护集权官僚制，以攫取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支撑其政治统治。

因此，他们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民主，倡导自由，而是强化专制。

对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政治权力是其固有的，也是拼命要维持的，并要传之子孙万代的――官僚资本甚至比旧式地主的土地占有权更有利于传续于后代。

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一是官僚个人所有的资本，由其本人或亲属、亲信经营；二是官僚资产阶级以其政权所有的资本，表面上，它带着“国有”、“公产”的形式，但除其资金来自国家财政外，其剩余价值的收益权，资本的支配权，都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独裁者，并用于维护其专制统治和骄奢淫逸的消费。

这两种形式虽有一定区别，但有时界限并不清楚，官僚个人，特别是那些独裁者，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将“国有”的“公产”，划归其“私产”，如一纸批文就可以将上亿元的“国有企业”用十万、二十万元买到自己手中。

更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银行、证券交易、保险等，大量赚取超额利润。

随着官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其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官文化，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

在坚持集权官僚制，保持官本位、官至尚，以及愚民政策等方面，官僚资本主义与官文化并无差别，从这个意义上，它就是现代官文化。

但它毕竟又有了资本的成份，为此，不再坚持重农抑商政策，而是采取鼓励商业和工业的政策，但这种鼓励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做出样子表示其“开明”的。

实际做法，却是千方百计排挤和压制私人自由资本，所推行的政策实则都是有利于官僚资本的。

因此，官僚资本主义是反动的，是官文化的存续，它固守着官文
化的理论基础――儒家道统，坚持其方法论和全部统治术，并根据新的社会条件有所充实、发展。

从理论性质而言，官僚资本主义并不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且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

也正因此，它的倡导者和坚守者才会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坚决地打压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

虽然他们也从自由资本主义那里抄来几句时髦的新词儿，如“民主”、“民权”、“法制”之类，但这不过是“用”以表示其“开明”，其反人民、反社会变革的本性却依然如故。

2003-11-14 22:1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