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舒芜谈论历史问题的一封信

评舒芜谈论历史问题的一封信
简要评介了舒芜写给他的朋友彭拜的一封信。

舒芜在这封信里，谈到了自己的几种学术代表作，也谈到自己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思考，对于研究1955年的胡风事件及其改革开放以后舒芜的思想特征，从而加深我们对于20世纪后五十年政治史与文化史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掌握与理解，都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标签：现代史；舒芜；胡风
我收藏了舒芜于1999年10月16日写给他的朋友彭拜的一封信。

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彭拜兄：
十月十二日长信及尊作《我多想有一身好武艺》收到，谢谢。

路见不平，恨不得有一身好武艺，我也时有同感，尊作发之至畅，这可说明从来武侠小说流行的原因，它有一个极黑暗的社会背景。

但李大哥之“派头砍去”，想来也觉可怕。

那些拥着挤着看杀头的观众，被排头砍去，固不足惜，但李大哥并非为此，而是以杀为乐，“杀得快活”，这就太可怕了，我还是千万不要遇到他才好。

您对《论主观》等等，现在重看，一定会失望。

我若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不会把这样幼稚的东西重新发表的。

您说整个“一局棋”，尚无人说清楚，甚是甚是。

就已发之文而言，林贤治长文，似乎比较近之。

至于我的《后序及附记、又附记》，当然无力说明全局，也未作此想，我想说的只是“我这一份”，只是我这一颗棋子，在这一局之中，走过（和被走过）的那几步，当时我自己的主观心态如何，直接遇到哪几颗别的棋子，直接“走”我的是哪只手，只限于这些。

而且只限于现在拿得出文字资料证据的范围；此外虽有确凿回忆，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无文字证据的，概不写入；至于我可以推想、推测、推导出来的人、物、事……，当然更不写入。

“这一局”恐怕还会有一些人谈论许多年，让“全局”逐渐清楚，逐渐接近“中心点”吧，非一人一文所能谈完，而且也许永远到不了那个中心点，只能不断接近它吧。

我还觉得，今后直接对此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过，而且越来越少，这也没有办法，连“文革”那么大的事，不也是日益被后代人所漠视所淡忘了吗？造物主的怯，不敢永远保留血痕，人类的怯，什么都善于忘却，这是鲁迅毕生所痛恨的。

而鲁迅也自食其报，他不也是日益被后之青年所淡忘了吗？他自己本来愿与他所攻击的时弊一同“速朽”，可叹的是时弊不朽，鲁迅不免于被忘却，胜利的终于不是他！
《我思，谁在？》是别人帮我编的，与《回归五四》多有重复，无甚可观。

过些时再奉上。

《黄河》双月刊（太原出）今年第六期将有祝勇一长文，谈到我，如见到，请看一看，略有新意。

舍弟方敏（堂弟），是我们“丁酉同年”中最年轻的一辈，现已从安徽科技出版社退休，听我谈到您的平生学行，非常景仰，将要登门求教，先此为介。

次叩复，顺颂
文祺
舒芜上
1999.10.16
舒芜（1922—2009）是现代中国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

然而，舒芜比较高的知名度，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在胡风事件中的反戈一击，从而使得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舒芜在历史上受到过著名左翼作家胡风的帮助与提携。

他早期的学术名篇《论主观》一文，就是于1945年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的。

长期以来，胡风一直把舒芜作为自己的一个亲信，人们也普遍把舒芜视作胡风集团里的一个重要成员。

但是在1949年以后，在中国文学艺术界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周扬集团，而周扬与胡风在历史上的矛盾极深。

因此，一个有趣的情况出现了，尽管当时把鲁迅捧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文坛上的唯一圣人，但是与他晚年关系十分密切的胡风，在50年代却始终陷入一种被排挤与被打压的状态。

胡风的一帮人，也受到了牵连跟着倒霉。

舒芜见势不妙，就想另找出路。

早在1952年的5月和6月，他就先后发表了《从头学习》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两文，表明了公开与胡风分道扬镳的决心，从而惹恼了胡风。

到了1955年，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又主动地把胡风多年来给他写的信件交了出去，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成为投向胡风的一颗最致命的炮弹。

当然，胡风性质的根本改变，不仅让舒芜目瞪口呆，就是连周扬做梦也没有想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胡风冤案的平反，胡风的形象突然之间高大起来，成为一个反抗专制的悲剧性的英雄人物。

他本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则被许多人忽略甚至被一些人有意地加以掩盖。

作家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胡风妻子梅志的《胡风沉冤录》、胡风之子晓风的《我的父亲胡风》等书都十分畅销，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舒芜的那种卖友求荣的恶劣行为，则受到了人们的严厉谴责。

特别是《后序》发表之后，引起的非议不少。

《回归五四》一书，汇集了舒芜一生里最为重要的几十篇文章，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心得结晶，从中可以看得出舒芜几十年来研究的历程与特色。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后序》，其实就是一篇思想与创作的自传，先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上发表，以后又收入《回归五四》一书中，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舒芜撰写《后序》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20世纪50年代他上交胡风信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明白。

舒芜的确是十分聪明的，但他的种种说明甚至某些辩解，似乎还是让许多比较敏锐的读者感到有些失望，认为他并没有体现出承担历史责任的诚实与勇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逐渐退去，理性开始显现，事情的复杂与微妙显得出乎意料。

人们慢慢地发现，其实胡风与周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他们两人同样拉帮结伙，文艺理论同样“左”得出奇，只不过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受宠、一个受压而已。

通过已经公开的某些文献资料，特别是胡风与其心腹之间的若干通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胡风在中国文艺界拥有了与周扬一样的权力，他干的缺德事情绝对不会比周扬少。

早在舒芜上交胡风信件之前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试图通过上纲上线的政治手段打击周扬一伙，希望最高领导能够用党内斗争的残酷办法来解决所谓的宗派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的第四节之中，一共引用了舒芜的十封信，再加上平时的谈心材料，从中分析舒芜的所谓反党心思，进而揭露舒芜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还说舒芜是打进党里的内奸，是一个叛党分子。

因此，胡风将私人信件用于公共事务特别是用来打击对手，居然还早于舒芜一年。

难怪在舒芜逝世之后，周筱分别在《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悼念舒芜：胡风才是真正的告密者》、《舒芜：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两文，呼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矫枉过正的倾向，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反过来把舒芜当成纯粹的受害者，往他脸上贴金，说他引用胡风信件“只是为了证明胡风的宗派主义，希望他改正宗派主义错误，一同前进”[1]，这就距离历史事实太远，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可笑了。

舒芜致彭拜的这封信写于1999年10月，其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舒芜试图说明，尽管自传性的长文《后序》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或者改变。

他在信中“至于我的《后序及附记、又附记》……”那一段话非常重要，隐含着多种复杂而微妙的意思，流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与无力，颇有史料价值，很值得人们细细地体味。

第二，舒芜在信中表示，在他看过的与胡风事件有关的研究论著当中，他比较欣赏或者比较认可的是林贤治与祝勇的文章。

林贤治的文章指的是《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发表在《黄河》1998年第1期上。

祝勇的文章指的是《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发表在《黄河》1999年第6期上。

这两篇长文都是胡风事件研究史上重要而且绕不开的论著，尽管其中的某些观点也引起过某些争论。

舒芜对它们的欣赏与认可，无疑表明了他自己的某些倾向性。

第三，舒芜的著述很多，其中《回归五四》与《我思，谁在？》是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论著选集。

在这两部论著选集中，舒芜比较看重的，还是他自己选编的《回归五四》一书。

他认为《我思，谁在？》一书是别人编辑的，与《回归五四》多有重复，价值不大。

第四，舒芜在信里谈到自己早期撰写的一些学术研究论著时，还是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冷静和清楚的思想认识。

像崇尚个人主义的《论主观》等文，在发表之初在左翼文人圈内的确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并因此而受到一些“左”倾僵化文人
的批判。

但是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就不算什么了，因为其中并没有什么原创性。

就连晚年的舒芜都觉得“幼稚”，認为它们只有历史资料的价值。

在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也是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开了以私人通信定罪的先河，而不在于对信件的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限上纲，甚至有意地曲解原信的含义，因为不管内容是否“反动”的私人通信，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们今天在评价当时那些文化人交出私人信件以及其他类似行为的时候，当然要充分地考虑到当时是一个没有沉默权的年代，客观政治环境的压力巨大得让人难以承受。

然而另一方面，还是应当把究竟是在有关方面的逼迫下，为了自保不得不交出信件，或者是在有关方面还没有意识到要从信件中找所谓证据时，主动交出信件以邀功请赏区别开来，因为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1]。

参考文献：
[1]肖岩.错综复杂的真实：舒芜与胡风[J].粤海风，2011，（5）.
[2]蔡振翔.现代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J].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