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仁政思想
儒家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解读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
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
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
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
爱人者，人常爱之。
敬人者，人常敬之。
”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
（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的主要思想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
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在儒家学说中，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故历史上并称之为“孔孟”，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主要表达在“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方面。
一、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
他大大发展了春秋以来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保民”、“与民同乐”，其中，最突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尽心下》)孟子认为民众比君主重要，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信任。
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离娄上》)桀和纣丧失了天下，正是因为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
所以他推崇“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保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提出对残害人民的暴君能够实行诛伐，推翻他，并认为这是正义之举。
“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 (《万章下》)“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尽心下》)对于汤伐桀、武王伐纣之事，孟子明确表示“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他认为不仁不义的上位者是“独夫”，人民就能够“易位”甚至名正言顺地杀了这样的人，而不背上“弑君”的罪名。
孟子强调国君不但要保护民众，也要保护臣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离娄下》)在他看来，国君对臣下不尊重、不保护，臣下同样能够背弃国君。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万章下》)孟子把人民的意愿作为战争是否该兴起的重要标准。
当齐宣王在攻取燕国的问题上向孟子请教时，孟子认为取不取燕国要看燕国的人民是否愿意，“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
孔孟仁政思想的差异
孔孟仁政思想的差异在儒家学说中,孟子向来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嫡传,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继承也有发展,在治道观上也是如此。
治道即治理之道,为政之道。
在治道观上,孔子主张施行德政;孟子主张施行仁政。
孔子德政与孟子仁政的异同。
相同点:1、孔子德政和孟子仁政的目标都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
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讲“正名”; 孟子讲不“遗其亲”、不“后其君”, 讲“尧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
《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为“天下之达道”。
在儒家理念中, 五伦既是每个人, 也是家、国、天下共同的存在方式, 从个人到家、国、天下, 离开这五种伦理关系都不能生存, 更谈不上发展。
因此, 社会伦理秩序的建建设和维护一直是自孔孟以来儒家治理的根本问题。
2、在孔孟思想中,仁即德的内涵,因此二人都把仁德视为“为政”的根本要素,这是二者之所同。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的“政”是指法制禁令, “刑”指刑罚, “政”、“刑”都是强制性的规范, 只能制约民众外在的行为,不能养成内在的羞耻心、价值观, 人们不违背规范, 只是规避可能受到的惩罚, 并不认为违背规范是可耻的,“道之以德”, 是通过为政者道德人格的魅力与其德行的感召, 兴起民众为仁向善的心志, 在内在心志的驱动下,自觉自愿、自动自发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
“齐之以礼”是通过礼乐的教化、规范功能, 使社会推崇的道德伦理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内心, 养成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孟子说: “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 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认为“以力服人”只能是暂时的, 并且还会在人们心中积聚不满情绪, 一旦有机会, 就会爆发为反抗行为, 破坏社会秩序。
“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无论力之大小强弱, 都会自觉自愿地效法为政者的价值导向, 遵循社会伦理规范。
孔孟一致认为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和稳定不能靠外在强制, 只有在人们内心道德意识的自觉驱动下养成的、自动自发的行为习惯才是最可靠的, 在位者的德行则是全社会道德意识自觉和伦理行为习惯养成的价值之源。
论孟子的礼学思想
论孟子的礼学思想1、仁政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
“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要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爱心。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其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提倡“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反对兼并战争，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就是“性善论”。
孟子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他指出善性就是人类所独特的一种本性，也就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显然标志。
2、民本思想(1)经济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赋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明确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人民没有一定的产业，就不会有一定的道德信念，没有道德信念，那么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就会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孟子指出必须“制民之产”，首先必须并使百姓存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不违农时地展开耕种。
“五亩之宅，一棵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善处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同时，直面当时艰巨的赋税，孟子主张“省刑罚，厚赋税”，指出统治者只有减低对民众的奴役和奴役，并使民众生活平衡，民众才可以顺从统治者，社会才可以安稳。
(2)政治①君民关系：主张“民贵君轻”，表示人民才就是最显然的。
他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重。
”并对此展开论证：“就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思想主张
孟子思想主张孟子思想主张八个字孝、诚、忠、信、礼、义、诚、耻。
孟子主张“仁”；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主张反对不义的战争；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被后世推崇视为儒家正宗思想的是孟子，孟子成了“亚圣”，孔孟并称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
实际上孔、孟的思想是有很多不同的，但是孔子以“仁”释“礼”，这种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意识的的主题被孟子推到了极端，从这点上来说，孔孟相连也是很有道理的。
孟子早年与孔夫子一样，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思想主张。
《孟子》七篇的主要着眼点仍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李泽厚先生认为《孟子》带有某种“急进的”人道、民主色彩，“这其实只是古代氏族传统在思想上最后的回光返照。
它的耀眼的亮光正好预示着它将成为千载绝响。
”“历史越是前进，批评者们愈是细化用美化过去的黄金空想来对照现实和反对现实。
”这个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至今社会上所流传的对于十年浩劫时代不腐败的怀念等等也印证着这一点，一旦成为过去，记忆习惯性的美化回忆，特别是在现实很无奈的时候。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只是慨叹“天下无道”，孟子则是激烈的抨击现实，孔子树立的典范人物是周公，孟子树立的是更古老的尧、舜、周文王。
孟子设计了一套更为完整的空想模式尧舜模式的“仁政王道”。
孟子思想上更加急进的原因在于，比起孔子的春秋时代，孟子的战果时代氏族制度已经彻底的瓦解，孔子推崇的“礼”已经彻底成为了“仪”，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这种情况下，孟子已经没比要再去用“仁”解释已经不存在的“礼”了，而是直截了当的提出他的“仁政”思想。
政治上他主张“举贤”与“故国乔木”并举，总得政治目标是“保民而王”。
总而言之，孟子提出“仁政王道”的理想模式与广大“民众”的利害联系起来，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强调的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的“仁政”观与现实物质生活关系紧密联系，但是并不是纯粹的道德观念。
孔孟“仁政”观点比较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
“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
孟子的"仁政"在政治上提倡“以民为本”，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还说：国君有过错，臣民可以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就可以推翻他。
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认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
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
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 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
他还强调要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
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
人只有在犹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
孟子非常重视人格修养，他认为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正义”。
为了“正义”可以舍去生命，即他说的“舍生取义”。
孟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他对…仁'有许多解释，如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主要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怎样做人与调节人际关系才是仁的思想的核心。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
孟子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同情心。
因此，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由见人危难油然而生的同情心推论出人先天具有"四心"，把道德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孔孟荀
孔子孟子荀子三家思想的几点比较一，孔曰礼治孟曰仁政荀子崇礼重法一种思想的产生，大都要应和时代的节拍。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
“克己复礼”之“礼”即“周礼”，周公制礼，礼节繁复，意义重大：“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夫礼，所以整民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复礼”目的在于使民“位其所位”，“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治理国家，国家的安定团结秩序井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礼者，天下之序；乐者，天下之和”，以礼乐治国即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仁”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是君子的自我修养方面的要求，并不体现在治国理念上。
首先提出“仁政”的是孟子，这应该和孟子所处的时代有关，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故注重“克己复礼”，战国时期战乱纷仍民不聊生故倡议“仁政”，“礼治”较侧重于调节统治阶级上层内部的关系，而“仁政”则更关注民众民生问题，在此，与“仁政”相辅相成的是“民本”思想。
并且“仁政”是以“民本”为依归的。
作为法家韩非子的老师的荀子，其思想免不了有法家的元素，荀子在《天论》明确写道：“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在政治思想上，荀子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
这是战国末期无以复加的严酷的现实给予荀子的领悟——可操作性强的法治总比空头的仁义道德来得实用。
二，孟子性善荀子性恶之比较孔子对于人性的善恶是不下定论的，只是颇为隐晦的说了一句“食色，性也”。
孟子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宣扬性善论，最具代表性的文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简析孔孟之“仁”的异同
简析孔孟之“仁”的异同摘要：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是对国人影响最深的一种流派。
“仁”是早期儒家学说的重心，从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概念到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也”的转变，简单说来应该是孔子的“仁爱”到孟子的“仁政”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而孔孟对于“仁”的理解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伦理和政治两个方面。
关键词：仁；仁爱；恻隐之心；仁政孔子的“仁者爱人”拉开了中国儒家学说关于“仁”的探索的序幕，“仁”可以说是其理论的中心，而在其去世百年后，孟子又重新举起“仁”的大旗，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
孟子最推崇孔子，司马迁《史记》载：“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孟子通过对孔子”仁”的推演、对孔子事迹的述评和对孔子的高度评价，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奠定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同样也对“仁”作了一定的自我认识上的探索和阐述，渐成一家之言，“仁”内涵的改变也反映了从孔子到孟子思想发展的理论轨迹，揭示了孟子思想学说与孔子的深层面联系。
而对于“仁”具体的理解，就属于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为之智”了（《易·系辞上》），孔子的“仁”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职尽责，也就是主张“仁爱”，关注人的行为与价值；孟子继承与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仁”就成为对于人民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德体现，发展成包括思想生活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这也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
孔孟在仁上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各自的区别所在。
仁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标准和境界。
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仁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它新的内涵，孔子《论语》中多说明仁的表现、适用范围，强调的是人性伦理；所有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施仁的一种手段，是“仁”这种人生至理得以达到的一种方式方法，即“仁为体，义、礼、智、信为用”；而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思想和自己主张的“性本善”的理论用于现实的政治领域，把根源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引向对社会的仁德，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也”的观念。
东亚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论述及其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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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 “ 仁心” 。“ 仁心 ” 与“ 仁政” 不 可分割 。 在 孔孟 时代 历史背景 中，“ 仁政” 这 套政 治论 述又 是 对春
秋 战 国时代 （ 公元前 ７ ２ ２ － 前２ ２ ２ ） 虐政 之批 判 ， 是具有 “ 反事 实性”（ ｃ ｏ ｕ ｎ ｔ ｅ ｒ ． ｆ ａ ｃ ｔ ｕ ａ ｌ ｉ ｔ ｙ ） 意涵 之政 治论 述。 但是， 二千 年来 中、日、 韩各 国儒 者 “ 仁政 ” 论述 的展 开， 多半落 实 在具体 的政 治措施 而忽 略 “ 仁
课 以道 德责任 ， 主 张 统治者 依 “ 天命 ” 统治 ， 必 须视 民如子， 对 人 民的痛苦 怀 抱如 同家庭 成 员之 间同
情共 感 的 同理心 。 儒 家并 强调 ，“ 仁 政 ”理 想确 实在 “ 三代 ” 圣 王 施 政 中实践 过 ， “ 仁 政 ”亦即为 “ 先王 之道 ”或 “ 王道 ” 之 内涵 。 因此 ， 作为东 亚儒 家 政治思想 核心价值 的 “ 仁政” ， 实与 “ 天命 ”“ 三 代 ”“ 王道 ” 等 理念 构成 有机 的 “ 概念 丛” 。
８ ０— １ ０ ２ ．
② 孟子日：“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 朱熹 ： 《 孟子集注》 ，《 四书章旬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 ９ ８ ３ 年， 第２ ７ ７ 页。
本 文 探讨 东亚儒 家 “ 仁” 学 的外延 面 向， 即以 “ 仁 政 ”为核 心的政 治思想 论述 及其 内部 的理论 问 题。 在先 秦孔子与孟子政 治思想 中，“ 仁政 ” 论 述原 意在于对 统治者 课 以道德 之责任 ， 故 特别重 视统治
ｉ 东 一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
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
孔孟之道虽博大精深，但其精髓均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文化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贤达人才辈出，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也是其中的代表。
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许多杰出代表人物的事迹。
孔子是如何“仁义礼智信”并以天下为己任的呢？一、温良恭俭让孔子的家族有五代五侯，在孔子时代，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孔子一生在齐国、卫国、宋国等国任过官或任过职，还曾做过司空、宰。
孔子在这些地方都能尽职尽责、谦恭有礼；对待政敌则能宽容忍让，遇到困难时能迎难而上。
正是由于孔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才使孔子能不断受到后人赞叹。
“温良”是孔子给自己最好的评价。
孔子认为应该“仁义礼智信”即在君子与小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相对自由地位的人。
孔子认为君子在其位、谋其政是君子必备的品质之一。
孔子非常看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论语·里仁》）中所谓君子，就是指那些品德高尚、举止有礼且能为别人所称道而不居功的人。
因为孔子这样宽厚而谦逊而又低调做人的品行和修养使得他深得儒家各阶层人们好评。
1、不争功。
孔子的父亲为他起名为子贡，孔子小时候经常帮助父亲做一些家务事，所以母亲给他取名为“孔丘”，意思是希望让子贡将来成为一个圣人。
“子之道”指的是每个人都有君子之道，孔子认为君子是指能为民造福而不居功的人。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以及各种自然灾害，有的国家遭受内乱、有的国家因为领土和主权受到侵略而战败或被迫战死。
由于战争、灾害的频繁发生，需要军队去平息战争、重建国家。
在战争和灾害的冲击下，孔子的父亲想让子贡成为一个圣人就需要让出一部分功劳来为他争光。
2、恭俭。
在对人处世方面，孔子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温良恭俭让之人。
比如在《学而》中对“勤”有这样一段描述：“一日三省吾身”（《论语·颜渊》),大意是：一天晚上洗衣服时不要随便用手去擦去衣服上的灰尘；上班时不要随便穿那些很华丽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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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的仁政思想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
孔子之时，仁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孔子在许多具体场合都谈论过仁，学者们的研究也证明“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
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
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
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
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
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
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
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
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
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
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二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当
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
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
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
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
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
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
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
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
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
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
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
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
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