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城市建设

商代的城市建设
城市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城市发展的两个重要标志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发展。

在商朝统治的广阔地域内，中国的早期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也有一些城市疏落出现在长江两岸。

黄河流域的著名城市有商、殷、亳、蕃、雇、霍、孟等。

这些城市既是商王或各属国贵族、官吏及军队居住的地方，又是许多行业的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进行交换的场所。

虽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一些原始的城堡，但是直到商代盘庚时期为止，人们还总是“不常厥邑”，过几十年就要迁移一次。

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

盘庚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以后，就不再经常迁邑了，城市也随之比较稳定地繁荣发展起来。

商代城市的发展，是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城市建设不仅体现出建筑业的革新与发展，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制陶、青铜铸造、竹木器加工、玉石制造业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标志着商品交换的规模和交通运输的水平。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商代城市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成为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的标志。

河南偃师尸乡沟发掘的商代早期城址，是20世纪中国大陆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发掘表明，这座城市具有都城的规模和建筑群。

高大的城墙用红褐色土筑成，质地坚硬且纯净。

墙体厚达17-18米，基槽深近1米。

城墙的基槽从生土层即开始起夯，夯层厚约10厘米，夯打平整，夯窝密集，建筑得非常坚固，与现代中原地区的流行建筑方法大致相同。

城中的宫城与拱卫城组合配置，南部中央为一组宫殿建筑群，有正殿、附殿、庭院、廊、祭祀坑等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

周围有800米长的夯土围墙，形成宫城。

宫城的东北和西南各发现一座拱卫城，城内的建筑分布与宫城内有明显区别，布满了排房式建筑，可能是仓廪和守城兵士的营房。

城墙上设置的城门很狭窄，宽厚的墙体和狭窄的门洞，显然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

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城南有各自用夯土墙设围的三座小城，两侧城门旁边修筑着一条3米多宽的路，这条路一端与城墙垂直相交接，另一端与城内的大道相通。

这条路的铺设是为了使兵士迅速地登上城墙，守卫城市。

在城外，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壕。

宫城和城内许多地方发现了工程浩大的排水系统，包括石、木结构的水道和完全用石块垒砌的水道，都呈暗沟形式。

对这
座著名商城的发掘还表明，这一带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曾是氏族聚居的营地，商代的城墙所经历的时间也很长，曾有多次修缮和改建。

偃师尸乡沟的商代早期城市，表现出4000年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已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这座城市无疑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南关，1985年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座比较完整的又一座商代早期城市遗址。

垣曲商代古城在今古城镇南关的高台地上，北、东、南三面分别有亳清河、沇河、黄河环绕，城墙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周长1470米，总面积约12.5万平方米。

城垣内东南一带分布着密集的灰坑遗迹，是当时人们主要的居住和活动地点。

因三面环河，在这座城市的西墙外大约8米处挖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壕沟，宽6-10米，深4米，是护城的重要设施。

城址中部有一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由6座高大台基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建筑长约50米，宽20米，在商代的早期建筑中令人瞩目。

城内铺设排水沟，清理出的南墙内侧排水沟形制规整，斜壁平底，与南城墙平行。

这座商城的城墙分内外两道，平行走向，相距7米。

内墙为主墙，基槽呈斗形，上口宽近8米，深约6米；外墙基槽宽仅4米，深6.5米。

城墙的夯土均为棕红色，夯层厚0.1-0.3米，结构十分坚固。

城内东南角的居民区，除较多灰坑外还有一些房址和墓葬、壕沟、陶窑，从中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城市居民使用的工具和陶器，石制工具有斧、铲、凿、刀、镞等；骨器有针、笄、匕、锥；此外还有卜骨、制铜？的石范和许多铜镞。

居民日常使用的陶器包括鬲、尊、豆、罐、盆、簋、爵、甑、瓮、缸、罍等多种。

烧制这些陶器的窑址经清理，是圆形竖穴窑，火膛由隔墙分成两个空间，保存完好的窑箅上有33个箅孔。

从偃师、垣曲这两座商代早期城市可以看出，当时城市的建筑规模、宫城的出现、设施的完整都比龙山文化时期至夏代的城堡更加进步，城市经济从商代开始逐渐形成了。

商代中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规模更大了。

在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商代遗址中，发掘出一座商代中期的都城，根据城墙夯土层中夹杂的木炭所做的测定，这座城市最早建于公元前1620年前后，使用至公元前1420年左右，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沿革兴衰。

郑州商城平面基本为长方形，城垣周长计6960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发掘时地面上残留最高约5米左右。

城周共有11个缺口，有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城门。

城墙的建筑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渐夯筑而成，每段长3.8米左右。

夯层较薄，夯窝排列十分密集，构筑相当坚固。

在城墙的内侧和外侧，往往发现有夯土结构的护墙坡。

城内分布着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堆积，包括房址、水井等遗迹。

城内东北部近40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有大、中型红土与黄土夯筑的台基遗存，可能是当时王室居住的宫殿区。

台基表面有排列整齐的柱穴，柱穴底部往往有柱础石。

有的台基表面还有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

在这些基址的附近，出土了青铜簪、玉簪、玉片等其它地点极少见的器物。

城址外有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也发现了一些中、小型墓地。

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多数认为这座商代中期的都城，就是“仲丁迁于隞”的隞都。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名闻中外的中国早期城市，与灿烂的青铜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殷墟是商代后期君主盘庚至纣统治期间的王都所在地（公元前1395年—前1123年），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城市遗址在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两岸，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

因为殷是商朝后期较长时期的都邑，所以商朝被后人称为殷朝，商人也被称为殷人。

殷经过几代统治者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城内版筑的房屋栉比成巷，到了纣王时期，城市的规模最大，史载其“南去朝歌（今河南汤阴）城百四十六里”，纣王常到朝歌的离宫居住。

从1928年起，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发掘殷墟，半个多世纪里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果。

在这座都城中清理出商王居住过的许多宫殿遗址，包括王宫的防御设施；还有大型的商王陵墓及数以千计的奴隶杀殉坑；城中有很多中小奴隶主及平民的居住遗址、墓葬；有规模宏大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遗址；还发现了水井、道路、排水管道等遗迹。

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兵器和手工艺品成千上万。

大量甲骨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商代兴起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作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
的交换过程中协调并促进了这些经济领域的发展。

城市作为商业经济的枢纽，在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商业的经营者商人也因之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中一种有影响的力量。

在黄河流域城市相继出现的时期，中央王朝周围各方国的都城大邑也在不断发展，其中长江流域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在经济生产领域起着重要作用。

湖北黄陂县叶店的盘龙城，是商代前期偏晚的一座城市遗址。

这座城市位于江北的滠水支流府河北岸高地上，城墙的夯筑技术近于郑州商城，是以每层厚8-10厘米的夯土筑成墙体，墙体内侧另有斜行夯土以支撑城墙主体。

发掘表明，当时还没有出现用立柱加夹棍、以绳索固定模型板的夯筑技术。

城墙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护城壕，壕沟底发现了架桥的柱穴，可知人们进出这座城市要通过架设在护城壕上的木桥。

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基址，遗迹显示出当时宫殿的房项苫以茅草呈出檐形式。

殿堂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

宫城内也发现了用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在这座城市的外面，四周分布着一般居民区和一些手工业作坊。

综观商代各地发现的城市遗址，可以看出尽管地域不同、文化面貌也有一定差别，但城市的建筑技术、布局结构和防御、排水设施等都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建筑技术和规模都有显著的发展。

商代的城市虽然主要功能仍然是防御外来的侵扰，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各种手工业却发展迅速，也为商品交换和水陆交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商代城市遗址的发掘充分表明，一个以殷商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已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确立，这种情况是中国大地自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也为以后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华夏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夏王朝统治时期中原及周围地区各部族的联合还是十分松散的，那么商王朝强大的奴隶制以其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已经牢固地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商王朝各代君主对四周方国和尚处于原始氏族制度下一些部落的征伐，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最早的篇章，这些频繁发动的战争是中国早期城市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商代统治集团在农业、手工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商业贸易活动，这是促进由集市转变为城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商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为城市经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