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哲学史大纲》有感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是一本由胡适著 / 肖伊绯整理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2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发现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的发现，很是经历了一番周折。

学者肖伊绯开始着意搜集民国大学讲义已有两三年，一直在暗自留意这册讲义本——有些学者将它记录在案（胡颂平编《胡适之年谱长编》时提到过），有些学者认为它“已不可寻”（北大楼宇烈语），更多的学者则语焉不详。

可以说，国内知识界目前还没有人确认亲自看到过这本书。

肖伊绯先是通书友、书商在国内搜求，一直不见踪迹。

后来，一位杭州的书友告诉肖，他在日本曾见到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本，但只有“卷中”一册，他认为是没有成套的“残本”，没有购回。

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肖伊绯的多次劝说下，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最终促成该书友重新找到日本书商，终于购得此书。

之后，去年的此日，在弘一大师纪念馆后的一所茶园里，肖伊绯用一部清代刻本《桃花扇》与书友换得此书。

虽为新文化运动之旗手，但从卷中讲义本出现的胡适评述中医的章节来看，胡适早年对待中国传统文明与文化，并非持完全反对、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于得出过东西方科学皆本源于“迷信”的说法。

在卷中讲义本里还出现了胡适评述古代天文学的章节，实是为了挖掘与裁定——古代政治思想与国家意志对包括科学体系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力，该创见超越了过去谈学科史就只局限于学科之内的史料链接的做法。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三段论”，即划分为先秦时代的上古哲学史；汉唐时代的中古哲学史；清代以来的近世哲学史。

按照胡适的写作计划，前段先秦哲学史构成哲史大纲卷上，两汉与唐宋哲学史构成卷中部分，清代及近代哲学史构成卷下部分。

当然，卷下只是停留在构想层面，并没有写出来，衍化成了胡适大大小小的专题研究论文及演讲，原拟共同构成卷中的两汉与唐宋哲学史部分，也只有《汉之哲学》形成了完整的讲义本，并于1919年在北大有过集中讲授。

由此可见，《汉之哲学》是胡适在尚未全盘放弃中国哲学史大纲全卷写作的前提下，在中国哲学史层面最后的，有系统、有思想体系的著作。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原作者/陈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二)：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所感一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所感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胡适著，肖伊绯整理，2013年版），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民说丛书之一，刚刚读完卷中部分内容，于是打算趁热打铁，先写写读后的一些所感，待日后深入研读将再继续写所感。

其实最早看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大一上学期，是由讲中国思想史的夏老师极力推荐的。

除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

记得当时从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网分别买来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年版）、《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版）三本书，用两个月时间认真看完，所获颇多，基本对中国哲学史有了大致的了解。

特别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为力作，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史料的应用严谨、审慎，作为后辈学子的我甚是佩服。

当时看完，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一直很遗憾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仅仅只有卷上，只写到先秦哲学思想。

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其中的卷中讲义本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各大出版社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一种截然改变，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对胡适先生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卷上部分与其它出版社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是一样的，其不同之处与其价值所在可以说是肖伊绯先生整理出来的卷中讲义，实属不易，弥足珍贵。

卷中内容主要是继先秦哲学，讲到了汉代哲学的内容。

卷中首先是第十三篇汉之哲学，其后共有七章，主要讲到儒、道在当时的发展以及出现的迷信和科学的现象，并以其代表人物为对象做了论证，如董仲舒、王充等。

此外，本书中的卷中篇目辑佚、附录也非常不错。

从目前读完卷中的部分内容，和以前所看的卷上内容做对比，整体上来看，卷中内容写作采取的的证明方法和卷上一样也是非常严谨的，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做学术研究的特点——考据甚为严谨。

我当年看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深深被胡适先生的证明方法所折服。

正如在卷上序言中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之一就在于其证明方法，而耿云志、王法周两位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的导读中也甚为赞同。

我们都知道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在卷中内容中也体现出来。

如在卷中讲汉代道家时，所引证的史料多为《汉书•艺文志》、《淮南子》、《列子》等相关内容，基本是原料，即基本都是一手资料，二手资料甚少。

再过段时间把卷中内容全部认真读完，我想到时可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卷中的胡适先生求证的方法的严谨之处。

目前，我想读完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最大的收获会有两个：一个是对胡适先生的中古思想史内容研究会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有助于对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全貌进一步的研究；一个是对胡适先生的证明方法，主要是其考据史料的方法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最后，我想用胡适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的话作结：“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

”如果大家想对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推荐大家认真读这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较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后感(三)：胡适“弃”哲学：哲学史研究引入科学的概念肖伊绯先生发现的胡适研究重要资料《中国哲学史卷中》（讲义），不仅为胡适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卷中》（讲义）是胡适为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学生编写的讲义。

按照胡适1919～1920年的“日程与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每周三上午9：00-10：00为史学门二三年级的学生讲授“中哲史”课程。

该讲义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卷中中古哲学史授课计划的“汉之哲学”，共七章。

卷中讲义的第三章《淮南子》1920年5月以《淮南子的哲学》为题原文发表在《新中国》第2卷第5号上，第七章内容也几乎一字未易地刊登于1931年《现代学生》第1卷第4、6、8、9期。

其他各章1949年前没有公开发表在报刊上。

耿云志先生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影印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了第一至第五章讲义的手稿，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根据的即是黄山书社的影印本。

所以，这次发现的“新资料”为胡适自己所注的“原稿所没有的。

匆匆加入，后当修正”的第六章迷信与科学。

同时，由于以前资料均没有将第七章的内容作为讲义的一部分，讲义将之与前面的内容连缀起来，也是本讲义发现给我们的新观察。

胡适为什么“匆匆加入”本章内容，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战结束不久，1918年12月29日至1919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丁文江、徐新六、刘子楷、蒋百里，到欧洲各国作旅游考察。

当时，梁启超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灾难，对近代科学是否可以最终解决人生的切要问题感到失望。

在《欧游心影录》里，他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以胡适与他们甚密的过从，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他们的以上思想观点，胡适是熟悉的。

我们可以想象，胡适加入本章内容以阐扬科学与科学精神，是对这种否认科学正面作用的一种回应。

另外，由于本章的具体内容在于论述汉代中国科学——医学与天文学的成立，出发点在于发现中国科学的成立，所以“匆匆加入”应该与当时否认中国古代有科学发生的论调有关。

对此，我们有旁证可以说明。

1920年9月1日，也就是胡适讲“迷信与科学”后的不到5个月，在《日程与日记》里，胡适记述说，这天，Monestiere问他“一个大问题”：中国没有科学，是否由于国民性与西洋人不同？胡适痛驳了他。

Monestiere要胡适写出来，译成法文发表，胡适答应了。

这点可以说明，胡适对于中国人早已有科学并且可以领受科学的影响是有信心的。

我们可以认为，胡适加入本章内容是受到不止一方面的直接影响。

往远的说，胡适是中国科学社的最早社员之一，经常参加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他认同近代科学对于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不待言。

加入本章，也是胡适自身思想的逻辑必然。

如前所述，在9月1日“痛驳”了Monestiere后，9月8日当日，胡适想“作好”《科学的人生观》，但是又“归甚迟，竟不曾作此文”。

这说明胡适有了此一概念而没有完成此概念的论证。

这是我们所能够发现的胡适使用“科学的人生观”这一概念的最早依据。

所以，可以说，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概念形成于此间，即1919年底至1920年中后期。

有了本章的资料，胡适科学的人生观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就有了充分依据。

胡适中年放弃了中国哲学史的著作计划而改为写中国思想史，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重建学术权威说，有傅斯年影响说。

但是往往都不能中的。

我认为，正是胡适引入了科学的概念，才使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1958年1月10日胡适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台北版写的自记中说：“那时候（1929年），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

……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中年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

”1929年胡适的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呢？1929年6月3日，胡适在上海大同大学演讲的《哲学的将来》里，近乎彻底否定哲学存在的价值。

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认为，哲学的过去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

过去的哲学只可在人类知识史与思想史上占一个位置，如此而已。

只有把哲学家归到人类知识思想史上去，方才可以估计他们过去的成绩，方才可以推算他们将来的地位。

胡适的这种对于哲学的态度和说法也许会引起许多人特别是研究哲学的人的反感、抗议甚至反对，但是，他不过是老实承认哲学的本义——“爱智慧”——而已，并没有贬低哲学的意味。

正是在哲学史研究中引入了科学的概念，胡适才最终放弃了哲学史的著作而改写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