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社群主义思潮及其与自由主义之争评述
社群主义思潮及其与自由主义之争评述摘要：从社群主义兴起的背景和发展脉络入手，可以看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实质所在。
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但也有其内在的联系。
这对把握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思潮和在中国语境下理解这两种思潮提供了帮助。
关键词：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权利；公益20世纪90年代，社群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是伴随着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争论，逐渐发展和形成的。
它是一个与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思想流派，它针对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要重视社群的价值。
提倡由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向社群主义的公益政治转变，强调公共利益和群体的善的优先性，从而在政治哲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分析社群主义的缘起、主要特征，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所在，对于我们了解当代政治思想的全貌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社群主义形成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社群主义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西方古代思想中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思想中的整体观就蕴涵着社群的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城邦就可以理解为最初的社群概念，黑格尔和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中，也体现出对社群的关注。
而“社群主义”的概念是在近代才产生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里·杜克海姆在1887年首次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
早期社群主义代表，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礼俗社会”或“共同体”和“法理社会”或“联合体”之间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界定一个共同体的经验性质是由共同体的渊源所赋予的。
人们能有意识地建立、设置和加入各种各样的联合体，而共同体则是有机的，是一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场所，它基于血缘、亲族、共居处和地域以及一系列共同的态度、经验、感情和气质。
”社群主义在一开始并未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回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些早期的社群主义思想家，由于所持观点的分歧，甚至不承认自己属于社群主义流派。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与自由主义争论的深入，社群主义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和著作，并使其理论得以系统化。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之争新论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之争新论在当代社会，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理论一直是热门讨论的话题。
两种理论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它们对于国家的角色、政策和制度具有相互冲突的特点。
本文将对这两种国家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旨在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期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为当代国家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观点。
我们需要了解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基本概念。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经济的效率和自由，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
而社群主义则注重社会公平和平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国家理论观点，分别强调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中，其核心理念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和有效性。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强调市场竞争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作用。
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个体的自由选择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创新，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强调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倡小政府和自由市场。
相反，社群主义国家理论则着重强调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
社群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的不公平，需要政府及时干预，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他们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纳税和社会福利政策来调节社会贫富分配，提供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确保每个市民都能够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社群主义国家理论着重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主张社会公平和福利制度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国家理论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两者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对现存社会模式进行的一种批判和反思，都试图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模式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它们都对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效益和公平问题。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差异性-国际政治论文-政治论文
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差异性-国际政治论文-政治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1971 年，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为标志，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在美国迅速崛起并占据主流。
80 年代末，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声中形成了另一与之抗衡的哲学流派---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两大流派在美国哲学领域展开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争辩，使沉寂已久的西方哲学领域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
对峙双方直面社会问题与理论困境，在原有理论无法解释现有问题的情况下，将传统思想与对方的批驳兼收并蓄，致力于寻求化解社会危机，治疗社会顽疾的一剂新药。
但由于双方所坚守的价值取向不同，理论源流各异，因而各执一词，观点激烈碰撞却又相互渗透，对世界范围内的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不平等加剧：二者产生的根源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产生于同样的社会土壤，二者的出现和争辩与当时西方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不平等加剧的具体表现1. 财富上的不平等加剧20 世纪30 年代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经济大危机，其根源正是来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有效需求的不足迫切需要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使得凯恩斯经济学在欧美国家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是，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挽救社会于危难，福利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市场经济带来的深刻矛盾和冲突。
上世纪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美国经济领域出现滞涨.同60 年代相比，7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4. 1% 降为2. 9% ,工业生产从5. 5% 降至3. 2% ,而同期消费物价的年平均上涨率则从2. 3% 上升到7. 1% .根据开发计划署1999 年编写的《人类社会发展报告》显示，占世界总人口1 /5 最富裕人口的收入与最贫穷的 1 /5 人口收入比率，由1960 年的30: 1 增长到1990 年的60: 1.2. 权利与机会上的不平等加剧20 世纪70、80 年代，在资本全球化形势下，国家职能呈现弱化趋势，国家为个人提供的积极权利缺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减少。
人与社会的相遇：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全面反思
人与社会的相遇——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全面反思1991年2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向牛津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以别具一格的对话体形式为社群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了坚决而细致的辩护。
就西方政治哲学史而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蔚为壮观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业已构成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学术记忆。
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贝尔的独特风格可以看作是这段学术记忆的阐发与归纳，论辩双方的一次总结陈词，是置身于不同社会位置、不同生活方式的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辩驳、交流与互渗。
应该说，对话体不仅降低了思想言述的规范限制，而且建构起一个高度辨证的知识体系，通过虚拟论辩双方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丹尼尔·贝尔逐步深入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双方各自的症结所在。
因而，就本书而言，我们甚至不能简单地将丹尼尔·贝尔归入纯粹社群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他对公共领域规范失效的警觉，对自由价值实施过程中种种弊端的剖析，对历史源流的辨识与信赖，其实都是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互为依照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当代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的一次非凡的尝试。
一、自由价值的结构转型传统自由主义倡导一种普适的自由观念，其核心信条是要求人们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网络关系中抽身而出，从而达到不受任何政治派系、任何思想意识形态、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左右的元独立境界。
姑且不论这种以尊重人权为名的社会学说在维护个人的基本尊严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逻辑检验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明确追求的最高利益，不可避免地带有先验论的调子。
他们排斥社会大背景的价值信念基础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前提而做出的：其一是认定自我具有一种凌驾于整个社会约束机制之上的不可侵犯性；其二是认定自我命运是在理性思维的感召之下做出的自主取舍。
前者使自由价值观成为一种带根本性的，整个社会利益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最高理念；后者则导致历史的流程完全沦为个人话语的奴隶，从而使社会文化背景的急剧分化成为名正言顺的事。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中国学人的阅读视野中，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前沿性研究和焦点性争论似乎以北美为重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争论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向自由主义发起的挑战以及后者的回应。
汉语文化圈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最新发展动向，并把得自西方理论话语的启示运用于对本土问题的思考，比如大陆学界有人把反自由主义话语用于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质疑，而台湾知识分子则把社群主义理论当作思考国家认同、民族主义与宪政民主的参考框架。
可以说，准确地、全面地、深刻地理解发生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探讨和争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较大的意义。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政治哲学问题，也是伦理学问题。
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包括：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作为考虑政治、社会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应该是正义(jutice)、还是共同善(commonn good)或美德(virtue)。
这里的伦理，主要是一种社会伦理。
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密切相关、难解难分使人想起英国哲学家达梅特(M·Dummett)的观点，他认为，哲学的各个分枝形成一个层次系统，有的哲学门类比其他门类更为基本，即解决某些问题有赖于对更基础性问题的解决，比如，伦理学就是政治哲学的基础。
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立论的基点，把它们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
显然，不论在形而上学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人们都可能对之质疑和挑战，从逻辑上看是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
社群主义在这一轮的批判中，关键问题仍然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发生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论背景之中。
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
我认为，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仍居主流地位，同时还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这么说，不仅是因为社群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挑战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缔造的宪政框架和意识形态前提下进行的，而且还因为自由主义的新形式，以及自由主义不同流派的争论仍然是政治哲学的主导性话语。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对比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念对比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它们在对个人自由、经济制度和社会公平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和重视点。
在本文中，将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进行对比，探讨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影响。
一、个人自由首先，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个体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拥有个人财产、言论自由和自主决策的权利。
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和保护这些个体的权利，确保每个人都在平等的起跑线上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机会。
社会主义则强调集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社会主义认为个人自由应该服从于整体的利益，并强调集体的社会目标和公共福利。
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下，个人权利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整体社会的公平和发展。
二、经济制度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持支持态度。
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能够提供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最高的效率。
自由主义者主张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能够实现最佳的经济增长和平衡，同时鼓励创新和个体的私人财产。
自由主义相信市场力量的优势，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和管制。
社会主义则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
社会主义认为市场自由的经济制度会导致资源不平等和经济奇异性。
社会主义主张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来调节和分配资源，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主义倡导公有制和社会活动的调控，以保障社会公平和经济平等。
三、社会公平自由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加强个体之间的竞争，从而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
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不是依赖于政府的分配。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责任和自由选择，认为财富的分配应该是基于市场告诉的供求规律。
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的权利和社会公平。
在社会主义的视角下，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集体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减少贫富差距并提高整体社会的福利。
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提供，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平等。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_论文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摘要] 文章以瑞典和美国为例探讨不同意识形态政党对西方福利制度改革和‚福利国家‛发展的影响。
认为不同性质的执政党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其价值理念必然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必定会影响国家模式的构建。
我们必须认清现象背后的本质，避免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不顾本国的实际盲目崇拜西方。
同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提高国家福利、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中科学合理的成份，为我所用。
[关键词] 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瑞典美国‚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下产生的国家类型，通常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均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其主旨在于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尽量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和不公平等问题，以使资本主义制度趋向更为稳定和合理。
在西方，社会福利问题历来是各党派之间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
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和主张有所不同，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必然会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因而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无疑会对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及‚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一社会民主主义是100多年来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这是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改良主义，它是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统称‚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 的政治意识形态。
其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后来的英国宪章派、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
它们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同时，自由主义的自由与宪政思想，对社会民主主义也有重要影响。
[ 1 ] (P44)民主与改良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 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将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纲领目标。
浅析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以麦金泰尔为例
浅析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以麦金泰尔为例姚丽丽摘要：社群主义自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学者反对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中兴起，至今早已衰微但至少其。
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由主义的修改与完善，其对于自由主义而言，与其说是截然对立的政治思潮，不如说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有益补充。
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正如沃尔泽指出的是循环式，周期性的，这也是与社会的发展不断调和，走中庸之道的现实相契合在笔者看来，虽。
然当下社群主义式微，但相信其中部分积极内容必将会更多地被融入到当下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下。
本文以社群主义代表人物麦金泰尔的德性思想及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将社群主义界定为是对于自由主义的补充，并进一步探讨社群主义对于当下社会的积极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其中含有的乌托邦色彩需要审慎对待。
“”关键词：社群主义；自由主义；麦金泰尔；德性思想一、关于社群主义的概念及争议社群主义是由“communitarianism”翻译而来，其实也有其他译法，比如共同体主义等，但俞可平的译法“社群主义”在当下我国最为普遍，因此，本文采纳了这一译文。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等当下较为主流的西方政治思潮相比，其已然式微。
同时，其本身与其他西方政治理论相比，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而且其代表人物比如桑德尔、麦金泰尔、泰勒、沃尔泽等的思想颇为迥异，是在反对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始自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在意大利的考察。
较为可悲的一点是，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被其他学派贴上标签的，其自身更是极力不承认这一标签，比如桑德尔就自称是共和主义的。
所以从此处看，有些学者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并列为西方政治思潮中的三大主流思想①无疑是抬高了社群主义的“身价”。
在笔者看来，社群主义既不是完全的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又与共和主义有所纠葛，本文将其界定为不过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有益补充，在自由主义极端化发展趋势下对其有所纠偏，防止其无限滑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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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摘要：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
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关键词：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个人权利；公共利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的两种政治哲学，它们的争论构成西方学术界最具前沿性的话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向自由主义发起的挑战以及后者的回应。
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发生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探讨和争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较大的意义。
一、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任何政治哲学，其本质都是国家学说，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社会、国家相互关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也不例外，但它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却是大相径庭的。
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它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立论的基点，把它们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或名称，但作为一种学说，自由主义有其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有一些基本原则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共享的，或者说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会主张的。
这些原则构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自由主义内在统一性的基础，也是自由一般主义区别于其它各种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
具体地说，自由主义包含的原则有：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
[1]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它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个体的性质决定集体的性质，这种秩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规定了公共权威强制力的适用范围，也包含了规范个人与权威关系所必须的法律结构。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要表明：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哈耶克在解释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时认为，“首先，它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其次，它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
”[2]为了维护和保障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但自由主义又对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权力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因为权力具有强制性的特征，有可能损害自由，因此，自由主义把国家看作人类为了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为了将这种代价限定在较小程度，自由主义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与职能。
限制的主要途径包括：第一，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从而防止出现专断权力；第二，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强调个人与公民社会的权利。
[3]第一种途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三权分立是典型的西方政治思想，它主要提倡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其核心是政府权力的相互制约平衡。
孟德斯鸠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系统地论述了三权分立、制约均衡的思想，奠定了现代宪政理论的基础。
这一思想的宗旨是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以分权的的方式限制政府的权力，从而保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实现。
第二种途径即建立权力分散（dispersion of powers）的政治体制。
权力分散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向社会扩散，其核心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自由主义看来，政治的基本场所是社会而非国家，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建制的、自主的活动领域，它通过社会自我管制，达成相互联系并依存的整合秩序，以防止对社会自由的干预。
“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形成了和国家建制对等的监督力量。
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它包含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施的社会制度，因而国家的权力必须由社会授予。
”[4]三权分立和权力分散都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学说，在中文里都可以用“分权”来表述，但二者是有区别的。
通常意义上的“分权”是指三权分立，如英国学者维尔的名著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的中译本名为《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作为另一种分权方式的权力分散政体被称为多元主义（polyarchy）。
[5]它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决策，达到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目的。
尽管这两种“分权”方式不同，不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概念使用，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建立有限政府。
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是划定政府干预个人自由的界限，个人必须保留某些基本权利，保留某种公共权威不得干预的私人活动空间，这种空间决不因为人民大众的意志而受到损害，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越这些权利，政府仅仅是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手段。
简言之，自由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信条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管得越好的政府”。
作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从方法论和规范理论两个方面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提出了批评。
在方法论上，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和或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
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桑德尔（Michael Sandel）批评自由主义把个人的个体性和个人权利放到了不恰当的优先地位，而忽视了人的集体性、共同性，他指出，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只是孤零零的人，他们惟一追求和考虑的就是自己的权利。
在规范理论方面，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把权利置于优越于德行或善(good)的地位，这就预设了一种对于人性和自我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是说，在自由主义眼里，人是脱离环境没有经验特征的存在物，他们几乎没有属性，与目的、欲望等无关，只是一心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只从个人角度考虑“什么是我的”，毫不关心“我是什么”。
社群主义强调普遍的善（good）和公共的利益(public interest)，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个人权利都离不开个人所在的社群。
个人权利既不能离开群体自发地实现，也不会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
反之，只有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
在国家问题上，社群主义主要批评自由主义的两种倾向，一是国家中立，二是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冷淡。
社群主义批评说，按照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我们很难达到公共的善，很难实现公共利益。
公民的美德和善行是促进公共利益的基础，但公民的美德不是生来就拥有的，也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社会地形成的，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
惟有国家才能引导公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惟有国家才能承担起对公民进行美德教育的责任。
如果国家在这些方面保持中立而无所作为，让公民完全自发地作为，自由的个人可能只顾自己的选择而不顾他人的选择，结果只能是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另外，社群主义提出，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追逐公共利益是公民的一种美德，政治参与作为积极的政治实践是实现这一美德的重要方式。
在社群主义看来，国家的政治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国家有权要求公民服从其政治目的，公民则有义务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
同时，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
“总之，用公益政治学替代权利政治学，是社群主义的实质性主张。
”[6]二、关于公共利益的争论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可以作为区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标准，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国家观批评的要害是后者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利益都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崇尚多元化的民主社会尤其如此。
那么，有没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利益呢？关于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
自由主义对公益与私利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谐组合，脱离了私利便无公益。
国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自己没有特殊的利益。
公共利益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实现个人利益提供最有益的环境，只有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而也就保证了对公益的关心。
所以，公共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和范围。
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正当追求自利所带来的公益绝对大于牺牲自利所带来的公益。
自己对自己负责，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充分的自我发展，便是对公益最大的贡献，当然，前提条件是你不要去损害他人的利益。
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指出，“如果撇开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团体利益，就没有什么抽象的公共利益。
利益团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纽带，无数个人和集团追求它们自身利益的过程就是公共利益得以确定的过程。
”[7] 换言之，不同的利益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经过斗争、讨价还价，会在相互制约和妥协的基础上达到一时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这种或那种问题的公共利益。
因此，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只是为各种利益的平等竞争提供了舞台。
但从另一方面看，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导致公共利益的自动实现这一命题存在着缺陷。
首先，个人行为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个人并不是完全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利益。
用梅斯特尔的话说，“人们经常对自己已经得到的感到不满足，而热爱那些自己尚未得到的”。
[8]这样的个人如果不受任何权威的控制，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社会后果。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很有说服力地说明，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并不一定产生公共利益。
另外，国家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如人们的经济地位、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各种利益团体参与决策的机会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这就为利益竞争的不平等埋下了隐患。
一旦利益竞争机制缺乏公正性，国家的决策就可能偏离或违背公共利益。
如美国新总统布什在竞选时就明确表态支持“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这与大军工企业和军火商集团对他赞助是分不开的。
但许多学者和政治观察家担心，“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实施无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社群主义者所说的普遍的善，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物化形式便是公共利益，或简称公益。
在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学者迈克·华尔采指出，“人们之所以走到一起结合成各种社群，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需要。
人类的生存与繁荣需要他们共同的努力，而社群为其成员提供利益的方式，直接体现了人类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9] 在社群主义看来，一个社会存在着超越各种私人利益累积或局部利益总和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客观存在，它并不以各个利益主体的认识不同而有所改变，国家是公共利益的合法代表并担负起实现公共利益的责任。
以国家为核心的社群主义规范理论认为，自我利益与公益是抵触的，人有私利但更要献身公益。
因此，要实现公共利益，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每个公民应该为国效力、为公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