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几点思考讲解
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新路

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新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周期的规律。
从古代的封建社会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制度特点和发展规律。
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探索一条全新的制度路径。
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需要摒弃思维定势,打破传统框架的限制。
在过去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惯性,这种思维惯性往往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思考和创新。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需要我们打破传统思维的限制,以全新的眼光审视社会问题,探索适应新时代的制度新路。
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需要注重制度设计与创新。
制度是人们共同行动的规则和约束,好的制度能够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推进社会发展。
要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束缚,需要我们注重制度设计与创新。
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吸取他们的优点,同时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创新,构建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制度体系。
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这个背景下,要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汲取各国经验,共同探索制度创新的新路径。
只有通过与各国的合作,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推动全球治理的进步。
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需要注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
历史周期的制度桎梏往往使得人的创造力受到限制,人们被机械的规定和规则所束缚,无法全面发挥自身的潜力。
要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束缚,需要注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
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发挥个人才能,尊重个人权利,为人们创造更加宽松和自由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才华和潜力。
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桎梏,需要我们摒弃思维定势,打破传统框架的限制,注重制度设计与创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注重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开辟一条全新的制度新路,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024年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作用机理及相互关系》范文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作用机理及相互关系》篇一一、引言历史周期率,指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循环现象。
面对这一现象,人们不断寻求解决之道。
本文将重点探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即改革创新和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及其相互关系。
二、改革创新的作用机理改革创新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激发社会活力:改革创新通过打破旧有的制度束缚,为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这种活力来源于人们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使得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能实现突破。
2. 优化资源配置:改革创新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改革,可以打破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现象,使得资源能够更加公平、高效地分配到各个领域。
3. 推动社会进步:改革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通过改革,可以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文化建设是另一个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
其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塑造价值观:文化建设通过传播正能量、弘扬正能量,塑造社会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2. 增强凝聚力:文化建设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通过共同的文化认同,人们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3. 传承历史:文化建设能够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
四、两个答案的相互关系改革创新和文化建设在破解历史周期率的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相互支持:改革创新需要文化的支持。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改革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底蕴。
同时,改革创新也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2. 互为动力:改革创新和文化建设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它们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一方面,改革创新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条件;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能够为改革创新提供思想引领和文化支撑。
《2024年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作用机理及相互关系》范文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作用机理及相互关系》篇一一、引言历史周期率,指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周期性现象,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周期性波动和循环。
这种现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和难题。
为了跳出这一周期率,人们不断探索和寻找答案。
本文将探讨两个重要的答案及其作用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两个答案及其作用机理1. 答案一:制度改革与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制度的缺陷和滞后逐渐显现,制度改革与创新成为了解决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
制度是社会运行的规则和框架,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制度改革,可以调整社会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效率,从而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
作用机理:制度改革与创新通过打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建立新的制度体系,使社会关系更加合理,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同时,制度改革还能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发展。
2. 答案二:文化自信与传承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化自信与传承是解决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面对历史周期率的挑战时,文化自信能够帮助人们坚定信念,保持稳定的心态,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同时,文化的传承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推动社会持续进步。
作用机理:文化自信与传承通过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人们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文化的传承则通过教育、传播等方式,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
三、两个答案的相互关系制度改革与创新与文化自信与传承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制度改革与创新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使文化更加有活力和创造力。
同时,文化自信与传承为制度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使制度改革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具体而言,制度改革与创新需要以文化自信为支撑,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推动制度改革和创新。
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以制度改革和创新为保障,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的历史观点

中国古代的历史观点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孕育出了许多独特的历史观点。
这些观点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古代的历史观点,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一、周期观中国古代历史观点的核心之一是周期观。
这一观点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循环性,不同朝代的兴衰、盛衰交替如同四季更迭。
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
他们认为,历史上一切事物皆具有周期性的变化规律,通过掌握这一规律,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社会持续进步。
这种周期观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后来的封建社会,成为历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基本思想。
二、天命观中国古代历史观点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天命观。
天命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上天决定的,人类只是天命的执行者。
在这种观点下,统治者被认为是天命所选,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上天的赐予,而非个人努力的结果。
这种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天子”制度,后来逐渐演化为封建社会中皇权神授的理论基础。
天命观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持续存在,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为中国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德行观德行观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点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强调个人的德行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一个人的德行高尚与否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种观点追求的是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完善,主张通过儒家经典中传授的道德准则来改变社会。
德行观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孔子提出的“君子”和“小人”的概念成为后来统治者选拔官员和评价社会风气的标准。
四、力量观随着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的出现,力量观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观点中的一种重要思想。
力量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力量对比和角逐决定的,强者可以替代弱者成为新的统治者。
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
墨家学派主张以“兼爱”和“非攻”为原则,力图实现一个没有战争和暴力的和平社会;法家学派则主张通过法律和秩序来约束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统一。
《2024年自我革命_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范文

《自我革命_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篇一自我革命_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治乱兴衰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不断地在各个文明、各个国家上演。
面对这一历史周期率,我们不仅要深刻反思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要勇敢地提出并实践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一、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与反思治乱兴衰,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的周期性挑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固有的模式或体制都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从而导致治理的失效和社会的动荡。
历史的周期率不仅是历史规律的一种体现,更是对我们在现实问题上的警示和鞭策。
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面对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应对,那就是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不仅仅是对旧有体制的颠覆和否定,更是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
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我们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三、第二个答案的探索与实践(一)思想观念的革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我们要在思想观念上进行革命,摒弃固有的思维定势和陈旧观念,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
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制度体系的完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保障。
我们要在制度体系上进行革命,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
我们要深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科技创新的驱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要在科技创新上进行革命,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要加强科技创新的投入和研发,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四)文化自信的建设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们要在文化自信上进行革命,树立起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和发展。
我们要坚持以文化自信为动力,推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交流互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谈谈你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理解。

谈谈你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理解。
"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可以理解为对历史循环性的两种不同理解和观点。
以下是两个可能的解释:1.历史循环周期性观点的"答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具有循环性和周期性,并且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遵循一定的规律。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上的兴盛和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经历了治的时期后会逐渐走向乱和衰,然后再进入新一轮的兴盛和衰落。
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循环过程,因此对人们来说没有真正的"答案",只能接受历史周期性的命运。
2.超越历史循环的"答案":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并不必然遵循循环路径。
它强调人类对历史的改变和进步的能力,认为历史的发展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周期循环。
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历史教训、总结经验教训,并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挑战,以避免历史的重复性和消极循环。
这种观点认为,对于历史的发展,人们有能力和责任超越固有的循环规律,为社会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做出努力,并找到真正的"答案",使人类社会走上更加稳定和繁荣的轨道。
总之,"两个答案"反映了对历史循环性的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存在固定的周期律,人们只能认识并接受这种循环。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可以超越历史的固定循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反思,为社会的进步开辟新的道路。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人们对历史循环的看法因个人观念和理论观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关于“历史周期律”的思考

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在本学期《领导科学与艺术》的最后一堂课上,老师提到了一个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关于这个问题,想在论文当中做一点自己的思考。
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这个历史现象始终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能够跳出。
在新时代的到来之际,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最终跨越“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很多人认为所谓的周期率只是针对过去的封建王朝,可以东欧、苏联的剧变却打破了神话,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改变颜色,这同时让敲响了中国的警钟。
兴亡或治乱的历史周期是历史发展的现象吗?还是历史发展的本质?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必然规律?这是一个使许多人困惑的问题。
我认为历史周期率不是历史发展的本质,“率”与“律”的一字之差,只是历史现象,因此它不是一种历史规律。
如果将历史周期率视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我们就陷入所谓的宿命论。
因为规律是无法“跳出”的。
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的必然趋势,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人们只能认识规律,遵循规律,任何阶级、政党、政权都无法改变客观规律、“跳出”规律。
有人认为,凡是历史上发生的,都具有必然性,历史周期率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应该是规律。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都具有其必然性,这是对的。
但是必然性不等于规律。
我们考察历史,会发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两种必然性:一种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如资本主义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阶级、政党必然灭亡等;还有一种必然性是违背历史规律,反向发展的必然性,即由于某种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某个事件。
即使不是必然规律,那我们就一定能走出怪圈。
方法是什么?毛泽东给出了答案:民主。
国家制度本质上都是“人民创造”的结果,而“人民创造”也就是“民主”。
因此,民主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
我们必须牢记两条:第一,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
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新路

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新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周期率是不可避免的。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发展周期,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往往受到制度的影响。
有时候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会让社会陷入僵化和停滞,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危机。
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束缚,寻找制度新路。
历史周期性的问题源于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制度的固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结构都有着一定的认识和预测。
这种认识和预测往往蕴含着某种命运论的思想,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改变的。
这种观念导致了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固化,使得历史周期率不可避免的出现。
在农业社会时期,社会的发展往往受到自然环境和土地资源的限制,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周期性变化。
同样,在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周期和政治变革也都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
这些周期性变化往往使社会的发展陷入一种僵化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创新。
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束缚,我们需要寻找制度新路。
我们需要摒弃那种认为社会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改变的命运论思想。
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是受到制度的影响和推动的,制度的变革可以改变社会的发展轨迹。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改变现存的制度,使其更能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农业社会时期,我们可以改变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增加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效率,减少农业生产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周期性变化。
在工业社会时期,我们可以改革金融制度和经济体制,减少经济周期和政治动荡对社会的影响,加速社会的发展和创新。
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来自不同文化和制度的思想和经验。
历史周期率往往使得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某种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并不是刻板和不可改变的。
不同文化和制度的思想和经验往往会为我们提供一种特定的视角和路径,帮助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束缚。
中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使得两者在面对历史周期率时有着不同的思考和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并融合这种思考和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和制度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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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纷繁芜杂,扑朔迷离,但提纲挈领,一言以蔽之,我以为似乎有两大周期律在深刻影响着她的兴衰和命运。
第一个周期律,就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在该书第一页所开宗明义揭示出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的是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另一个周期律就是则是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说的政权更替和改朝换代问题。
历代执政者无不幻想江山永固,并为之未雨绸缪,竭尽全力,但结果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改朝换代,成为千古定律。
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不过寥寥数语,也并非是一种经过严密论证的系统理论。
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基于深刻历史洞察和直觉的伟大思想,当时就令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之折服,至今仍振聋发聩。
它是任何一个执政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时过60 多年后的今天,全面探讨“历史周期律”的特点、成因以及消解之道,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周期律”的提出背景及其主要特点“历史周期律”的提出者黄炎培(1878——1965),是近现代著名的民主人士,教育家。
他字任之,字任之,号抱一,上海川沙人。
前清举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
民国初,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1916年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1917年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设中华职业学校。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以“学阀”罪通缉黄炎培,黄遂逃亡朝鲜和日本,进行考察。
回国后撰写《朝鲜》和《黄海环游记》两书,以朝鲜亡国的痛苦告诫国人,并向蒋介石面陈日本图谋侵华日亟的形势。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救国通讯》杂志,主张抗日救国。
1932年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归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团结抗日。
1937年任国防会议参议员,1938年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代表职教社派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担任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旋于是年辞去主席职务。
历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潜走香港,转道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并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出席新政协。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5年夏,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他与其他五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黄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率领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黄炎培一行。
在延安,受到了中共友人的热诚接待。
在延安,黄目睹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深为振奋,他感到这似乎是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远了。
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黄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返回重庆后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和执笔,发表了《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下了至今被人们不时提起,或被称作“黄氏周期率”的黄、毛对话。
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石破天惊的对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已准备好了方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所提出的周期律被称为“历史周期律”。
通读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可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周期性。
也就是说,“历史周期律”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鹿亡秦,蛇兴汉”,兴衰治乱,循环不已。
二是普遍性。
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无论哪一个朝代,无论哪一个政权,无论哪一个执政者,没有谁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
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三是迅疾性。
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分别只有15年和29年,可谓其兴也骤,其亡也速。
南朝170年间,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
与南北朝同病相怜的是所谓五代时期,前后短短50余年,天下五易其主,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仆后继。
近代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也只有短短38年。
二、“历史周期律”发生的内因和外因“历史周期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其中既有外因,也有内因。
外因似乎不是很复杂,无非是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导致了新王朝的诞生。
这其中有的是农民起义领袖直接变成新的封建帝王,如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等,有的则是农民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乘乱起兵,建立了新王朝,如隋朝末年的李渊。
第二种情况是“篡位”。
旧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新兴异己力量,羽翼丰满后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
如东汉末年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皇帝,建立魏国,就是一种典型的篡位。
此外还有王莽取代西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等等,都是篡位。
第三种情况是外族入侵,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政权。
元朝和清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具体情况就不用多说了。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
研究“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探讨它的外因是不可缺少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分析它的内因。
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
“历史周期律”虽然直到20世纪才由黄炎培先生提出,但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历史规律,早就为历代统治者当然注意到了。
当然,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历史周期律”发生的根本原因,往往把周期性的兴衰治乱简单归结于“天意”和“气数”。
新王朝的诞生是天意,同样,旧王朝的覆灭也是天意,所谓“气数已尽”。
杜甫缅怀诸葛亮的诗里也有“运移汉终难复,志决身军务劳”之句。
我认为,“历史周期律”的发生,从内因上看,主要与执政者的执政模式有关。
考察一部人类政治史,主要有两类执政模式,一种是专制执政模式,一种是民主执政模式。
中国历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王朝以及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各国,都是专制执政模式。
现代一些所谓极权、威权政体国家,也可以说是专制执政模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专制和人治”为特点的专制执政模式,是“历史周期律”一再发生的根本内因。
“历史周期律”是专制执政模式下的一条“政治铁律”。
为什么在专制执政模式下无法避免“历史周期律”的发生?我认为,是因为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三大问题:一是它无法解决执政者的腐败问题。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专制执政模式下毫无民主可言,毫无监督可言。
对于腐败的官僚、政府和体制,人民没有说不的权利。
而专制执政者所谓反腐,往往动机不纯,其深层目的是消除异己,巩固家天下的独裁统治。
且治标不治本,疏于制度建设。
再者司法不独立,行政司法一体化,反贪机构以黑反黑,结果是越抹越黑,越反越腐。
最后因腐败而人亡政息。
以明朝为例。
明朝建立之初,他就总结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
于是提出“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并推出一系列铁碗治吏的措施。
他规定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
措施不可不谓严厉。
然而结果又如何呢?明王朝的腐败不仅没有得到根本遏止,反而愈演愈烈。
大贪官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朱元璋由此喟然感叹:“我欲除贪赃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能自拔,直至被农民起义推翻。
二是它无法解决权力的更替问题。
权力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核心。
历代专制执政者无不视权力如生命,幻想江山永固,为攫取权利、巩固权利未雨绸缪,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但往往适得其反。
结果却陷入争权夺利、流血斗争、以暴易暴、成王败寇的恶性循环。
这在历史可以说司空见惯。
三是它不能真正解决好国计民生问题。
历代专制执政者也大都重视发展经济。
民富国强这个道理他们是懂得的。
建国之初,如西汉、唐朝、明朝等,一般都采取轻瑶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带一定的好处。
但往往好景不长,在专制执政模式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必然大行其道,阻碍经济发展。
执政者唯上不唯下、与民争利甚至鱼肉百姓成为普遍现象。
其结果必然是出现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官逼民反。
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跳出了“历史周期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离我们还太远,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就离我们近得几乎窒息。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不过几十年光景,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便红旗落地,再一次显示了“历史周期律”的强大威力。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把原苏东国家的执政简单归结为专制执政模式。
因为这些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古代君主制国家以及现代某些极权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还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
原苏东国家的执政者未能尽快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没有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民主执政模式。
在某些做法上,甚至还停留于专制执政模式上,从理论和实际上都是如此。
例如列宁把国家定义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另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是暴力工具。
四、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与专制执政模式相反的是民主执政模式。
如果说专制执政模式的特点的“专制加人治”,那么民主执政模式的特点则是“民主加法制”。
如前所述,专制执政模式无法解决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腐败、权利更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不能跳出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而民主执政模式则能较好地解决上述三大问题。
因此,可以说,建立民主执政模式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
民主执政模式或许无法彻底消除腐败这个毒瘤,但它一定能把它控制在一个较轻的程度。
因为它有民主监督这个利剑,谁腐败,谁下台。
当代世界各国中,凡是民主制度实行得比较好的,腐败问题就比较少,反之,就比较严重。
这是不争的事实。
民主执政模式是解决权力更替的最好办法。
还权于民,由选民选举决定权力的更替,既保证了权力执政为公,又确保了权力更替的和平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