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德才论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第一篇：《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谈及其德才观，曰：“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自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出现之后，对贤德之人的追捧便成为主流，“德”更是被视为高于“才”的品质，人可以无才，但不可无德。
对于无德之人而言，无才胜于有才，因为无德有才之人往往对于社会的破坏性最强。
任何一种言论的提出都有其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国古代的“尚贤”思想早已根植于世人心中，而帝王同样需要奉行忠义之道的贤才助帝王永固江山，因此司马光以“德”为先是极其合理的，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受人追捧，奉为圣贤，才能安民心平民怨，保江山之永固。
如果昏君暴君当道，或是奸佞之臣专权，纵使有过天之才，也只是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纵有一时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
司马光的言论自有其政治目的，这也是为人臣所不得不考虑周详的，如若抛开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现实来看待这一问题，则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里，人们的行为决策大多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也正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将司马光对人的分类置于现代社会，其所谓“小人”应不止是大奸大恶之人，更多的是只为一己之利而不考虑他人的人，他们或许不具备古人对“贤德之人”定义中的种种高风亮节，但也并未与律法的约束相悖。
当今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罕见，甚至说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常态，以利益为决策标准也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缺乏慈善的国家，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不会在颐养天年之时仗义疏财，将自己拼搏一生的财产分给不相干的人，而现在的很多慈善也只是表面上的工作，或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将此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广告，慈善实际上成为一种噱头，人们追捧慈善，大多仍旧是处于利益上的考虑，因此中国真正的慈善家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德”、“才”之辩与人才难得
！“德”、“才”之辩与人才难得《“德”、“才”之辩与人才难得》文/丁千城··提要：很多公司的领导者常常感叹招不到人，但“人才难得”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
“德才之辩”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但真正伟大的公司领导者正需要放开心胸与眼量，不拘一格，让人从“无用”到“有用”，从“小用”到“大用”。
（本文原载于《销售与市场》战略版2008年第3期）··一、组织领导人多方面的“人之惑”蝴蝶模型的动力枢纽是“人”，处在模型最中心的位置。
一个组织能不能开创，能不能发展，除了“天时”以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人。
对组织领导者来说，最感困惑的问题往往也是人。
“人之惑”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很多领导者感叹招不到人，人才难得。
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就叹息自己得不到岳飞这样的将领；创造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也同样感叹：“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战国后期赵国名将）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入侵吗！”柏杨认为崇祯帝其实拥有一位岳飞，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在当时正所谓“国之长城”，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事实上死在他手中。
不过，崇祯帝中了清朝的反间计，自己把袁崇焕杀了。
汉文帝事实上也已经拥有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比如魏尚，不过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给汉文帝下了牢狱。
因此，当汉文帝发出人才难得的感叹时，他的宫廷保卫署署长冯唐抢白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从以上案例分析，人才难得的问题跟如何识别人才、会不会使用人才、能不能信任人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其中又有一个特别底层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在中国历史上，人才标准的问题不能不谈到“德才之辩”。
··二、司马光“德才兼备论”VS曹操“唯才是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首年（前403）就详细讨论人才标准的问题，足见此问题在司马光心中的分量。
才与德是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称之为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
德帅才资———司马光的人才观
德帅才资———司马光的人才观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20年第6期姜鹏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人，德才兼备，而且两方面都非常出色，那就是“圣人”。
第二等人，德行很好，才华相对弱些，这类人属于“君子”。
第三等人，才华很优秀，但德行欠缺，这类人属于“小人”。
第四等人，既无德行，也无才华，那是“愚人”。
智果在分析荀瑶不适合领导岗位的时候，特别强调荀瑶的不仁之心将使他所有的长处变成破坏力。
这一点在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荀瑶仗着自己有能力也有实力，处处表现得非常无理。
不仅羞辱其他家族的领袖，使得别人颜面受损，而且还强行索要土地，使别人蒙受实际损失。
尤其是他对赵氏家族的态度，已经把赵氏家族逼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最后，受他欺压的几个家族因同病相怜而联手作战，使得战争形势翻天逆转，消灭了智氏家族。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荀瑶如果稍微能收敛些，懂得点自我反省，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避免彻底覆亡的命运。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他羞辱韩康子之后。
当时有人批评他，如此无礼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别人的怨恨和报复。
荀瑶听完之后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好好反省自己在行为上的失当之处。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围攻晋阳城的时候。
荀瑶的手下絺疵已经察觉到韩康子和魏桓子心怀异志。
韩康子和魏桓子迫于荀瑶的淫威，不得不跟随他讨伐赵氏，其实心里面对荀瑶既有畏惧也有愤恨，更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担忧。
这种心理反映在面部表情上，被絺疵洞察无遗。
而当絺疵把这个情况告诉荀瑶的时候，荀瑶不仅不做防备，还直接把絺疵的观察结果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
这都是荀瑶平时自高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一心态在行为举止、处事决断上的直接反映。
这样一个到处树敌，却根本不认真对待敌人的人，怎么可能不失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荀瑶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评论。
司马光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
”这里的智伯，指的就是荀瑶。
荀瑶虽然有才能，但少德行，这是他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司马光的这个观点，和智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道德比才能更重要辩论词
道德比才能更重要辩论词理论一：“以德为先”，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用人标准的本质和核心，是选人用人的根本所在。
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德与才有精辟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他给圣人、君子、小人下定义：德才兼备是圣人，德才全无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
司马光这一论述是有针对性而发的，他提出的选材标准是：不能得到圣人，就得君子，君子得不到，就要愚人也不会要小人。
无才无德——废品有德无才——次品有才无德——危险品有德有才——正品三：苏格拉底：人类最大的幸福就在于每天能谈谈道德方面的事情。
无灵魂的生活就失去了人的生活价值。
四：诸葛亮：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五：康熙：国家用人，当以德为本，才艺为末。
六：约翰生：美德是智力最高的证明。
事例：一：北大教授的桃色丑闻2022年四月，北大教授王学明指控高中情人小丽勒索20万。
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件学界丑闻。
王学明事前承诺帮助小丽上北大，小丽和其好了两年。
评论：堂堂北大教授，利用特殊的身份欺骗少女。
开始时的那种信誓旦旦变为事后的反目之举。
学识和气度，道德和良心哪里去了？问题：作为历史百年学府的北大，其教授不可谓没有智慧与才学，可是其行径这么令人发指，不知道对方想到了什么？二：小悦悦事件2022年10月13日，两分钟时间，两辆车碾压。
十八个路人漠然对之，冷眼离去。
最后一位拾荒的阿姨施以援手。
评论：这起本来可以是一场和死神的争夺天使生命的爱心赛跑。
落得悲剧，刺痛了谁麻木的心灵？难道我们的道德良心要靠最底层人的坚守来刺醒吗？，过不了几天人们便会忘记小悦悦，忘记我们的道德苦痛。
“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而这种悲剧，还会上演到几时？问题：来往的路人麻木的心灵难道是才智可以解决的？那么多的人，有智慧的人肯定存在吧？为何会落得这般结果？三：劣质奶粉、\苏丹红“瘦肉精”等等事件“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归结之一。
管仲贪生、商鞅无德、陈平盗嫂，司马光的用人观怎么了
管仲贪生、商鞅无德、陈平盗嫂，司马光的用人观怎么了司马光给人的深刻印象有三点：一是司马光砸缸，二是反对王安石变法，三是主持编写《资治通鉴》。
今天讨论的只和《资治通鉴》有关。
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之意。
司马光在评论三家分晋时抛出自己的用人观：德才兼备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是圣人，有德无才是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德才全无是愚人。
用人，最好用圣人君子之类的，没有圣人君子用愚人也不用小人。
小人有能力做更大的坏事，愚蠢的人要能力没能力，要智力没智力，好控制。
司马光的这个用人观点一定很有道理，这是帝王治国教科书，态度不是一般的严肃，论证不是一般的严谨。
但是，齐桓公、秦孝公、吕后这三个重量级人物的用人实例恰恰相反，用有才无德的人取得了巨大成功。
齐桓公用管仲。
齐桓公重用管仲后，凭借管仲的智谋，多次以天子代言人诸侯霸主的身份召集各路诸侯会餐，并且坐在主位上。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会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如此有才的管仲，看他的德行什么样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多吃多占；每次打仗，都是临阵脱逃；主子公子纠失败，大臣召忽殉难，管仲则主动请求关押以能活命。
一句话，典型的见利忘义、贪生怕死之徒。
但是，就这样的人能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
管仲死后，齐桓公一落千丈，最后落得被饿死的凄惨下场。
这又可以反证，齐国称霸全凭管仲才干。
秦孝公用商鞅。
商鞅对于秦王朝结束战国后期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大一统国家政权起着决定性的奠基作用。
“人死政未废”，即使秦惠王车裂商鞅后，他的治国方略仍然继续推行。
读《资治通鉴》之才德论
读《资治通鉴》之才德论对于智伯的败亡，司马温公用“才”与“德”进行了的归纳，认为智伯才大于德，才有余，而德不足。
其所谓的才是指“聪察强毅”（聪明、有辨别力、有魄力、坚韧），德是指“正直中和”（正直、公正、不偏不倚、仁爱），两者的关系就身体和大脑一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者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者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
简单说就是智伯这个小人因为无德或者说无道被历史的车轮碾灭了。
想起西方的一种说法：在军队中，聪明而懒惰，这种人可以用来做将军，聪明而勤快，这种人可以用来做参谋，愚蠢而懒惰，这种人可以用来做士兵，愚蠢而勤快，这种人必须马上清出军队。
这个判断的思维逻辑是和司马光一样的，看来东西方人的思维还是有很大共性的。
回归正题，司马光的本意可能是劝说皇帝多亲近一些君子，远离小人，但是这段话说的太过于简单，在我看来，这段话适用于两种情况：一是自我的修身和自律，时刻提醒自己慕德向义，二是劝诫没有能够加以有效监督的领导者（例如最高的皇帝以及各级官僚头目）要治理有道，不可恣意妄为。
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是说对自身的要求。
或许，更为适合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和“人尽其才”。
人才在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下，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都比国君还要重要。
齐桓公曾称自己的工作就是找到亚父，找到后自己声色犬马都无所谓了，照样是春秋五霸的老大。
但是，人总是有一定缺点，德才兼备者是圣人，既然冠以这么伟大的一个称号，当然需要达到凤毛麟角的标准。
也就是说，就像寻找美一样，需要去发现人才，去判明他的优劣所在，在此基础上使其发挥出其最大的作用，并通过强有力的监督保证他的人性弱点和缺点能够在可控的程度之内。
陈平有盗嫂之讥，但是这与吴起比起来仍有一定距离，吴起母死不归丧，杀妻求将，因不容与鲁，想要投奔魏文候，李克评论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宜弗能过也”，魏文侯因此用吴起为将。
譬如巧匠用木材，不会因部分的腐朽而将其付之一炬，总会扬长避短的加以巧用，甚至是那些剥落的下脚料也会得到完美的利用。
司马光的德才论
司马光的德才论
才与德本不相同，然而社会习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笼统称之为贤，这就是不能正确认识人才的原因。
天资聪明、头脑清晰、能力很强、性格刚毅，这些叫做才；为人公正、直道而行、仁爱和平，这些叫做德。
才识辅助德的；德是统帅才的。
才德兼备的人叫做圣人；才德两无的人叫做愚人。
德高而才浅的人可称为君子；有才而无德是为小人。
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假如找不到圣人和君子，不能同他们亲近交往，那么与其得一个小人，不如用一个愚人。
为什么呢？君子凭着自己的才能去行善，小人就利用自己的本事来作恶。
凭着才干去做好事，各种好事都能做到；利用本事干坏事，各种坏事都干的出来。
有德之人，人怀敬畏；有才之人，人人喜欢。
喜欢的东西就容易亲近它；敬畏的东西就容易疏远它。
所以识别人才者，就常常为一个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视了他的德性。
自古以来，一国之奸臣，一家之孽子，往往由于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身败家破国亡，就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
所以治国、治家者，若能明确区分才德这两个不同标准，摆正二者的先后顺序，那就不必担心选拔不到优秀的人才了。
《资治通鉴》司马光用人术
《资治通鉴》司马光用人术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挟才以为善者，恶亦无不至矣。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宋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的著作，在《资治通鉴》中，他对如何选拔人才给出了定义。
正如上述所说：“德是靠才来发挥的，才是靠德来统帅的。
德是才能发挥的前提，而德又常常在才能中表现出来。
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
但凡是选拔人才的标准，如果找不到圣人，可以让君子来委任；如果没有君子，与其选择小人，还不如选择愚人。
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如果有才干会用在善良的事情上，而小人如果有才干会用来做恶。
有才干做善事，能处处行善。
而借着才干去做恶，那危害性要比愚人大得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光这个选人的标准是从何而来。
“食果去皮”智伯索要土地公元前45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事件标志着我国古代从春秋正式过渡到战国，这个事件就是——韩、赵、魏三家分晋。
司马光将“三家分晋”这个故事放在《资治通鉴》的开篇，足以看出他对这个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三家分晋前，晋国有国君，但是朝政大权由当时的四大卿大夫家族（韩、赵、魏、智）来把持，而其中一家便是智氏一族。
当时智氏家族在四卿当中一家独大。
强大到可以吞并另外三家，独立统治晋国的地步。
智氏一族原本有一手好牌，但由于智氏一族的长老们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选择了以才能出众却德行缺失的智伯作为族长，最后导致整个家族的灭亡。
而才华横溢的智氏族长智伯，不仅没能成为一代英雄，反而成为其他三家分晋的垫脚石。
智伯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个故事：智伯在四卿里权势最大，在晋国国君的权势渐渐衰落的情况下，智伯就想自己做晋国的国君。
做晋国的国君就需要打压或消灭其他韩、赵、魏三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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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德才论
才与德本不相同，然而社会习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笼统称之为贤，这就是不能正确认识人才的原因。
天资聪明、头脑清晰、能力很强、性格刚毅，这些叫做才；为人公正、直道而行、仁爱和平，这些叫做德。
才识辅助德的；德是统帅才的。
才德兼备的人叫做圣人；才德两无的人叫做愚人。
德高而才浅的人可称为君子；有才而无德是为小人。
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假如找不到圣人和君子，不能同他们亲近交往，那么与其得一个小人，不如用一个愚人。
为什么呢？君子凭着自己的才能去行善，小人就利用自己的本事来作恶。
凭着才干去做好事，各种好事都能做到；利用本事干坏事，各种坏事都干的出来。
有德之人，人怀敬畏；有才之人，人人喜欢。
喜欢的东西就容易亲近它；敬畏的东西就容易疏远它。
所以识别人才者，就常常为一个人的才能所蒙蔽，而忽视了他的德性。
自古以来，一国之奸臣，一家之孽子，往往由于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身败家破国亡，就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
所以治国、治家者，若能明确区分才德这两个不同标准，摆正二者的先后顺序，那就不必担心选拔不到优秀的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