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和平衡

论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和平衡近年来，因高校管理而引发的大学生与母校的纠纷案件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

这类纠纷从本质上反映了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本文针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纠纷的现状，通过探讨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冲突的根源和原因，阐述冲突的表现形式，最终提出了平衡这一冲突的原則和方法，希望以此能推动我国高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从而进一步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利。

[标签]高校自主管理权大学生权利冲突平衡传统高校管理思想和体制的日显落后，使得高校管理在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利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近几年，因高校管理而引发的大学生与母校的纠纷案件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

这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

显示了权利意识和法治理念正在深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地表现了我国法治的不成熟以及在高校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反映了教育管理关系和教育法律秩序的欠规范以及现行法制的缺陷。

因高校管理而引发的纠纷其本质上反映了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基于自身发展和教育目的的需求，其应当拥有自主管理的权力；而大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同样拥有其作为公民和受教育者所不可或缺的权利。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高校法治的不完善导致二者在权利行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其结果往往侵犯了大学生的合法权利，使高校与大学生的关系对立化，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如何化解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权利冲突，使两种权利可以和谐共处，从而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力相冲突的根源(一)冲突的根源——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高校自主管理权是在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公立高校为摆脱过多的政府行政干预而提出的主张。

从理论渊源上说，高校自主管理权受到“大学自治”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

大学自治是高等教育管理中一种特殊的管理组织形式，是保障大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内涵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入团体，可以自由地治理学校、自主地处理学校的内部事务、最小限度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干扰和支配。

该理论主要从高校与政府关系的角度说明高校自主管理权是高校为摆脱政府干预而拥有的一项权利。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一定范围内，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的权力，而相对人负有服从的义务，例如国家对公务员，国立大学对学生等”。

这一理论意味着，学校当局作为权力主体，对学生具有总体上的支配权。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主要是从高校与学生关系的角度说明高校自主管理权是高校对学生所拥有的一项权力。

由此看来，高校自主管理权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性质。

对于外部(主要是政府)来说是它是高校享有的一项权利，对于内部(学生与教师)来说，它是高校拥有的一项权力。

在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更多地体现为权力性质，“它是高等教育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

政府与学校间权力配置的变化要求”。

高校自主管理权是政府逐渐下放的对高校的部分支配权而形成的学校独立行使的权力。

由于本文将要分析的是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关系，所以将更多地从权力的视角来探讨高校管理权，尤其是高校在招生录取、学籍管理、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纪律处分等方面所行使的行政权。

大学生权利是大学生作为特定社会成员、依照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所享有的利益和自由。

权利意味着某种资格、利益、力量或主张，一个社会权利的发展则意味着权利主体资格的提升、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民的权利意识显著提高，公民对权利追求的日益扩张把我们带入一个“权利的时代”。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权利与其身份和法律地位紧密相连，不同身份、不同法律地位的人具有着不同的权利追求。

近年来，对于由大学生这个处于“边际公民”或“准成年人”状态的特殊群体所焕发出的权利追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不仅因为他们受着良好的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更是因为他们对权利的追求向传统的高校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

是对这个权利时代所提出的法治呼唤。

自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因涉嫌考试作弊受到学校拒发学位证、毕业证处置而将学校推向被告席以来。

1999年9月，刘燕文又以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随后，又有一些高校学生因男女生混居、女大学生在校怀孕、未通过英语四级拿不到学位证书、校园接吻拥抱等等行为受处分而与学校发生纠纷，将学校告上法庭。

大学生对权利的追求反映了其对高校行使管理权的不满。

因为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过程中往往会侵犯大学生的合法权利，从而使二者的权利行使产生了冲突。

最终导致大学生与母校对簿公堂的局面。

高校所拥有的自主管理权和大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形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在这一博弈的场域中，高校与大学生作为参与的主体，一方的策略选择都会受到对方策略选择的影响。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高校管理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法治化管理体制，这就为高校權力的滥用提供了土壤。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高校自主管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

其本身具有扩张性。

如果外界对这种权力没有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对被管理者的权利又没有完善的救济机制，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学校会选择滥用权力，侵害大学生的合法权利。

当高校选择滥用权力时，学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讨个说法，二是忍气吞声。

由于我国现有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完善，大学生讨说法的道路注定充满艰辛，即使最后迫不得已与母校对簿公堂，基于现有司法救济体制的局限性也未必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而选择忍气吞声则更是使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救济，从而助长了高校权力滥用的气焰。

所以，博弈的结果是高校与学生的冲突日益严重，无法达到权利的最优均衡状态，二者的冲突也无法得到平衡。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这一状态的具体原因，从中找出弊病，寻求解决办法。

(二)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1．高校管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高校管理法律法规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对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规范和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生管理法律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就，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高校行为的法律法规。

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学生管理法律规定的疏漏不断显现出来。

如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的现象比较普遍。

例如，作为规章的原《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规定的“不准在校大学生结婚”的内容就违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的“婚姻自由”原则。

又如1998年的田永案中，北京科技大学根据学校内部制定的“068号通知”给予田永退学处理。

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国家教委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没有规定考试作弊应予退学，所以该学校的“068号通知”与其相抵触，应属无效。

除此之外。

还有如下问题：现有法律规范的用语不够严谨，对已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修订不够及时；教育法律法规程序性规范少，可操作性差，可诉性弱；许多规章制度缺乏法律体系的支持，使学生管理工作处于有法难依或无法可依的困境。

法律体系的不完整导致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没有合法的依据和监督，从而与学生的权利产生冲突。

2．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尤其是对违纪学生作出处理决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

学生诉高校案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校方的处理程序过于简单。

操作也缺乏透明度。

大多数学校的处理程序是：学生违反某项校规。

学校要求本人作出检查，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依据某项管理规定，提出处理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然后张榜公布。

至于处理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法律程序，如调查取证、告知和听取申辩等程序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学校败诉的成因之一就是违反法定程序。

法院认为，学校作出的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

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

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缺乏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自然就会引发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的冲突。

3．高校缺乏完善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在学生与高校的管理纠纷中。

学生在纠纷法律关系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需要有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来维护和保障其合法权益，而我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虽然我国也规定了一些救济途径，但其从立法到实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和执行。

如对于教育申诉制度，现行法律规定了学生的申诉权利，却并没有对申诉的管辖、实施的具体程序及对申诉不服的救济途径加以细化规定，从而导致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对于校内调解制度，虽然一些学校付诸实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其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学生的被侵权利从非诉讼途径中得不到救济，只好诉求于法院，但现行的诉讼法对教育纠纷的受理则显现局限性。

法院的受案范围狭小，很多案件都被法院以主体不适合为由拒之门外。

即使有的法院受理了案件，也因教育纠纷的特殊性或无法找到判决所需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规范而束手无策。

再加上诉讼成本相对于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所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许多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从而使学生与高校的冲突进一步升级。

二、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冲突的表现形式(一)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受教育权是指受教育主体公平、公正地普遍享有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教育的权利。

我国《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权利：(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3)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4)对学校给予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

在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中，高校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尤其是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对于开除学籍、退学以及拒绝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等有关学生重大切身利益事项的处理中，缺乏法律法规约束。

高校这种无约束的自主管理权，以绝对的权威压制了学生权利的行使。

由于学校侵犯学生受教育权而使双方对薄公堂的案件近年来日趋增多，比较典型的有：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管理不当，滥用职权，侵犯其受教育权；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滥用行政管理权，不颁发毕业证书、拒绝授予博士学位；2000年，余丹丹诉襄樊学院以在学业考试中作弊作出勒令退学的处分无充分的理由和法律根据；2002年，西南邮电学院女大学生诉学校因怀孕而“勒令退学”的处分侵犯了其受教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