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

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摘要：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企业理论体系。

作为一门前沿学科，企业理论的核心进步在于以制度内化为代表的研究对象扩展化，这使得现代企业理论思想的火花再次耀眼；以范式转换为方向的研究方法的创新化，将使思想的火花结出新理论的果实。

关键词：企业理论；制度内化；范式转换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4-0017-03一、新古典厂商理论研究范式的主要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范式源于“应然”逻辑思维的起点，其基础是一系列严格而苛刻的假设：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稳定的偏好序、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完全而对称的信息集、市场是完备的、厂商规模很小而且不存在规模效应、不存在外部性等等。

在以上前提条件下，该理论运用一系列数学方法，把企业的相关因素纳入到相关数学模型中，进而得出变量之间稳定而有序的变化关系，最终推导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完美结果。

但是，新古典企业理论并没有给企业下一个定义。

而且，它也没有认识到，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心理，而是由于一种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即他们所拥有的企业只是为外部人的消费而生产的。

同时更没能提出企业的边界和内部组织的相关理论，“黑箱”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代名词。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家没能解开“黑箱之谜”呢?因为他们始终把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不仅不把其纳入模型内，甚至不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固守着完美假设条件下，求解最优的理论范式，而这一方法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任何思想的创新最终都会被纳入到“完美的模型中”求解均衡。

这就是新古典企业理论没能取得突破的关键。

70年代后，萨缪尔森等人竭力推进其发展，但只能依靠数学、物理学等前沿方法的引入，建立起越来越复杂的模型，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火花却被扼杀在“完美的模型”的均衡之中。

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制度、契约内化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尽管学派林立，各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与新古典企业理论相对比，则有明显的进步和不同。

这一理论的核心是，首先认识到作为原来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的制度、契约和环境的存在，以及它们对现实经济的重要影响。

其次，把这些制度、契约和环境因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再认识这些因素，进而加以定性的分析、定量的考核。

最后，就是把制度、契约和环境因素纳入模型内部定量的进行分析。

结果是开拓了企业理论分析的视野，扩展了企业理论研究的对象，更好地解释了企业理论的难题。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将产权制度和资源配置问题引入人们的视野。

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的问题，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市场存在失灵的领域，需要用“看得见的手”加以调节，进而产生税收和补贴的政策，从而使外部效应内化。

科斯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样做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如果付出的成本不足以弥补得到的收益，整个社会的福利将会下降，社会将是不经济的。

科斯认为外部性的关键问题是产权制度界定不清晰，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

德姆塞茨进一步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交易时的合理预期”。

[2]即产权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于以其特有的经历特征诱导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进而使新古典主流的企业理论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

把产权制度的因素纳入后，使新古典的企业理论分析的范围更加广泛。

他还同时指出，新古典企业理论极大化的不仅仅是利润，还应该有效率，所受的也不仅仅是预算约束，还应受产权等制度因素的约束和安排，进而推进了企业理论的发展。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深入研究了交易费用和企业组织。

用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一系列严格假设，最终求得的最优模型绝大部分是无法与现实结合的。

科斯创造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之后，为这一研究打开了视野。

威廉姆森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与新古典企业理论中的“经济人”相对应：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而契约人则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进而威廉姆森提出，各种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和效果。

接着，威廉姆森用资产准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来刻画交易费用的存在。

同时，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团队生产”理论为基础，深入到企业的组织内部进行研究，考察了企业内的“委托一代理”以及运转机制的设计等。

这又极大的扩展了企业理论研究的领域，使新古典企业理论的“黑箱”由静止、呆板变得生动起来。

这一理论认识到现代经理型企业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使企业目标发生偏离，并且设计了相关的纠偏机制。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分析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相应的机制设计。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存在完美的信息集，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即便后来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冲击，在经济学中引入了“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的相关内容，但实质上是认为，只要愿意付出成本是可以实现信息完全对称的，本质上是将不确定性转化确定的概率事件。

因此本质上并未走出信息完全可知的假设，并且是不考虑搜集成本的。

而以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家则把信息不对称作为既有的假设和存在，进而深入的分析了企业理论中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肯尼斯?阿罗(1985)在《代理权经济学》一文中将代理问题分为两类：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进而提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

它们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理论建立相关计量和数学模型加以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了激励和约束的相关安排。

这就再一次超越新古典企业理论，深入到内部分析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机制设计。

第四，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了企业制度发展的问题。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既有的实体，它们不知道企业的本质和为何存在，当然也就更无法解释企业如何发展和向何处去的问题。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则从制度分析开始，回答了这一问题。

诺斯指出所谓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和竞争关系”[2]。

进而诺斯深入的分析了诱发企业制度变迁的四种因素：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他们导致潜在的“外部利润形成”，而这些潜在的利润又无法在“企业制度”内实现，因此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安排将产生，将这些外部利润转化为内部利润。

同时，诺斯还深刻地指出，企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现象，即企业由一种制度变化为另一种制度时，存在利益不断增加和路径的自我强化现象。

这也扩展了人们对企业“生长－衰亡”机制和机理的进一步认识。

三、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1．企业理论研究范式转化的标志。

关于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范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甚至直接把交易费用、产权等研究对象作为范式加以使用，于是先后出现了交易成本范式，产权范式等等。

本文接受并且采用杨瑞龙教授的观点，杨瑞龙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内核包含三种因素：稳定的偏好、理性的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

同时随着数学工具的发展和引入。

新古典的研究范式以理性预期为桥梁，实现了不确定性向概率确定性的转化，以不完全信息为桥梁，实现了认识能力不足向信息成本的转化，正是这两次转化迷惑了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研究范式发生改变。

[3]他认为企业理论研究范式是否发生转换的根本标志在于新古典企业理论所倡导的“唯一均衡”是否能够实现。

杨教授指出：“西蒙引入的”有限理性’概念，意味着无论付出多大信息成本，一阶最优结果总是无法达到的，均衡唯一性也无法保证[4]。

他认为这时才是根本的背离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研究范式，即抛弃了均衡的唯一性，以至于后来的诺斯进一步研究的“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机制更是对新古典企业理论范式的抛弃。

因此，判断是否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并不是看研究对象是否发生了转化，也不是看是不是引进了新的研究工具，其根本在于创新的企业理论思想是否形成了创新的研究方法。

这是判断其研究范式是否发生转变的关键。

2．并非所有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都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化。

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人本质上仍然坚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是部分或者局部放松了前提条件和假设要求，但依然保持了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大部分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

首先，他们坚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理性前提下均衡分析方法，坚持偏好、技术、资源禀赋三大条件稳定不变，坚持完全竞争的工具性假设。

其次，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视野，用交易成本比较各种不同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解释经济制度的多种多样的差异性，使得经济制度也成为新古典框架中一个可以量化分析的维度。

最后，运用传统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对经济制度作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以效率为标准，解释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制度变迁的根据。

例如：理性人、稳定偏好、最大化均衡等。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就曾承认，他所运用的就是马歇尔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边际的方法和替代的方法，科斯理论中企业的边界就是通过边际替代的局部均衡的方法得出的。

因而本质并没有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只不过是引入了新的研究对象而已。

同样，德姆塞茨、张五常在研究完全契约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时，更是强化对新古典企业理论范式的使用，在坚持契约完整的前提下，运用数学工具和均衡的方法，分别求解委托代理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模型，设计最优的契约来帮助委托人有效地监督代理人。

3．以“动态演化”和“不唯一均衡”为标志的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范式。

熊彼特曾经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方法，把其经济学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比较。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根源于已有的传统经验和习惯模式，而主流经济学“静态的均衡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5]。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起源于新古典企业理论，而真正摆脱了新古典的研究范式的则是从威廉姆森和诺斯开始。

他们以有限理性为前提，不再追求唯一的均衡，从而实现了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这是重要的研究方式转变的开始。

威廉姆森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引入了“契约人”的概念，即行为者是非完全理性的或者有限理性的。

同时认为行为者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因此不完全契约理论下的交易具有偶然性，每次交易就缔结了一笔契约。

为了避免重复缔约的成本，为了维持一个有价值的长期契约，需要构造一种契约，使得不同的交易应用于不同的治理结构，使这个契约能够最大化的节约事前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

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研究范式。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过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的勇气。

开始他使用新古典理论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发展，但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