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境权及其保护

公民环境权与法人环境权、国家环境权相对应而存在。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全球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及人类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而提出的。

关于公民环境权内容，有的学者认为：它包括实体权和程序权两方面内容。

所谓实体权，是与公民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利，具体有：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眺望权、优美环境享受权等。

所谓程序权，主要指公民有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监督权等。

公民环境权是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项新型公民权利，它独立于公民财产权，人身权而自成体系，应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人身权、物权、债权和继承权并行写入民法，其价值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它顺应可持续性发展要求。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人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环境的损害，常伴随着一时物质利益的出现而产生，这与人们日益追求舒适、健康、优美的生存空间相悖，也不利于后代的持续发展和权益公正。

因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地位是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最集中体现之一。

其二，它有利于提高公民环境权利意识。

当前，侵害公民环境权的现象比比皆是，而由于公民环境权意识普遍薄弱，侵权行为得不到应有制止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或惩罚，权利所受侵害得不到应有恢复或补偿。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侵权势头，明确公民环境权，对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至关重要。

其三，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证公民享有和追求高质量的生存空间。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状况直接决定着法制进程。

当前，我国因无系统的公民环境法而使环境权的保护无法可依，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势在必行。

其四，有利于预防、遏制、惩罚侵犯公民环境权的行为。

其五，有利于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法治建设。

公民环境权法是传统民法和环境保护法交叉形成的新型法学分支，属于民法调整范畴。

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公民环境权法相对发达。

例如美国的《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综合环境影响赔偿和责任法》等。

我国应结合自己的国情，尽快出台《公民环境权法》。

公民环境权所受侵害及其保护研究在我国，对环境权损害的分类一般根据环境损害的因素进行，诸如大气污染损害、水污染损害、噪音污染损害、固体污染损害、海洋污染损害、放射性污染损害等。

并且立法上也遵循这种思路，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

但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有很大局限性，表现在：（一）在侵害公民环境权的事件中，由于法律关系主体类别或地位不同，从而使损害事由，侵权特征，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及其影响产生很大差异，为更好保护公民环境权，可能导致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不同，传统环境分类与此很不适应。

（二）环境损害因素多样，且常常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仅按上述分类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十分不利。

（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环境损害因素不断涌现，同时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许多原先不认为是环境侵害的行为，现在可能为人们所无法容忍，依上述分类，造成法律保护的严重滞后。

[!--empirenews.page--]综上，笔者试图对其作如下分类：按侵权主体不同，分一般自然人的侵权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侵权两大类：理由：①前一种侵权行为，加害人和受害人在地位上可以互换，更具平等性；后一种侵权通常在经济地位及经济实力上非普遍公民所能及，当事人双方很难对等抗衡。

②前一种侵权行为，侵害对象一般是单个主体或有限主体，影响面小，危害消除较容易；而后一种侵权则侵害的是社会群体，危害性较大，波及范围广，潜在性持续性较强。

③前一种侵害的损害结果、损害经过、损害程度一般较明显，而后一种侵权，案情通常十分复杂，且涉及复杂的科技问题，损害原因损害结果的发生、过程往往模糊。

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这两种侵害的行为在处理过程中有很大差异，所以这种分类方法，更符合一般分类规律，同时，这也避免了单纯靠枚举侵害事由而引起的局限性。

关于侵害公民环境权的处理及其保护，笔者想就如下问题重点探讨。

（一）归责原则。

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深入，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公害事件频频发生，人们对权利的保护要求日渐提高。

许多国家诸如日本、韩国、英美等国家均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侵害公民环境权的归责原则。

而在我国，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适用于特殊民事侵权，而一般情况下，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
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十分不利。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作如下处理：对于自然人的侵权行为，除《民法通则》上列举的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外，一般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对于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侵权，则应一律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

原因①这种侵权由于影响面广，潜伏期长，持续性长，危害性大，必须加重加害人责任，遏制其侵权行为。

②它们是危害的制造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他们能防止和控制这种危害。

③这些法人及其它组织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且常具有盈利性，获益即应承担风险，体现了民法的公正原则。

（二）同其它国家一样，针对环境之严重损害，我国制定了许多环境污染防治标准，诸如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等。

当公平环境受侵害时，加害者能否以环境损害未超标为事由对抗公民环境权和保护人请求？笔者认为回答是否定的。

理由：①这些标准是国家为预防、遏制环境损害而制定的，是管理环境和征收污染费的标准，而非判断侵权与否的界限。

②标准的制定常受时空的局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环境损害的容忍度常不一致。

③否认上述标准之抗辩效力，有利于加强自然人、法人及其它团体组织的环境责任感，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环境权。

实际上，许多国家如日本等，都以社会一般公民对环境损害的容忍度来衡量侵害事由。

环境的自净力是有限的，人对环境的损害的忍受能力也是有限的，当环境损害超此界限，则加害方无疑应承当相应责任。

（三）公民环境权受侵害时，能否附带请求精神赔偿？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

”但对公民环境权受侵害能否请求精神赔偿未作规定，其他法律也未涉及到。

但笔者认为，同传统侵权行为一样，环境侵权常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如噪音污染、大气污染、观瞻权受侵害等，对人精神方面的影响较大。

然而，由于我国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公民环境权保护很难全面落实。

[!--empirenews.page--]加强我国立法，加重政府职能（一）我国公民环境权立法现状。

目前，各国普遍重视环境立法，我国也相继出台了许多法律。

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可以说，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在世界上并不落后，然而，可惜的是，至今，保护公民环境权的立法还很薄弱，表现在： 1、我国的一系列环境法带有浓厚的公法性质，它们主要针对国家对环境的管理和对破坏环境者的处罚而言，即使偶尔涉及到民事争议条款，也显得很粗陋。

而《民法通则》除第83条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第125条、第126条对特殊民事侵权有所规定外，基本没有保护公民环境权的内容。

另一方面，公民环境权的侵权与传统侵权无论在特征，还是在处理方式上都有很大差异，故此，加强公民环境权立法极其必要。

2、我国环境法多是有关对环境损害的处罚性规定，以“治”为主，缺少“防”的思想。

而环境损害因其潜伏性|长期性、扩散性的特点，若待损害事故发生后再治理，未免过于滞后，所以应转变立法思想，从源头抓起。

3、我国处罚的多是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重保护环境的安全、卫生。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多追求舒适、优美的环境，这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处理规定，明确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至关重要。

5、保护公民环境权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大政府职能，扩大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监督权的过程。

而我国环境法对公民环境程序权规定较少。

（二）政府在公民环境保护中应扮演的角色。

保护公民环境权，不仅在于公正有效地处理关于侵害环境权的民事纠纷，还在于治理环境，优化公民生存空间。

然而，由于环境治理是一项投入很高，收益很慢的艰巨工程，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力量都是十分有限的；同时，由于环境的治理、改善属于复杂而系统的公益事业，只有政府才能当此大任。

在这里，政府是真正的管理者、协调者和引导者。

在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但法律明文规定政府有维护国民良好生存空间的职责，而且在实际中，政府不惜投入巨资，用于环境治理。

政府同民间组织开展广泛合作，为保护公民环境权而共同努力。

有的国家还尝试建立“绿色国家帐户体系”，以取代传统的所谓“灰色国民帐户体系”，目的在于增强国民的环境观念，引导
经济科技朝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经济不发达决定了政府环境工作任重道远。

表现在：财力有限，投向环境治理的资金有限；环保行业隶属多部门，行政管理混乱，行业发展盲目，缺乏统一性；法不健全，政府职责常不明确；地方保护主义时有发生，严于执法大打折扣；环境工作决策常集权于政府，公民环境参与权常被忽略；公民环境权意识不强，缺乏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针对我国的实际工作现状，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工作，加强政府职能和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公民的环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