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一)

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一)【内容提要】宋词主要的演唱者，是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歌妓。

演唱环境与地点，主要集中在公私宴集等娱乐环境和酒店茶楼歌馆妓院等娱乐场所。

宋人公私宴集，都有歌妓唱词侑觞。

酒楼茶馆和妓院，既有职业的歌妓长期驻店演唱，也有临时赶场的。

歌妓在宴集中唱谁写的词，唱什么内容的词，一般由宴集主人选定:或唱主人自作新词，或唱客人所作新词。

宋词的演唱方式有多种，其中唱小令慢曲的“小唱”最为普遍流行。

歌妓唱词，既促进了宋词的创作和发展，又制约着宋词的题材取向和风格基调的形成。

【关键词】口头传播歌妓唱词宋词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唱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

本文主要以歌妓唱词为中心，探讨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及其对宋词发展的影响。

一演唱主体:宋代歌妓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宋词的口头传唱，既有“职业”或“专业”人员的演唱，也有业余爱好者随机自发的传唱。

职业或专业的演唱者，主要是女性歌手。

宋代以前，唱歌的原本不分男女，著名的男女歌唱家都不乏其人。

唐代既有著名的男性歌手如李龟年、米嘉荣等人，又有名震一时的念奴、张好好、盛小丛等女性歌手。

而宋人特别重视女声歌唱，南宋王灼曾明确地说:“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

”“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

”①宋词里描写唱词的，也基本上都是女性。

如:“玉人低唱管弦催”②;“多谢秦娥绝唱，声声为、飘入云中”③;“翠眉重为唱，渭城朝雨”④。

这些玉人、秦娥、翠眉，都是指女性歌手。

宋人独重女音，主要是因为唱词的环境是在以男性活动为主的酒楼妓馆和公私宴集等场合，听众大多数是男性。

而女性歌手除了优美的歌喉之外，更有姣好靓丽的面容来取悦于男性听众，既能娱人耳，又能悦人目。

因此宋代男人特别注重女声歌唱而轻视男声歌唱。

其次，女性歌喉最适宜于传达词的特殊韵味，女声唱词比男声更动听。

南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序》就说只有女性的歌喉才能传出词特有的低回要眇的韵味:“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

”⑤南宋后期杨泽民《选官子》词曾表达过男人“重女音”的心态:“风埃世路，冷暖人情，一瞬几分更变。

唯有芳姿为人，歌意尤深，笑容偏倩。

”（《全宋词》第3006页）男人饱历宦海风波，看透了世态炎凉，在酒边看着听着风情万种的歌女演唱，心灵可以获得放松和慰藉。

管鉴《桃源忆故人》词也典型地表现了男人听歌后的满足与轻松:“垂鬟小舞幺歌趁。

莺语绿杨娇困。

多少旧愁新恨。

一醉浑消尽。

”（《全宋词》第1570页）“女音”之所以成为宋代词坛歌苑的霸主，是当时社会的审美需求所致。

宋代的女性歌手，绝大多数是“职业化”或“专业化”的歌妓。

作为一种职业，当时的歌妓，既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机关里供职，也可以在营业性的酒楼妓馆里从业，还可以在私人家庭里服务。

两宋时期，各级地方政府都配备有专职的歌妓，而且人数还不少。

就州级政府而言，在籍官妓大约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黄庭坚《次韵周德夫经行不相见之诗》有句说:“高会无吏讥，琵琶二十四。

”所谓“琵琶二十四”，是指当时吉州官妓中弹琵琶的就有二十四人⑥。

如果加上其他弹琴、弹筝、吹笛的歌妓，那么吉州的官妓总数当有近百人。

与此相印证的是杭州官妓的人数。

靖康元年（1126），杭州知州毛友一到任就宣布:“杭州会府，官妓岂可不满百人?”并“肆行纠率良人之妇”入妓籍⑦。

毛友是比照其他州府的惯例来确定杭州官妓的人数，看来一般州府的官妓不少于一百人。

宋代州郡每遇圣节（皇帝生日）宴会，常常让歌妓表演大型舞蹈，排列成“天下太平”字样⑧。

要用歌妓排列成“天下太平”四字，没有几十上百人是难以做到的。

北宋元丰年间共有二百九十三个州府军，一千二百三十五个县⑨。

如果每州都有几十上百位歌妓，每县又有若干位歌妓，那么宋代的官妓至少有好几万人!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职业队伍，她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各种宴集中唱词侑觞。

宋代私人蓄养家妓也非常普遍，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蓄养过歌妓。

他在鄱阳做官时看中了一位雏妓，因年幼不便买回，改官离去后始终不能忘怀，于是写信给朋友魏介。

后来魏介出钱把这位歌妓买下来送给了他，才算释然⑩。

但求“清欢”不好声色的苏轼也曾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搽粉虞候欲出来祗应也。

’”11民族英雄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直到宋室灭亡之际，他才“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以图抗元复国12。

宋人蓄妓成风，以至于少数人不蓄家妓就成了一种美德。

宋人写墓志铭，如果墓主家无声妓，就一定要强调一笔，说他不蓄声妓或“无声妓之好”13。

家无歌妓，竟成为值得大书特书的优点，这从反面透露出宋人蓄养家妓的风气是何等盛行!宋人私家蓄养歌妓，不满足于一二人，有时多达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数百人。

如北宋仁宗朝宰相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14;神宗朝宰相韩绛有“家妓十余人”15;徽宗朝宰相王黼有“家姬数十人，皆绝色”16;蔡京、童贯的家妓至少也有二十多人17;南宋高宗朝宰相吕颐浩家有侍妾“十数”人18。

绍兴间江东副总管张渊，有歌妓二十人19。

南宋中叶贵族词人张家的歌女多达“数百十人”20。

就连终身布衣的南宋名士方应龙，也曾“买姬妾数十人，吹笙鼓琴歌舞以娱宾客”21。

柳永《望海潮》词曾说杭州是“户盈罗绮，竞豪奢”，其实“户盈罗绮（歌妓）”的不止是杭州一地22，而是到处皆然。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词曾感慨六朝“繁华竞逐”。

看来宋人的“竞逐繁华”，也一点不让前人。

宋代的官妓、家妓，不仅是职业化的，也是专业化的。

她们一般都有专业分工，吹拉弹唱，各司其职。

南宋平原郡王家有“专为诸姬教习声伎之所”，“吹弹舞拍，各有总之者，号为部头”，“只笙一部，已是二十余人”23。

有的还各有绝活，北宋赵令畤《浣溪沙》词序曾说:“刘平叔出家妓八人，绝艺，乞词赠之。

脚绝、歌绝、琴绝、舞绝。

”除了“脚绝”是指身体上的特长之外，其余“歌绝”、“琴绝”、“舞绝”，都是指技艺上的“绝”。

在演奏乐器方面，常见的有这样几种分工:吹笛、弹琴、弹琵琶和弹筝。

吹笛子的歌妓，称“笛妓”或“笛婢”。

如苏轼《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自酌金樽劝孟光，更教长笛奏伊凉”句自注:“子玉家有笛妓。

”24黄庭坚《从王都尉觅千叶梅云已落尽戏作嘲吹笛侍儿》“若为可耐昭华得”句史容注:“驸马都尉王晋卿家吹笛妓名昭华。

”25北宋杨蟠“每从亲宾，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返”26。

辛弃疾家中妓妾甚多，其中也有吹笛妓。

一次，医生治好了辛夫人的病，辛弃疾为答谢大夫，将一名叫整整的“吹笛婢”赠送给大夫，并作《好事近》词纪事27。

弹琴的歌妓，称“琴妓”。

如陈造有《赠琴妓二首》诗28，刘清夫有《金菊对芙蓉·沙邑宰绾琴妓用旧韵戏之》词29。

弹琵琶的，称“琵琶妓”。

韩维有《又和杨之美家琵琶妓》和《再和尧夫欲借琵琶妓》诗30。

范仲淹幼子范纯粹喜爱琵琶，晚年患失眠症，其“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命杂奏于前，至熟寐乃得去”31。

弹筝的歌妓，称“筝妓”。

北宋洪朋有《戏赠弹筝小妓》，南宋董嗣杲有《夜宴赠筝妓》诗32。

这些笛妓、琴妓、筝妓和琵琶妓，只表明她们的专业特长，并不意味着她们只演奏一种乐器，在宴会上她们既要演奏乐器，还要唱词。

二演唱环境与地点:公私宴集和酒楼妓院宋代歌妓唱词，主要是在公私宴集等娱乐环境和酒店茶楼歌馆妓院等娱乐场所。

宋人的公宴，都有歌妓奏乐唱词以佐欢侑觞。

在公宴中奏乐唱词，是官妓的“本职工作”之一。

当时“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嗺酒’，然后乐作。

”33公宴中用歌妓奏乐唱词，是官方认可的惯例。

如果不是公宴而用妓乐，当时是不允许的。

朝廷经常下令，禁止官员公宴之外随便召用妓乐。

如元丰元年（1078）正月癸亥，“诏:自今学官非公筵不得豫妓乐会”34。

绍兴十三年（1143）闰四月壬寅，“诏:诸州自长贰外，非公筵若休告，毋得用妓乐燕集。

违者坐之”35。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己未，“诏:诸郡守臣许以休务日用妓乐于公筵，余并不许。

擅自借用，仍委监司守臣具奏，台谏觉察”36。

这些禁令从反面透露出两种现象:一是宋代的公宴和旬休等节假日宴会用妓乐，属于惯例，合理合法。

宋初魏野有诗说:“每因公宴乐，方遣妓祗承。

”37尹洙则说他做官是“朝夕勤事，非公宴不迩声妓”38。

不是公宴不接近声妓，正表明是公宴必有声妓侍候。

曾有人问朱熹“妓乐”可不可用?朱熹说“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39。

朱熹是最洁身自好的理学家，连他都说“州县都用”妓乐，自家也可用妓乐，可见官府用妓乐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

二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们经常违反规定，“公筵”用妓乐，不是“公筵”或节假日宴会也用妓乐，所以朝廷才再三申严“非公筵”不得用妓乐的禁令。

“非公宴”不能用官妓，是针对在职官员所作的规定。

一般士大夫的私宴用妓乐则不受限制，既可用家妓，也可以租借官妓来陪酒唱词，如南宋陈造就曾“借郡妓饮客”，郡妓“歌以侑酒”40。

谢希孟在台州为宴请陈亮，也曾“借郡中伎乐，燕之东湖”41。

苏轼在黄冈时，也“每用官奴侑觞”42。

苏轼当时是贬居此地，并不是黄州的守臣，他用官妓侑觞，自然也是临时借来的。

可见两宋时期借官妓陪酒，是很流行的风气。

宋代官员所到之处，都习惯了有妓乐侍候，一旦来到一个偏僻穷困的州县，没有了歌妓，就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

比如王禹贬到商州后发感慨说:“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愁。

”43张耒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州贫须惜尊罍费，俗陋兼无妓乐名。

”44可见这妓乐，已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失去，生活就减少了一份乐趣。

弄明了公宴用妓乐的惯例，再来看具体的“个案”，以了解公宴中用歌妓奏乐歌舞唱词的具体情形:北宋钱惟演留守西京洛阳时，“每宴客，命厅籍（官妓）分行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45。

寇准每开燕必有歌舞相佐，“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46。

州县举行公宴时，所有官妓一般都要到场。

苏轼知杭州时，在西湖举行宴会，是“群妓毕至”47。

吴仲广为四川绵州知州时，“开宴”延请上司，也是“倡优毕集”48。

有的公宴场面非常之大，仅歌妓就有上百人。

如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河北安抚使李允则设宴招待寇准，宴会上的歌妓多至“百数十人”，连一向豪奢的寇准也大为惊叹49。

至于家中私宴，更少不了歌妓的演唱助兴。

北宋晏殊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居家“未尝一日不燕饮”，每宴“必以歌乐相佐”50。

辛弃疾也是“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词51。

绍兴十五年乙丑（1145），王灼客居成都碧鸡坊妙胜院，与友人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

王、张二家都“有声妓，日置酒相乐”，让歌妓唱歌侑觞。

王灼每天饮宴归来，就在客舍里将当天歌妓所唱“歌曲”和“闻见”之事记录下来，并追根溯源，写成了两宋词学史上第一部大型词话著作《碧鸡漫志》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