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浅析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以石窟壁画为例

内容摘要：佛教被誉为东方世界的精神之花，包含丰富的美学思想。正由于它的存在，东方美学园地显得更加博大精深。佛教艺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参与功能。本文从分析石窟壁画的绘画形象，初步探究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佛教艺术

引言

佛教自东仅进入中土以后，便以迅猛之势广泛地传播开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吸收、消化，渐渐地与中国文化精神溶为一体，隋唐时，达盛之极.其时，佛教的观念已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和精神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精神也和中国文化艺术精神无法再分。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

一、儒、道思想对佛教思想传入的影响

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呢？儒家和道家一起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文化，阐释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精神。

千百年来，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就在于他的儒家学说。儒学以礼乐为中心，把现实生活同伦理纲常结合起来，把怀疑论或天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结合起来，构成其基本骨架。孔子的儒学，把它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人的世间伦理纲常和现实生活之中，在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抒发、满足、约束人们的感情。这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主要特征。正因为重视的是情感、感受，才使中国艺术的着眼点不是表现稳定、固体的对象和实体，而是功能、关系和韵律，它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协调，是内在生命意识的表达，是物我如一、情态与外境的相互融合。

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辅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人生观、文化心理、艺术精神、审美感知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作用。老庄哲学以顺应自然的不可知论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为核心和基础，强调的是：“游戏污读之甲”的“自恢”，而“无为有国者所羁”。从表面上看，儒家和道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退避。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庄子尽管避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是对自然、对生命怀着无比珍惜热爱之情，这就使他的人生观和审美意识充满着感情的光辉，这也恰好是对儒家的补充和加深，也就从而与孔学保持了一致。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生活在与外域隔绝的广阔的大陆上。山脉、海域环绕四周，以种植农作物而维待自给自足的生活。其生活的环境和生存的条件使得中国人天生就与自然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依附于自然，广泛地接触自然，并顺应自然地利用自然，创造了与自然息息相关、谐调一致的中国文化。对于自然，中国人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的，像浮士德、但丁那样去上下求索。因此，自然

对于人类既无敌意，也不仁慈，它象动物卜一样富有灵性，人类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抗争的对手。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有“我与点也”之趣，庄子也以遨游天地为逍遥。这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的宇宙意识本就是渗透情感的。中国将整个宇宙生命化、感情化，另方面又将人的生命宇宙化、自然化。”因此，山水林壑也就成了理想中的仙境，成了隐居、寄托情感、修养心性的理想的境域。

中华民族协助天地化育万物的精神，使得中国人对于自然的形态有着深刻的接触，使他们得知自然的律动，悉晓自然的节奏，他们在身心与自然的有意无意的接触中，体察自然的习性，又将自己深刻敏锐的观察、感受表现在艺术中，力图使自已的创造物妙契自然的真谛.构成自然的新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说，中国人，无论是合理意识、文化思想和艺术领域里，无处不刻下了自然的烙印，使得中国的艺术精神呈现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整体风貌。而正是这一风貌，才为佛教精神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内在的基础，为佛教的流行、吸收、消化创造了一个精神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一特定的环境，佛教在以后的风行中，也就不会那么深入到中国人的意识中，和中国的文化精神溶为一体，使中国的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里独具一种美了。

二、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兴盛

佛教经过汉魏之际的译经、传布，加上魏晋时兴起的玄学使佛教依附于玄学而有所发展，到两晋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十六国时期它在南北方同时兴盛起来，成为一股具有全国规模影响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南北朝时期它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把触角伸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各阶层，在理论上取代玄学成为时代风尚，为隋唐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西晋诸帝尚无奉佛者，东晋明帝、成帝始好佛法,安帝则亲接法事。宋齐梁陈各代皇帝皆敬信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人杜牧的这一描述,正是南方佛教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崇信佛教，尤其是北魏诸帝，除太武帝一时灭佛外，余皆热心扶持佛教，设立僧官制度,给佛教予合法地位。“缁衣之众,参半于俗”，足见北方佛教的兴旺不下于南方，至隋而佛教大盛。

佛教功德事业的兴盛必然带动佛教艺术的发展昌盛，闻名中外的三大石窟：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均是在这个时期开凿。

敦煌石窟由乐僧和尚于前秦二年(366年)始开凿，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15身，唐宋木构建筑五座。敦煌早期洞窟型制受印度风格影响，为中心柱石窟。壁画内容题材多是佛传故事、因缘故事及本生故事，而以本生故事占主导地位。佛传故事是描述佛陀生前经历及生平故事。因缘故事乃是指芸芸众生对佛的供养及表现佛的神通力量与佛有关的度化故事。本生故事是指佛陀“前生行善”的故事。早期壁画内容本生故事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在动荡不安，灾祸深重的现实生活中人民祈盼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的愿望。早期的壁画突破了物理时空画面的组合，稚拙而富有装饰性，豪放泼辣的笔触，给人的感觉是激动不安，阴郁而又热烈，奇异而又现实，爽朗而又多姿。

敦煌早期佛像的造型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印度笈多秣菟罗的影响，一方面是受中国南方汉文化的影响。敦煌早期的壁画、雕像在衣纹、面部特征及总体精神状态与秣菟罗一致。同时，由于敦煌统治者自十六国以来一直都与南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作为京都的建康文化自然西渗敦煌。又由于北魏孝文帝元

宏力图汉化，使得“秀骨清像”这一南朝中原风格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尤其是太和改制后一直到隋代，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已基本上是褒衣博带，神情飘逸的秀骨清像，一派南朝士大夫的神情了。

最能体现这一风貌的是这个时期著名的佛画家顾恺之、陆探微。顾恺之开创了“清羸示病”的维摩诘形象，陆发展而为具有一代审美风范的“秀骨清像”，由此对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这个时期著名的佛画家还有东晋的戴逵父子、北齐曹仲达、梁张僧繇，他们在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戴逵的“神明太俗”、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张僧繇的“面短而艳”，充分说明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同时也就开始向着中国化方面发展。云冈石窟同样显示出这一特征。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于公元460年在文成帝的支持下，由北凉高僧昙曜主持开凿。初期开凿五窟是为“昙曜五窟”(16-20窟)，其中以第20窟为云冈石窟的代表，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笈多文化的结合。大佛身着右袒式(或通肩式)袈裟，衣纹厚重作平行排列，面相深目高鼻，高起的内髻，宽肩厚胸主要是受笈式造像的影响。大佛粗犷朴拙，高大雄伟，气势磅礴也反映出鲜卑民族强悍尚武的风貌。

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并同时在洛阳南郊开凿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不久龙门石窟便代替云冈石窟成为佛教造像的中心。北魏龙门石窟造像是中国北方佛教艺术汉族化的重要里程碑，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佛教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传统艺术融和消化了，孝文帝推崇汉文化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是古阳洞，此时的佛像褒衣博带与面相丰满的风格并存，还明显有外来影响的余韵。在稍后一些时间开凿的宾阳洞中，这种余韵便随着汉化政策的强烈推行而完全消失，洞中主佛及两旁菩萨已完全是褒衣博带，神情飘逸，秀骨清像的神态。从此，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温文尔稚，亲切蔼然的造像风格风行了北魏全境并影响启迪着其后的朝代乃至隋唐，先后达四百余年。

除敦煌、云冈、龙门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石窟还有北方最早开凿的龟兹石窟、甘肃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从具体表现技法而言，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是外来艺术与我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北方统治者汉化政策的不断推行实施，使得佛教艺术日趋中国化，从而改变了佛教艺术的本来面目，又使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三、结束语

假如佛教未曾传入中国，中国的艺术仍然会保持这种整体的风貌，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没有从外面汲取来的营养，这种艺术将会发展得薄弱而曲折。可以说，佛教给中国的艺术带来了形式与主题上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中国艺术大大地丰富起来，似乎它注定了要使中国的艺术走向成熟。佛教思想对于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是融汇，即发扬它本身独特的思想内容，补充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之中。这徉，中国人接受佛教时有两点：一是仪释重于信仰。即就一般情况而言，人们热衷于从中寻求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中没有解决的对于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另一是儒释道调和。佛教初入中国时，因其思想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冲突，使得当时“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作为文人接受佛教契机的是魏晋玄学的兴起和流行。玄学是佛教的老庄化，其理论和人生观都与佛教般若学有相通之处。时人以佛解玄，或以玄谈佛谈玄与悟空合一，名士与高僧合流，对佛教在文人中的普及起了

很大的作用。

另外，佛教认为人生皆苦，苦乃由欲望而来，它又以对于神的寻求，对于解脱世俗和人生的烦恼所作的许诺，与道教的热望也产生了相当的共鸣，因而使它很快地又被接受了下来，并且它以自己崇高、庄严、温和的理论观念，给中国人的思想注入了一种新鲜的山夜。

经过两晋、六朝数百年的吸收、融汇、到了隋唐，佛教更进一步地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融为一体，达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分彼此的地步。禅宗就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知遇的结晶之一。

禅宗把佛教的心性论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处世态度结合起来，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是佛教的中国化。禅.不诉诸理性的思索，不强调枯坐冥思，不宣扬长修苦炼，佛就是思想，它超越于言语和文字之上，至深之理既讲不出来，也写不出来，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的心里求佛，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在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顿悟成佛。在这种顿悟成佛的神秘境界里，超越了一切物我、人己界限，与对象世界(如自然界)完全合为一体，凝成永恒的存在。禅宗是非常喜欢和大自然打交道的，它所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常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和领悟。花开水流，鸟飞叶落，本是“无心”的，然而，就在这“无心”中，却似乎可以窥见那个使这一切所以然的“大心”—神，并且只有在这“无心”中才可能感受到它。正是由于禅宗强调感情即超越，瞬刻可永恒，因之更着重就在这个动的现象世界中去领悟，去达到永恒不动的静的本体，从而飞跃地进入佛我同一、物己两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一体的精神境界。显然，在这里，禅宗和“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庄哲学有着某种程度的合流。

因此，当时佛教在哲学方面的发展，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升勺欢迎，在人性方面，它作为摆脱人生的种种烦恼和苦难的一种避难所和安慰，则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王维)。中国文人本是重立德、立功的，“兼济”和“独善”在他们身上存在着矛盾，特别是当他们陷身社会风波中不能解脱或个人理想不得实现时，更为痛苦，而禅宗把这个间题解决了。所以，大多数文人不把儒释分离开来，而是努力从思想、人生观和生活上把二者结合起来。

佛教经中国化以后，人生态度经历禅悟变成了自然景色，自然景色所指向的是心灵境界，是心灵整体的境地，即人们肠兑的境界。隋唐时，佛教在中国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为辉煌、最为繁荣的时期。

中国的艺术本来就同自然息息相关，着重阴阳、和同，而此时受佛教的影响，它更加侧重于表现流动的、起伏的、空灵的东西，这便形成了后期中国艺术精神的特色：韵味和平淡。

总之，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是精神与精神相碰撞是产生的确实有意义的影响。对于每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他愈是敞开一切从营养的源泉里汲取外来的影响，他的思路就愈开阔，思维也就愈发敏捷，并会把它吸收改变为自己的东西，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在中国，对于自然宇宙，它采取的是宁静的接受态度，而不是抽象的思考，它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之间的一种和谐，它们之间自由自在地往来。中国的这一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在佛教精神接触时，又稳步地吸收了佛教理想的灵感，拓展了艺术主题上的新领域，加速了中国艺术的进程，使中国的艺术精神沿着民族传统的轨道，得到了丰富、充实和完善，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我们说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一特有的民族

土壤，它也就不会那么深入人心，受到广泛地欢迎了。所以，有人说，佛教在传到中国以后，印度便没有了佛教，以后所说的佛教便是中国的佛教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佛教精神与中国艺术精神的接触时一次辉煌的、伟大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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