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
国际政治学第一次作业参考答案
国际政治学第一次作业参考答案一、名词解释1.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即没有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权威或世界政府，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独立和生存。
2.安全困境：又叫“安全两难”，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会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
国家往往通过增强军备减弱自我的不安全感。
但是，这样做只能使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加强自己的军备。
结果就会出现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国家都因为增强了军备而感到更不安全。
3.集体安全：又称集体安全保障。
众多国家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集体相互保障。
在集体安全保障下，侵略者进攻集体安全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即被视为侵犯所有国家。
在这个体系中，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行动，反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对其实行经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
4.国际机制：即在国际关系的一定领域中汇聚了行为者期望的一组明确或含蓄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二、简答1、民主和平论答：民主和平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是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
民主和评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间无战争。
它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民主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毫无疑问，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它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
民主和评论的基点实际上是国内因素决定论，即认为，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决定其国际交往的行为模式。
存在的问题：一是民主的标准问题；二是无法解释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
2、霸权稳定论答：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秩序不是权力均衡的产物，而是权力垄断的结果,这些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的内容：1）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一个强大并且具有霸权实力的行为体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公益的实现，相反，在不存在霸权国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和不稳定的。
国家安全判断视野下的安全困境——兼论东亚的安全困境
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国家安全判断视野瞎的安全困境——兼论东亚的安全困境作 者：**导 师：张发岭副教授系别、年级：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02级学科、专业：法学国际关系完成日期：2005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目录第一章国家安全判断视野下的安全困境 (1)第一节安全困境分析 (1)第二节信任的培育——解决安全困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11)第二章冷战后东亚的安全环境 (13)第一节 冷战后东亚安全环境概况 (13)第二节 安全困境：现今东亚安全环境最显著的特征 (16)第三章超越东亚安全困境——两种可能的路径 (20)第一节 信任的培育（1）：多边安全合作 (20)第二节 信任的培育（2）：自我束缚 (25)结语 (29)参考文献 (31)第一章 国家安全判断视野下的安全困境第一节安全困境分析一个区域内的安全环境是区域内各国战略互动的结果，换言之，一个区域的安全环境是由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建构的。
一国的安全目标和安全政策不仅从主观上改变了其本身的安全环境，而且也将客观地改变了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安全环境。
反过来，这些国家对这种安全环境变化的反应又影响了第一国的安全环境。
安全环境就是在国家间的这种战略互动中形成的。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一种特殊的安全环境，它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境，即A 国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而B国却会将A国的这种举动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也会相应地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这反过来又会刺激A国基于同样的考虑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由此引发一系列作用——反作用的恶性循环。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经典性论题。
追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谱系，我们可以发现安全困境一直是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到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者都试图对安全困境问题予以分析，并期望能找到根治安全困境问题的良方。
用“安全困境”理论解读朝核危机
用“安全困境”理论解读朝核危机摘要：朝核危机自2000年突显以来至今十几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僵持对抗，开展对话再到陷入僵局。
其症结在于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转型进程中朝美战略相互冲突，双方追求各自的安全且互不信任，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
朝核危机的解决要求各方采取政治和平对话的方式，以达致“非零和博弈”。
关键词：安全困境；朝核危机；非零和博弈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254-02自2000年朝鲜自暴浓缩铀计划揭开核危机序幕后，至今十几年过去了，其间经历了大风大浪，也出现了和风细雨，仍是尘埃未定。
十几年间，为解决朝核危机共举办了五轮六方会谈。
但随着2009年朝鲜单方面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使得有所缓和的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僵局。
那么朝鲜为什么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坚持发展核武器？朝核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笔者认为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转型进程中朝美战略相互冲突，双方追求各自的安全且互不信任，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
安全是所有国家都极力追求的终极目标，但作为一种国际资源的安全又是有限的。
因此各国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
安全困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
安全困境被看作是，“国家间关系中最重大的和最广泛的特征”。
何为“安全困境”？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同。
巴特非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尔斯主义的恐惧”，他把安全困境描述为：“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不信任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但你无法使别国真了解你的意图，你无法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做出使大家获得安全的保证。
”英国学者布斯认为“安全困境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下：一国的军事准备在另一国当中产生了一种不可消除的不可确定性，即是否这些准备仅仅是出于防御性目的，或者它们就是出于进攻性目的”。
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
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
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
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 (tragedy)。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
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
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
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1)对别国安全的损害。
现实中国的国际安全困境及其挑战
现实中国的国际安全困境及其挑战■ 江凌飞／文自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种种事态显示，中国与外部关系的紧张程度明显增高，中国日益“被居中”，为各种外力所限制，利益碰撞与摩擦增多，与外部的潜在争议热点也出现了全方位的显性化和紧张化。
一时间，中国好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安全困境。
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渡过了崛起起飞阶段，进入到崛起磨合阶段。
究其原委，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格局正面临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局；中国力量的快速成长越过了国际社会心理承受的临界点；全球化危机中的各种不平衡态势在中国现阶段对外关系上聚焦；霸权国家对中国崛起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预期导致对华政策反弹；中国国家利益的诉求和拓展进入到与相关国家的“核心利益交叠区”；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导致预防性反应。
对于成长着的中国来说，这不是偶然出现的困境，而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必然要跨越的门槛。
此种局面才刚刚开始。
今后五年，中国在国际安全上将面临复杂困境和更多挑战。
国际总体安全环境恶化对中国现代化转型造成不利局面2011年国际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动乱信号。
一是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面严重不稳；二是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三是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四是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五是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六是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七是地球生态持续恶化，各国对自然灾难的社会负荷几近极限，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八是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会利用网络劫持和挑战国家权力的危险性陡增，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九是美国霸权稳定体系动摇，影响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缩减，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十是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国际社会的理性稳定遭致扰乱与破坏。
安全困境的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的概念辨析/h1“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
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led)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Herz)。
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
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tragedy)。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
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
”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等一批着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非传统安全有哪些
非传统安全有哪些名词解释1、非传统安全有哪些：非传统安全有哪些是传统安全领域外的新安全挑战，指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
2、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有明显政治意图、有特定组织形式、以伤害无辜为手段的暴力复仇活动。
3、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具体指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语言和信息、国民教育体系等问题上的安全感。
4、安全困境：最早由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提出，他认为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对彼此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必然使每个个体始终都担心可能被对方侵害、统治甚至毁灭，因而为确保自身安全势必会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但这样做的结果反过来又会使对方产生不安全感，因而势必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而这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原有的安全担忧。
5、生态安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危机的不存在。
生态安全是指生物圈自身是安全的，处于平衡、协调、可持续的良好的发展状况；是指生存于生物圈中的人类是安全的，没有受到生态危机的威胁；并不仅指纯自然的灾害和灾难，在当前背景下更多的是指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诸种生态困境。
6、国际非政府组织：指非营利的、非官方的，由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成员构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进行活动的跨国民间机构。
7、人的安全：人的安全是以人为中心，指个人和他们的团体作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
为了保障人的安全，需要建立一个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政治文化环境。
选择1、六方会谈的主办国：中国2、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3、“安全困境”一次最早提出：约翰赫兹4、人的安全包括七大要素：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政治安全5、被称为文化的大溶炉的国家：美国6、中国没有加入哪个组织：东盟7、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8、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爆发于：泰国9、上海合作组织目标打击目标：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10、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哪一年：2001年论述1、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有哪些危机中的作用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国家政府通过签署符合国际法的协议而成立的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具有常设体系和组织机构，其宗旨是通过成员国合作实现共同目标”。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国际政治论文.doc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_国际政治论文nbsp;Glaser)和巴里·布赞(BarryBuzan)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
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注：RobertJervis,“Realism,Gametheory,andCooperation”,WorldPolitics,40/3(1988),p.317.)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注：BarryBuzan,People,StatesandFear:anagendafor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inthepost—ColdWarera(HemelHempstead:HarvesterWheatsheaf,2nded.,1991),p.295.)。
(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
罗伯特·莱伯(RobertLieber)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
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
(注：RobertLieber,NoCommonPower: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1991),pp.5—6.)巴里·波森(BarryPose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注：BarryPosen,“TheSecurityDilemmaandEthnicConflict”,Survival,35/1(1993),p.28.)(3)意图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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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对别国安全的损害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
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
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
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
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
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意图的不确定性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
”尼古拉斯·惠勒和凯恩·布思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
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缺乏合适的政策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
理查德·斯莫克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特征1、善良的意图（benign intention）；2、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unresolvable uncertainty）；3、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self-defeating/paradoxical policies）。
中国越来越重视向世界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
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
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1、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
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mature anarchy）这一概念。
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
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2、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
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
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
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
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3、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
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
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
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
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确认他们的意图。
经过缜密的论证和分析，杰维斯认为如果能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那么特定的军事态势能够缓解安全困境：（1）在爆发战争时，防御必须被认为拥有优势；（2）一个进攻性态势必须能与一个防御性态势区分开来。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学领域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它的存在和发生与主权国家体系紧密相联。
但就主权国家的政治关系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继续处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追求安全将始终是所有国家需要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当今印巴之间、朝韩之间、阿以之间仍存在着安全困境，有时表现还很活跃。
研究安全困境，对于控制危机、缓解冲突、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概念的运用有扩大化的趋势。
有的学者用之来解释国内冲突爆发的原因；有的则关注其在社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则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困境”未来的新发展。
胆小鬼游戏又称胆量游戏，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两个驾车撞向对方的死对头，都希望对方会在最后一刻转向，而自己的胆量能胜对方。
胆小鬼游戏无外乎有四种结果：一是在最后一刻，甲乙双方都转向；二是甲先转向，乙获胜；三是乙先转向，甲获胜；四是甲乙都不转向，冲突或战争爆发。
胆小鬼游戏涉及甲乙两方，且双方所具备的客观游戏资源是相同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比的是“胆量”，因此决策是相对简单的。
但在现实中，可能有多人或多方同时参与其中，而且游戏多方具有的资源相差很大，因此决策时要困难得多。
历史上最著名的胆量游戏是空城计。
司马懿十万雄兵，对诸葛亮数千老弱残兵，因为统帅的胆量略逊一筹而贻笑大方。
在这场比赛中司马懿输了。
诸葛亮一向谨慎有加，而使出空城计，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无奈之举。
有人曾研究指出，毛泽东一生有两个非常困难的决策。
一个是在1945年和国民党彻底决裂，一个是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
这两次都是在自身力量和对方相比差距非常大，而做出和对方彻底对抗的决策。
由此可见，在实力相对弱小而又不得不卷入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胆量游戏中时，决策的艰难是显而易见的。
实力弱的一方，胆量过人，也许还有胜的可能，如果胆量也弱，则必败无疑。
胆小鬼游戏中只会有一方获胜，双赢是不存在的。
因此，胆小鬼游戏更多的是零和博弈。
在博弈中，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对抗双方得失相加为零。
可生活中纯粹对抗的事件并不是最多的，大多数看似竞争对抗的事件中，其实也蕴涵着合作的要求，比如谈判，没有妥协和合作，谈判就无法达成协议。
因此在做出决策时，更应该做出双赢结果的决策。
我们经常讲，WTO是合法打架的地方，我们和别国的外贸冲突谈判，就是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把利益让给对方。
智猪博弈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
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
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
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
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踩踏板总是好的选择。
这个博弈说明，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力量强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主动出击，力量弱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等待，搭强者的便车。
这个博弈可以说明许多现象。
例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之所以大国说了算，就因为大国是大猪，它们参与各种事务是有代价的，但收益也大；他们不参与，小国不会参与。
再如在股市上，兴风作浪的是大户，小户只能跟随大户喝一点汤。
决策启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强者具有资源上的优势，强者往往容易做出决策，而弱者因为弱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更需要决策的艺术。
对弱者来讲，如何在胆量游戏中取胜，如何在利益博弈中获得更多，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从以上两个例子当中，对弱者至少应该有如下几点启示：其一，避免冲突。
当然这是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只有拿出胆量来。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弱小的一方要避免冲突，与巨人同行，就要避免与巨人发生直接对抗。
这种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在崛起时，就尽量避免与当时力量远胜于自己的英国发生直接对抗。
其二，追求双赢。
弱者在与强者的竞争中不一定就是失败者，要通过努力争取最大的利益，达到互利双赢。
其三，选择好“优势策略”。
弱者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势策略”。
比如，一些人对中国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理解，其实这对中国的特定时期来讲，未尝不是适合自身情况的“优势策略”。
同样，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甚至个人，在求得自身发展时，也要找到自身的“优势策略”。
-/ 魏连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