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边缘化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追寻
美国黑人女性双重身份的寻回_论_紫颜色_主人公的觉醒历程
个体和身份，因此在面对养子哈波向她讨教如何对付不听话的妻子索非亚时，她竟然站在男权者的立场，唆使哈波“打她”。
就在西莉任由生命在浑浑噩噩中流逝时，一个坚强的女性闯入了她的生活，将她从迷失中唤醒，她就是黑人女歌手一莎格。
莎格与西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她放荡不羁，胆大妄为，离经叛道，敢做敢为，坚强勇敢，对传统的教条不屑一顾，每晚都在酒吧唱歌调情，公然勾引有妇之夫，对于旁人对她的指指点点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作为某某先生的情妇，她曾经一度想要与西莉为敌，但是西莉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她了解到西莉的善良而改变了初衷。
勿庸置疑，西莉和莎格的感情不同一般，是朋友之情，姐妹之情甚至可以说是爱情，这是因为在莎格之前西莉从没真正感受到关怀和爱。
父亲的早逝，母亲的疯癫，妹妹的过早离开使她没有享受过亲情，而丈夫又不把她当作人，总是讽刺她：“你是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你一钱不值”，因此在西莉心里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人，在继父和丈夫对她的一次次施暴后，她厌恶自己的身体，认为性爱只能带给自己痛苦，因此不再相信男人，也更不会爱上他们。
此时，同性爱“虽然是女性之间友爱的极端方式，但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有效的反抗父权制压迫的方式。
”③在和莎格之间的交往中，西莉克服了对自己身体的憎恶，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女性的尊严，从而开始重新认识自我。
西莉在莎格身上体验到了一名女性所应享受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来自于对自身的喜爱，西莉通过莎格找到了作为一个人，一名女性的身份。
当西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不是工具，奴隶，她才有了足够的勇气表达自己的愤怒，斥责丈夫的卑鄙行径，面对自己的丈夫勇敢地反驳：“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不过我就在这里。
”虽然莎格帮助西莉找回了作为女性的身份，但是作为一名美国黑人女性，她血液里的黑人天性依然被埋没着，等待着被唤醒。
法农曾指出，在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侵略下，黑人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他们为了获得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抹去自己与身俱来的黑色身份的耻辱，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憎恨。
双重边缘文化压制下美国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以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为例
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双重边缘文化压制下美国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以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为例果玉 哈尔滨师范大学摘 要：《喜福会》是美国华裔谭恩美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华裔母族文化和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碰撞与兼容以及两种文化在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展现美国华裔女性勇敢追寻自我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谭恩美；喜福会；女性意识作者简介：果玉（1995-），女，汉族，黑龙江五大连池市人，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2017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1-120-01上个世纪后半期，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作家，谭恩美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
谭恩美的父母于上世纪40年代末移民美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
1952年，谭恩美出生在加州，接受美国的学校教育的同时，家庭的传统中国文化也对她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她渴望融入美国社会，但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压制和种族歧视将她推至家庭的不幸、社会的压力以及文化困境中的三重漩涡中苦苦挣扎。
《喜福会》中谭恩美以其特有的双重文化视角进行创作，融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中美双重文化边缘下华裔女性群体的艰难处境与不懈抗争。
一、双重文化边缘压制下的华裔女性谭恩美的华裔女作家身份使她具有文化和性别的双重边缘性，她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是华裔女性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她独具双重文化视角。
在《喜福会》中，从移民的母亲到美国出生的女儿都是处于社会边缘，渴望融入美国社会，具有反抗精神的华裔女性缩影。
相对比于男性，华裔女性面临的处境更加艰难，一方面要应对大男子主义的压制，另一方面要在中美文化的碰撞的夹缝中生存。
华裔女性试图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但异质文化的强大冲击使她们的文化身份渐渐模糊。
小说中的许安梅、吴素云等人是早期华裔移民的典型代表，父权社会的摧残压迫使她们在沉默中学会了反抗：移居美国，再塑人生。
美国黑人女性自传体写作与身份认同研究
美国黑人女性自传体写作与身份认同研究摘要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书写多半通过自传式的言说方式和“经验自我”的文本形式，来揭示黑人女性的身份诉求问题。
借助身份认同研究来解读美国黑人女性自传体写作，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被双重文化“边缘化”的黑人女性的生存与精神境遇，以及黑人女性是如何在多重夹缝中拓展身份认同之路的。
关键词：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自传体写作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黑人女性文学作为身份与边缘写作批评的先声，通常是指黑人女性作家用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语体来表达黑人女性主义主题与批评的创作。
黑人自传文体写作的发展作为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流变中的一个分支，为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体验。
当代美国黑人女性作家通过自传文体，不仅真实再现了黑人女性身处的种族、性别、阶级三重压迫境遇，而且重塑了美国黑人女性族群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内容，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身份认同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受到了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及文化唯物论的影响。
它提倡重读文学经典，深入分析殖民霸权和男性中心文化，重写殖民遭遇历史以及两性冲突的故事，以便重新确立身份认同的各种新标准。
在异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我究竟是谁，我的归属在哪里”等身份定位问题一直是身份认同追问的焦点，也是黑人女性文本涉猎的重点。
一美国黑人女性自传体写作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滥觞于奴隶自叙体小说，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自叙体小说相比，女性自叙体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纠正了男性视野中的女奴形象：面对被奴役、被蹂躏的地位而无动于衷；意在通过对黑人女性虽历经磨难但依然持有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描写，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早期女奴自画像。
1861年，哈丽特·雅各布于以琳达·勃兰特为笔名发表的《一位女奴生活中的事件》被视为最初黑人女性自传领域的经典之作。
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美国黑人自传文学的历史传统中，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自传文学传统，即所谓“传统之中的传统”。
黑人女性身份缺失与重建_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柏油娃娃》
黑人女性身份缺失与重建_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柏油娃娃》黑人女性身份缺失与重建：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柏油娃娃》近年来，影视作品中对黑人女性身份和经历的关注度有所提高，然而，这一群体在历史上往往被边缘化和忽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克尔·D·杰克逊导演的《柏油娃娃》（L.A. 柏油娃娃，La Muñeca de Betún）将黑人女性的经历放在了镜头前，通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展现了她们身份缺失和重建的故事。
该片讲述了在洛杉矶的一个黑人女性社区中，年轻的塔米（Tyra）和琳达（Linda）两个好友的故事。
她们都是来自贫困家庭，面临着种族歧视、贫困和父权社会的压迫。
这两个角色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黑人女性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首先，黑人女性面对的身份缺失问题在《柏油娃娃》中得到了突出展现。
她们被社会剥夺了发声和存在的权利，被主流文化漠视和忽视，无法在公共领域中被真正听见。
身份的缺失不仅摧毁了她们的自尊和自信，也使她们无法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塔米对此表示：“即使我们愿意去改变，我们也无从寻找起点，因为没有人会听我们的声音，关注我们的观点。
”黑人女性由于种族和性别的重叠压迫，面临着更加严重的身份缺失问题。
然而，尽管面临身份缺失的困境，黑人女性在影片中的重建过程也有所展示。
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她们在黑人社区中的力量，并强调了她们内心的力量和抵抗精神。
塔米和琳达通过团结起来，共同经历和面对压迫的方式，试图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尊严，改变社区的现状。
她们通过社区项目、互助组织和艺术创作等途径，试图在社会空间中建立自己的身份和声音。
通过身份缺失的描绘和重建的探究，《柏油娃娃》不仅揭示了黑人女性面临的问题，也为观众提供了深思。
该片使我们反思了黑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存在，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自我认同和自由。
同时，观众也应该认识到黑人女性面临的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并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平等而努力。
美国女性黑人文学对自我身份的探寻
美国女性黑人文学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作者：杨冰来源：《知音励志·社科版》2016年第07期摘要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美国女性烦人黑人文学主要是以自身独特视角和实践理论开创了美国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思想和新思潮。
而作为身受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特殊群体，美国女性的黑人文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在文学作品中对其自我身份进行了长期的探寻与抗争。
从长远意义来说，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固有的对美国黑人女性的认知，也为美国黑人文学以及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创作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黑人女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身份认同1 美国女性黑人文学的起源及现状由于美国黑人女性由于性别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致使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因此我们要对美国黑人女性身份进行的全面了解与认识，对于受到压迫的根源入手对妇女受压迫进行正确的认识。
性别身份或社会性别身份可以作为对女性身份进行一种认定，但是只能属于其中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对于黑人女性来说他们不单纯的是有性别的人而是具有一定阶级地位和身份种族等多种身份的人。
而女人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而牵涉很多问题，如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多种问题交集到一起，之间既相互联系还不能相互的代替。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在这种区别中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这类文学不依赖于任何文学的派别，它所建立成的对以往的白人女权文学和黑人文学进行了一定的补充与完善，最大限度达到自身的身份、种族、性别达到理想的平等。
对于传统文学作品中，黑人妇女主要是所处形象是黑人保姆缺乏自身的性别，要么是黑人文学中红颜薄命的黑白混血女子，这些形象的刻画都显示出黑人女性在文学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没有自我，任人摆布的消极形象。
即使在哈莱姆的文艺复兴时期，在黑人男性的作家笔下所描述的黑人女性都是悲苦的，倍受生活折磨，文章中的黑人女性都是思想保守、存在与落后的环境中，思想往往短浅，对于自身很难担当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因此这样更是无从谈起。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述评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述评李秀清（青岛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山东青岛266071）“女性主义”一词源于英语feminism，泛指欧美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
在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有不少学派，比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派女性主义等，这些女性主义研究的视角不同，但多局限于表达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的主张和策略，没有把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纳入研究范畴，导致了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和批评。
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与主流女性主义的分野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及女性主义思潮改变了人们对于性别的传统认识。
根据女性主义理论，性别（gender）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理的性（sex）。
社会性别思想的鼻祖当推美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她研究并发现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为不同性别分配不同的任务、责任与权利，但是在不同文化中同一性别承担的任务有很大差异，绝非男主外、女主内之简单区别，但相同点是在不同的文化中，男性所从事的事务被赋予更高的社会地位及认可。
肇始于19世纪，西方妇女权利先驱者们以追求妇女的社会权利为目标推行妇女运动，及至20世纪初期，这场运动以西方社会关于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等法案的通过而取得了标志性胜利。
然而，这些方案的通过并没有能够保障妇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独立，因而没有彻底解决妇女问题。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坚持以社会性别为中心角度，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的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的历史、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
然而，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者并没有把种族问题对妇女的影响提上批评日程，如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只关注到了女性主义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忽略了种族主义等因素对妇女的影响。
“这些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站在女性主义权威的角度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理论。
双重边缘化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追寻——《所罗门之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读
Vol.37No.6Jun.2016第37卷第6期2016年6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双重边缘化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追寻———《所罗门之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读杨君君，韩浩(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摘要：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小说家,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而闻明。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分析小说《所罗门之歌》,探析了父权制和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女性的戕害以及遭受到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的边缘化状态,揭示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回归,重新建构了文化身份,走上了探寻自己非殖民化的道路。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罗门之歌》;黑人女性;建构文化身份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67-03托妮·莫里森是当今美国文坛享有盛誉的非裔美籍作家,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她的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能够以独特细腻的视角来探析黑人女性的精神世界。
《所罗门之歌》出版后被评为1977年全美最佳小说,并获得了全国图书评论界奖。
《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以男性为第一主人公加以描绘的作品,围绕青年男主人公奶娃南行寻根经历展开,小说以“黑人会飞”的黑人民间传说作为象征核心和故事主线,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
塑造了以奶娃为代表的黑人男性主人公形象,讲述了他与父母间的冲突,与姐姐、哈格尔的冲突,及南行寻根中北方城市黑人与南方乡镇黑人的冲突等。
“以奶娃诞生前一个黑人试图用绸翼飞行开始,到奶娃从‘所罗门跳台’的一个山头跳向另一个山头的飞行结束,中间穿插了许多同‘飞行’有关的人物和情节。
派拉特姑妈的名字就有‘领航员’的谐音,她背负先父遗骸、身携‘导航’地图,表明她负有传授民族遗产与指引侄子‘飞行’这双重使命;她生下时没有留下与母体连接的脐带的肚脐———这承然是不可思议的,但却增加了她‘神授’的特征,暗示她是传播黑人文化的‘天使’。
美国黑人文学中女性身份认知与抗争
美国黑人文学中女性身份认知与抗争摘要：作为身受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特殊群体，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认知过程充满艰辛和曲折。
黑人女性作家显示出惊人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塑造了一系列光辉动人的形象，反抗种族及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不公共形象，在完成黑人女性文化身份认证的同时，也以自己的创作为黑人文学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美国黑人女性身份Abstract: As the community which has long-been-oppressed by racialism and sexism, Afro-American female has been through a long road full of hardship on their way of ego-identification. Female Afro-American writers created countless glorious Afro-American women with tremendous courage and strong wills, fighting against the unfairness given by the racial and sexist society. They fulfilled their destiny of ego-identification, meanwhile giving magnificent, beautiful colors to the Afro-American literature.Key words: Afro-American, Females, Identity身份问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这种身份并非由血统决定，而是社会与文化作用的结果。
被迫从非洲迁徙到美国、被割裂了与自身文化环境的联系后又被嫁接到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来，在社会生活中又一再被拒绝、被排斥――这一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决定了身份问题对于非洲裔美国黑人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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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边缘化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追寻摘要：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小说家，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而闻明。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分析小说《所罗门之歌》，探析了父权制和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女性的戕害以及遭受到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的边缘化状态，揭示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回归，重新建构了文化身份，走上了探寻自己非殖民化的道路。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罗门之歌》；黑人女性；建构文化身份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67-03托妮?莫里森是当今美国文坛享有盛誉的非裔美籍作家，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她的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能够以独特细腻的视角来探析黑人女性的精神世界。
《所罗门之歌》出版后被评为1977年全美最佳小说，并获得了全国图书评论界奖。
《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以男性为第一主人公加以描绘的作品，围绕青年男主人公奶娃南行寻根经历展开，小说以“黑人会飞”的黑人民间传说作为象征核心和故事主线，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
塑造了以奶娃为代表的黑人男性主人公形象，讲述了他与父母间的冲突，与姐姐、哈格尔的冲突，及南行寻根中北方城市黑人与南方乡镇黑人的冲突等。
“以奶娃诞生前一个黑人试图用绸翼飞行开始，到奶娃从‘所罗门跳台’的一个山头跳向另一个山头的飞行结束，中间穿插了许多同‘飞行’有关的人物和情节。
派拉特姑妈的名字就有‘领航员’的谐音，她背负先父遗骸、身携‘导航’地图，表明她负有传授民族遗产与指引侄子‘飞行’这双重使命；她生下时没有留下与母体连接的脐带的肚脐――这承然是不可思议的，但却增加了她‘神授’的特征，暗示她是传播黑人文化的‘天使’。
奶娃成功起飞之时，也就是她完成使命归‘天’之日。
”在小说的结尾，奶娃了解到自己有飞翔能力，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归宿[1]。
奴隶制已成为过去，然而新一代年轻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下长大，身体和心灵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深受白人霸权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蚀，黑人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
《所罗门之歌》体现了莫里森坚守黑人传统文化，保持自我文化根源的决心。
文章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支撑，来探寻饱受身体煎熬和心灵折磨的黑人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强调双重边缘化的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努力，从而完成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重新找回主体性和话语权。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直接对话的结果，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当今文化研究中都属于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少数话语，佛洛伊德的比喻‘黑暗的大陆’说明了在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和主宰的地位相比，他（她）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都被看作异己的‘他者’。
”[2]这种天然的相似性使得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兴起就是两大运动的碰撞与融合形成的新的斗争空间。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黑人女性运动取得显著成果，出版汇编了几部黑人女性作品，这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被称为是整个后殖民女性的首次发声。
从20世纪80年代起，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有关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各种文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学术界，标志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进入成熟区，核心代表人物有斯皮瓦克、胡克斯等。
斯皮瓦克察觉到自己先天所具有的矛盾身份：生存在以男性为主导、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第三世界女性，她声称“随着全球后殖民时期的到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地区的父权文化将卷土重来，世界各地的极端的民族孤立主义势力将重新抬头，性别问题会因此呈现出越来越内在化的趋势。
”[3]因此她主张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进行协商对话，呈现文化多元化的交流与发展。
后殖民女性主义将性别与种族、阶级相关联，目标是解决一系列不平等的多重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跨国资本主义压迫、种族压迫等。
后殖民女性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多重压迫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批判父权制以及西方对东方的知识文化霸权，揭示了父权制和帝国主义是相互勾结的。
并宣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是以男权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其加重了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父权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在反抗父权制的同时，必须反抗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无视其他种族妇女的存在，将种族、地域、阶级等因素排除在女性主义视域之外，不自觉地表现了男权传统的霸权主义后‘帝国主义女性主义’。
”[4]既然压迫是各种形式的纠结，反抗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反抗，面对多重压迫就需要建立起更适合斗争的批判策略，也就是多重批判。
“后殖民女性主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对抗性，致力于揭示和反抗帝国与殖民以及男性霸权，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不再主张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发掘主流叙述中的霸权倾向，揭示其权力机制，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和平等的话语空间。
”[5]后殖民女性主义始终将反对性别压迫、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等视为她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了少数的利益而努力奋斗，更是为了实现民族和文化真正的平等和联合。
二、黑人女性身份的双重边缘化莫里森的作品致力于探索黑人历史和文化并反映黑人女性的精神世界。
在父权制和白人主导的文化中，黑人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男主人公奶娃的母亲露丝常常以弱者的形象示人，“弱小”几乎成了露丝的代言人。
露丝完全生活在一个父权制的家庭中，她的父亲福斯特是一位黑人社区家喻户晓的黑人医生，她幼年丧母，常年被父亲禁闭在与世隔绝的大房子中，完全丧失了行动权和话语权。
16岁时，贪婪的麦肯为了名声和钱财娶了她，并多次在儿子面前提起她与父亲乱伦的事，以至于遭到儿子的鄙视和记恨，然而她在家中除了料理家务，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是一个失语的人，顺从地接受着屈辱的生活，默默地忍受来自家庭的暴力。
作为一名社会个体，她没有任何的社会交往能力，经济上的依赖使她完全丧失了社会人的属性，彻底被边缘化了。
哈格尔是派拉特的孙女，曾是男主公奶娃的情人，但是奶娃从未真正地爱过她，只是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她深深地陷入了与奶娃的爱情中，认定奶娃是其一生的依赖。
然而当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后，奶娃对哈格尔产生了厌倦之情，便提出了分手。
哈格尔认为奶娃不爱她是因为她“丑陋”，她的眼睛不是灰蓝色，她的头发不是丝一样的柔软，她的皮肤不是柠檬色等。
当哈格尔察觉无法再获得销魂的爱时，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便试图通过杀害奶娃来引起关注，病态的行为和思想导致了她人生的悲剧。
悲剧的产生来自于男权思想下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女性过分依赖于男性，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
哈格尔的悲剧指明了黑人女性将支配性形象内化到自我认识中并成为自己的形象。
小说中黑人女性的负面刻板形象映射了黑人女性已将帝国中心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的各种偏见内化到自己心中，并成为了认识自身的一种尺度，这些负面形象成了她们自我认知时的来源。
“长期的霸权式控制，使得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了一种无可排除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扭曲了黑人的心灵。
”[6]这是边缘化的黑人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三、南方寻根，探寻自己非殖民化道路男主人公的姑妈派拉特的出生时没有脐带，像是神赐予的女儿，从神秘色彩上来讲，意味着大地和万物之母。
她不识字的父亲在随便翻阅《圣经》时，“就挑了一组他看着挺有劲和挺神气的字母，觉得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
”[7]派拉特与惟利是图、粗暴刻毒的哥哥大相径庭，她自信、善良、坚强、独立，秉承着父亲的精神，为了养家糊口，她学会了做威士忌，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谋得了经济独立，过着简朴自然的生活。
她不屑父权制社会和种族歧视所累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她勇敢打破束缚，逃脱父权制和社会黑暗势力的魔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不屈服于任何人和事。
她用自己的勇气和爱庇护着自己的家人，当丽巴的男友向丽巴要钱并打伤她时，派拉特用水果刀浅浅地捅入那男人的胸口并警告他离远点，在男女地位尚不平等时，派拉特便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对付男人。
当哈格尔遭到奶娃的抛弃，丧失对生活的信念时，派拉特用尽一切方式来唤起哈格尔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同时，派拉特还是奶娃的庇护人，派拉特得知露丝的困境后，便帮助她怀孕，由于奶娃父母关系早已破裂，奶娃父亲便千方百计使露丝堕胎，最终在派拉特的帮助下，坚决抵制奶娃父亲的意愿，生下了奶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派拉特也是“给予”奶娃生命的人。
她身上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记忆和坚定的文化身份意识使她散发出黑人女性独特的熠熠光辉。
奶娃跟随着父亲走进了北方工业城市，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精神的侵蚀，只注重物质享受，穿着所谓现代的西装革履，以步代车，胡作非为，无所事事，一副灵魂空虚的混沌状态，陷入了充满铜臭味的环境中。
当奶娃在姑妈派拉特的引导下南下寻根时，遇到了保姆瑟丝，小说颠覆了谦卑温顺的保姆形象，重塑了瑟丝这位独立、具有反抗精神并且深爱黑人同胞的黑人女性形象。
当年老麦肯?戴德被抢夺他土地的白人打死，老瑟丝不顾生命危险把奶娃的父亲和姑妈藏匿在白人家庭储藏室中，悉心照料他们。
当老瑟丝见到戴德的后人奶娃时，心情非常激动，并且无私地告诉奶娃关于故乡、祖父母的故事，鼓励奶娃寻根。
在派拉特的精神导航下，奶娃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新的发现，改掉了不良习惯，真正地用心去跟大自然交流，从大自然中汲取了神奇的力量，并从神奇的力量中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奶娃一步步地摆脱了世俗物质的束缚，经历着古代文明的洗礼，找寻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意识到民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逐渐“去殖民化”，摒弃了在白人社会中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获得了精神意义上的成长。
奶娃重新审视了自己，对世间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意识到自己男权主义思想及曾经对母亲和姐姐们的冷漠和无情，感受到姑妈派拉特的关爱和哈格尔的情爱，对自己曾经的荒唐作为汗颜，从此便开始了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
通过南方寻根，揭示了黑人女性探寻自己非殖民化道路的坚定决心。
四、结语托尼?莫里森通过《所罗门之歌》这部作品向读者揭示黑人女性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帝国霸权主义和父权制的社会里，黑人女性受到了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的压制和迫害，完全处于“他者”的状态，“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
”[8]小说中的主人公看似是男性，事实上边缘群体的黑人女性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塑造的派拉特和瑟丝的形象颠覆了在主流社会中建构的黑人女性刻板形象。
本文结合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共同点，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解读《所罗门之歌》，同时探讨了白人文化霸权和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毒害和精神压迫，使黑人女性处于双重边缘的失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