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
现代化模式及其特征
素发育而形成的欧美发达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国、法国和美 国等。其突出的特征是自发性、渐进性和自下而上的过程。
◆ 后发外生型模式是指现代化起步晚，主要由外来文明因素的渗
透而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日本和俄国等。 其特征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社会发展状况与 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因此它们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 几百年走过的历程，难以避免地会使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形成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的“两难窘境”。
(四)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中国家混合式、东亚现代化模式
中国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按照社会形态或制度将现代化模式划 分为三种。
◆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其发展格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
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这一类型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步趋于成熟。
◆ 东亚现代化模式。这是罗荣渠教授在后来的“现代化新论续篇”一书中提出的第四
种新的模式。他认为,东亚的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 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也即从自身衰败化、边 缘化与半边缘化,走向革命化和现代化。
（五）渐进发展、跳跃发展、被动发展、全新发展 模式
我国另一位现代化研究学者钱乘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把世界各国政 治现代化的模式概括为四种:
◎ 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北欧国家、低地国 家和原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均属此类模式。
◎ 另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跳跃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此外,俄国、西 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属此种模式。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黄遵宪的《今别离》全篇集中突出了一个“快”字。
转、驰、载、动、速、快等动词的接连运用，渲染出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种显著优势：超乎寻常的快速度。
在现代快速度下，人的生活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快节奏。
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换言之，速度等于空间距离除以时间长度。
显然，现代快速度必然会意味着新的时空体验。
人的“别肠”在孟郊时代随着那马车车轮“一日一万周”，但在现代火车时代又会怎样呢？黄遵宪开篇就告诉说：“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
这直接道出了现代离别体验的新内涵：由于现代火车的车轮行驶速度远远快于古代马车车轮的旋转速度，所以，人的“别肠”也就会运转得更加快捷。
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时空制度改变了，时空高度压缩，而人的离愁别绪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变得比古人更为新鲜、丰富而复杂。
“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快速变换，人内心的忧愁在滋长。
诗人不禁生起一种怀旧情绪：“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古代的车舟诚然同样“载离别”，但毕竟速度有限，从而时空转换也有限，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因为人的以往经验赋予其应对古代车舟速度的能力。
但愈是缅怀古时的时空自由体验，就愈会在现代境遇下体会到“不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
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快速度，因此会加倍增生人的离愁别绪。
“钟声”显然是现代的，是现代时间的象征物。
“须臾”、“及时”用“顷刻”三个时间词语的高密度重复出现，正突出了现代时间的迅捷变换特性。
而时间的迅捷变换当然会催生出空间上的变化体验。
“今日舟与车，并丈生离愁”两句，凝练地表达了全诗的基本题旨：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度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它导致时空高度压缩，加倍地增生人的离别体验。
可以说，这首诗的焦点在于揭示现代交通制度转型在时空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离别体验的深刻影响，透露出诗人对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力的深切优虑。
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1.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1) 内容多元化：在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包括新闻报导、社会调查、宇宙思想在内的多种新元素将增加到作品中，使作品的内容更具
多元性。
(2) 形式多样性：中国文学写作从传统的诗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剧本等形式发展出新的电子文学、表演文学、语言文学等形式，
越来越多的具有现代观感的形式出现。
(3) 语言改革：对传统文学语言也进行现代化改革，让作品更容易被
读者接受，而不会因为文学语言过于生硬而使读者感到厌烦。
(4) 结构改变：现代作品不仅仅有层层叙述与精致的细节描写，还采
用更加具有现代精神的结构，悬疑、谜团等结构使作品更具现代性。
(5) 文学创作无所畏惧：中国文学创作者拒绝对时代的虚伪装模作样，勇于揭示社会问题，勇于探索社会问题，挑战时代和社会常规，探索
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语言，书写出现代文学作品。
2.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代表人物:
(1) 作家：鲁迅、郭沫若、老舍、茅盾、朱自清、费孝通、石庆禄等；
(2) 诗人：毛泽东、袁钢、贤梅、徐志摩、钱钟书、季羡林等；
(3) 小说家：周作人、林海音、巴金、金庸、陈忠实、钱钟书等；
(4) 儿童文学家：胡适、冰心、余光中、冯文礼、张爱玲、兰欣等。
3.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意义: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整体写作技巧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特
定的文化创意中，在文学写作过程中，作者使用当下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进行传播，让该作品更加丰满完整。
它不仅反映出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更引发普遍关注，提升大众文化素养，它可以表现出社会历史质变，深入开发人性情感，这就是文学永恒的价值。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摘要】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概念，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等多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中国现代性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在政治方面，中国现代性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迈出初步步伐。
社会方面，中国现代性呈现出城乡差距的减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特征。
文化方面，中国现代性体现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交流。
价值取向方面，中国现代性呈现出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等特点。
未来，中国现代性将继续朝着多元化和民主化方向发展，但也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等挑战。
中国现代性也将带来更多的机遇，促进国家的经济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背景、概念、经济特征、政治特征、社会特征、文化特征、价值取向、发展趋势、挑战、机遇。
1. 引言1.1 中国现代性的背景中国现代性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时期。
在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列强入侵、封建制度崩溃、民族独立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加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不得不面对着现代化的冲击和挑战，开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和文化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也不断对自身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重建，努力寻找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和谐统一之道。
中国现代性的背景是一个融合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吸收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的复杂时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现代性不断演变并展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1.2 中国现代性的概念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包含了对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特征和趋势的理解与概括。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加速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
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融中，中国现代性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
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特征“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革，也开始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阶段。
虽然比起创作，理论主张的阐述和文学批评的运用，显得不够活跃、充分，成就也有所不如；但文学革命却发韧于理论的倡导，然后才有创作的实践，在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革新和变动中，理论批评也经常起着开拓道路的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理论的开拓性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中，胡适率先提出文学改良的倡议；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主张，主张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认为必须从文学语言、形式的改革，进入到作家思想和作品内容的革新，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李大钊还从社会经济的变动说明文化思想的变动，给这场革命的发生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本文由收集整理释，揭示了它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必然性。
此外，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提出革新文学的看法。
这些主张，就政治态度、思想体系、文学观点而言，互有差异和分歧；但总的说来，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
这些倡导者还就建设怎样的新文学，作了多方面的理论上的探讨。
这些理论批评文章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批文献。
现代的文学批评是随着新的文学创作的出现而逐步开展起来的，以新的理论主张为依据，促进新的文学成长。
如在关于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作《蕙的风》的辩论中，周作人、鲁迅等人以个性解放、现代爱情的观点，批驳了指责这些作品“诲淫”的非难。
闻一多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发现并肯定它的时代精神，同时批评了它缺乏地方色彩（民族性）的倾向，进而指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同地方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女神〉之地方色彩》），同时强调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在各家（比如沈雁冰、成仿吾、冯文炳、张定璜等人）关于鲁迅和《呐喊》的褒贬取舍中，鲜明地表现出持有各种理论观点的批评家对于同一个作家作品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
何谓现代性
“现代性” 指社会的一种类型、模式或阶段。
最初，它限于指西欧国家从文艺复兴到大众传媒的崛起的这段历史；其特征是，先前处于封闭、孤立状态的区域群落（local communities）被大规划地整合，从而告别传统和宗教，走向个体主义、理性化或科学的社会组织、平等主义等。
处在现代性状态的社会被称作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
一个社会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就叫现代化（modernization）。
最能用来定义现代阶段的事件包括：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兴起；工业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代议民主制的崛起；科学与技术发挥的作用愈益增大；城市化；大众传媒的增生和扩散（proliferation）。
西欧历史较为具体地体现在：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工业革命；人们通常认为，正是上述的这些事件或其中的部分事件，使得现代社会在欧洲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实现。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从在社会学的角度，以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现代性这一问题。
许许多多的名词和术语被用以描述社会、社会生活、驱动力、思想病症，以及现代性的许多其它层面。
这些名词和术语分别是：科层制、世界的除魅、理性化（工具理性）、世俗化、异化、商品化、非文本化、个体主义、主体主义、线性发展、客观主义、普世主义、还原论、混沌、工业社会、同质化、一体化、异类杂成、多样化、民主化、集中化、位阶组织、机械化、极权主义等。
人们通常通过对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或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比较，来透视和反衬现代性的特征。
而对那些非现代社会状况的认识也远未取得一致。
每个社会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欧洲以外的社会，更不用说从前现代性的社会形态演化到后现代性社会形态所走过的三个阶段了，因此，从一定意义讲，要想找到一个能够充分描述各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现实（realities）的词，其可能性值得人们怀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也在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发展中，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全面进步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涵、新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新发展的有效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现代性发展路径和特征。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根本目标。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条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政治支撑。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持和文化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文化支撑。
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社会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可持续发展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生态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性和特色性，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路径和价值取向。
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途径。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经济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保障，不断提高政治现代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要坚持以文化建设为灵魂，不断提高文化现代化水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促进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 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 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 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 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批判传统 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 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 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 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 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赋予工业革命决 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 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 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 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 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 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 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 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 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所谓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性，就是试图在批判和 反思现代性的同时，重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观，以“无 根基”的后现代性完全取代现代性。也就是说，要摆脱 现代性普遍模式，通过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的新型关系，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所谓虚假（迪斯尼式）的后现代性，主要是要摧毁现代 性的过程中种种理性和普遍性力量对人的控制与压抑， 寻求思想和生活上的自由的最大化，从而最大限度地释 放出被现代性所压抑的创造性。 概而言之，尽管后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各种各样的 形式、内容和色彩等，但总的来说，后现代思想家一致 认为，他们的理论或学说“终结”了包括现代性在内的 所有传统，以寻求“不拘泥于形式和不追求确定结果的 自我突破的创造性”的态度和方式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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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一)黄遵宪的《今别离》全篇集中突出了一个“快”字。
转、驰、载、动、速、快等动词的接连运用，渲染出现代交通工具的一种显著优势：超乎寻常的快速度。
在现代快速度下，人的生活必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快节奏。
我们知道，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换言之，速度等于空间距离除以时间长度。
显然，现代快速度必然会意味着新的时空体验。
人的“别肠”在孟郊时代随着那马车车轮“一日一万周”，但在现代火车时代又会怎样呢？黄遵宪开篇就告诉说：“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
这直接道出了现代离别体验的新内涵：由于现代火车的车轮行驶速度远远快于古代马车车轮的旋转速度，所以，人的“别肠”也就会运转得更加快捷。
这表明，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现代人的时空制度改变了，时空高度压缩，而人的离愁别绪也就随之发生改变，变得比古人更为新鲜、丰富而复杂。
“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目睹飞驰的双轮，眼见时空的快速变换，人内心的忧愁在滋长。
诗人不禁生起一种怀旧情绪：“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古代的车舟诚然同样“载离别”，但毕竟速度有限，从而时空转换也有限，让人感受到行动举止的“自由”，因为人的以往经验赋予其应对古代车舟速度的能力。
但愈是缅怀古时的时空自由体验，就愈会在现代境遇下体会到“不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
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
现代火车和轮船具有古时不可能有的快速度，因此会加倍增生人的离愁别绪。
“钟声”显然是现代的，是现代时间的象征物。
“须臾”、“及时”用“顷刻”三个时间词语的高密度重复出现，正突出了现代时间的迅捷变换特性。
而时间的迅捷变换当然会催生出空间上的变化体验。
“今日舟与车，并丈生离愁”两句，凝练地表达了全诗的基本题旨：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度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它导致时空高度压缩，加倍地增生人的离别体验。
可以说，这首诗的焦点在于揭示现代交通制度转型在时空制度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对离别体验的深刻影响，透露出诗人对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力的深切优虑。
地球上不同位置间必然产生或大或小的时差，这在今天自然是平常事，但在黄遵宪时代，却是巨大的时空裂变。
如果说上面这首诗讲述时空压缩如何导致离别体验的变化，那么，《今别离》之四则突出了由地球空间的阻隔而造成的相思错位：“汝魂将何之？欲与君追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
昨夕人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
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
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
举头见明月，明月方人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
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
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
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诗从东西半球间的现代时差，联想到现代人彼此相思时可能出现的空间错位状况。
这种在全球性境遇中激发的相思错位联想，在古时自然是不可能有的。
黄遵宪想象道，妻子思念远在西半球、三万里之外的丈夫，禁不住要追随他不畏险阻地跨越沧海。
但想象中寻到他的卧室时，却发现他不在：“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
”想来他是由于时差缘故比在中国时就寝迟吧？妻子不禁反过来想象，假如丈夫也像我一样寻找呢？不也是会面难期吗？“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常参差。
”由于东西半球之间的时差，你我的相思情景在时间上必然地出现错位情形。
这样，妻子终于理解了亲人间彼此的天涯海角、昼夜错位的现实处境：“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
”而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痛苦的是，两人睡眠和起床的时间都不相同，致使彼此“魂梦难相依”。
人不在一起，魂梦总该相随吧？却也不能。
唯一实在的，就只能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海枯石烂永不变的爱和海洋一般深邃浩瀚的“相思”之情了。
时空制度转型是现代性转型的一部分，它给原来习惯于古代时空制度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时空裂变体验——相思错位。
与时空制度转型相连的是吉登斯所谓现代性第二种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
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
按我的理解，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是指现代政治、社会、文化、学术、教育等各种制度的统一的合理化结构重组。
地球上无论何种国家、民族、地区、群体或个人，都舍弃地方性惯例而接受大致统一的抽象系统的规范。
这种抽离化机制就凝聚在“抽象系统”中，具体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
“象征标志”是那种具有一定“价值标准”的能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的“交换媒介”，其最典范的象征物是货币；而“专家系统”是指那种“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机制，这些专业知识的种类很多，有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科学、技术、工程、心理咨询或治疗等系统。
这两种类型都往往独立于使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依靠现代性特有的“信任”关系而发挥其作用1]（P18）。
例如，当我们用货币去商场购物，不必靠熟人关系，只要“信任”货币这一共同象征标志就行了；有病时不找江湖郎中而去医院看医生，因为医院有一整套专门的医生、病理、药理、药物等抽象系统；同理，我们向邮箱里投递信件，一般不必担心它被不相干的人偷阅或中途丢失，而是信赖这个现代“鸿雁”系统会在几日之内安全送达收信人。
正是这些抽离化机制的建立和健全，保障现代社会生活的车轮正常运转。
试想，如果抽掉了这一系列抽离化机制，现代生活必然会陷于混乱，例如，持有货币却不能交易，有病无医生诊治，投递信件却无法送达。
中国的传统货币银元分量重且占空间，在日常生活中携带和交易都不便。
而由西方人发明的现代货币即“洋钱”，则轻巧便利。
《文明小史》在第二十一回叙述绰号“花千万”的农民花清抱赴上海发财的经过时，讲述了洋钱的妙用。
这位十八岁的穷苦农民想去上海“开开眼界”，只好卖掉自家耕牛换得十五吊钱。
小说这样写道：“将几件旧布衣服，打了一个包，十五吊钱扣成两捆，找根扁担挑上肩头，出来要走。
阿四看了，好笑道：‘你这样出门，被上海人见了，要叫你做曲辫子的。
那沉沉的一大捆钱，合着一条粗竹扁担，不是好跟你到上海去的！满了十吊钱，关上就要问你的。
我劝你破费几文，到城里换了洋钱吧。
’说得清抱面红过耳。
没话讲得，只得同到城里，去了些扣头兑洋十六元有零，带在身边，再要轻便没有。
他自己也快活道：‘果然外国人的东西好’”。
银行兑换使原来“沉沉的一大捆钱”变成了“再要轻便没有”的“洋钱”，方便旅行及生活花费。
货币及银行制度的现代转型，在这位中国农民眼前打开了一个惊人的世界，使他不仅切身体验到便利和舒适，而且内心充满“快活”，禁不住由衷地赞叹“果然外国人的东西好”。
黄遵宪在伦敦担任外交官时，对电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的《今别离》之二刻画了现代电信与人的离愁别绪的联系：“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
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钳纸尾？寻常并坐语，未逮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
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
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与轮船和火车一样，现代电信也体现了快速度。
古时寄信速度虽慢，却是相思者亲笔“手书”，令人唤起浓浓的亲密回忆；而今，电报上虽署真名却不见真迹，如此怎能准确传达相互情怀？更何况经过层层转译和传递，原意就可能被歪曲、变形，变得陌生了。
“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突出说明现代电信带来的传播障碍。
不过，诗人同时也看到另一种新问题：既然电信速度那么快，为什么不每日每刻寄书往来以便交流彼此的相思之苦呢？“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
”由对现代快速度的高度信赖和期待，反倒对亲人产生了更急切、更深厚的相思之情和更多的沟通要求，所以恨不得化作电光一瞬间飞到亲人身旁：“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诗人强烈地感到，现代电信制度给人际传播和亲情沟通既提供了速度上的极大便利，又增添了新的障碍和陌生感，更滋生出远为频繁的沟通需要，从而在现代人的心理上造成新的紧张感。
在中国，电信制度的建立确实在生活中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文明小史》第二十二回写一位名叫万岐的抚台过生日，突然接到秘密电报：“可巧门上送来一封电报，是北京打来的，拆开一看，都是密码，连忙辞别众人，请他们多喝几杯，独自一个走到签押房，叫翻电报的亲信家人字字翻出。
却是小军机陈主事打给他的，内言东事棘手，鄂抚调苏，阁下调鄂，梗电，抚台看了这个电报，把眉头皱了一皱，连忙插在袋里，吩咐家人，不准走漏消息，依旧踱到花厅。
大家问起电报何事，他说没什要紧，不过说些京里琐事，大家也不便深问了。
那知鄂抚缺苦，又系督抚同城，事事掣肘，所以万帅不甚愿意。
料想内里主意已定，不能挽呵的了。
当下藩台来见，同他商量周道代理温处道，离了学堂，总算趁了他的心。
次日，又打了一个电报给胡道台，借银一万两，接回电答应五千，某庄划送，只得罢了。
停了数日，果然奉到上谕，并着毋庸来京，藩台护院。
交代清楚，带了全眷赴鄂，雇了五号大船，用两只小火轮拖到上海。
”朝廷对这位万抚台调任湖北的机密任命，通过电报迅速地悄然先达他本人手里，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出细致的安排。
而这种机密情报的如此决速传递，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只有电信制度才能办到。
等到他安排好调动的有关事宜后，才接到朝廷的姗姗来迟的“上谕”。
可见，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现代电信制度都可以导致神奇的变化。
现代性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现代性的自反性”（reflexivity）。
它不是指通常那种对于外在行动的内在反思监控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化了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机制，具体说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
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内在逻辑里已经确立了社会制度的自我反抗、自我批判机制，以致社会制度已内在地规定了把专门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情境中并对其加以重组、建构或转型的例行或定期程序。
所以，吉登斯又使用现代性的“制度自反性”（Institutionalreflexivity）一词。
这表明，在现代性条件下，运用专门知识系统去自主地反思社会生活状况并导致其重组、建构或转型，已成为一种必要的经常性“制度”1]（P18-19）其实，每一种社会都具有自身的自反制度，只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自反制度变得格外经常而又突出。
例如，“革命主义”或“先锋主义”行动往往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自反性常见的具体呈现方式。
现代性是始终伴有激进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或阶级革命的文化过程。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从封建帝国体制转变为现代共和体制，这一社会政体的急剧革命为原本准备不足的全面的社会制度变革吹响了进军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