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山东省济北中学2021届高三上学期学情检测试题(一)
山东省济北中学2021届高三历史上学期学情检测试题（一）说明：满分100分，时间90分钟.分为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综合题）两部分，Ⅱ卷答案请写在答题纸上。
第Ⅰ卷(单项选择题，共15题,共45分)1。
战国时期，贵贱天然有别的观念，逐渐被人类本质无别、差别在于后天的观念所取代，人性善恶的讨论成为争鸣的主题。
据此可知，当时（ )。
A.对人类共同本性的探讨成为潮流 B。
社会政治结构变动影响观念变迁C。
强化社会秩序成为诸子思想共识 D.性恶论顺应了专制集权发展需要2。
西汉时期，临邛（今四川邛崃)境内铁矿资源丰富,所生产的铁农具和厨具等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广大西南夷地区,临邛卓氏家族就因冶铁而成为巨富。
这反映出A。
汉代铁器已经推广到了全国 B。
铁器贸易促进了“汉夷"交流C.盐铁官营推动边远地区发展D.丝绸之路推动中外技术交流3。
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龟兹,地处丝绸之路要道。
其佛教石窟壁画中，有不少艺术形象源于希腊，其中最典型的是坐战车的日天形象，这个形象源自古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
这反映了当时A。
古希腊与唐朝的经贸交往频繁 B。
西域人物画采用西方绘画技法C。
西域佛教文化吸收了西方元素 D.龟兹成为欧亚的经济文化中心4。
王安石变法中，颁行《三经新义》（对《诗》《书》《周礼》三部儒家经典重新加以注释)，作为学校的统一教材，并将《三经新义》作为考试标准。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A。
争夺变法的主导权 B.培养和选拔实用人才C。
充实完善儒家思想 D.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5。
明代以每纳粮一万石的地区为一粮区，选派当地大户担任“粮长”，负责催征税粮，参与编制赋役黄册和鱼鳞图册，有的还包揽地方事务。
政府还以“税户人才”的名义，选拨优秀粮长为基层官吏。
由此可知“粮长制”的推行A。
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B.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C。
推动了明代赋役制度的完善 D。
适应了强化君权的需要6.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任用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仿照西方国家改革海关制度;同时还批准李鸿章等创办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等企业；此外还将捐纳制度日常化,明码标价公开向社会售卖各级官爵。
当中国统治世界读后感————“朝贡体系”论的实质与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设计
《当中国统治世界》读后感——“朝贡体系”论的实质与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设计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开始读这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况且还出自一位英国作家之手，在读这本书之前，处于对内容的猜测，我本认为这又是一本带着“中国威胁论”色彩的书籍，书中必然是以西方人的角度考虑中国发展后带给西方世界的不利影响。
不过在认真研读后，我才发现我的想法是多么可笑。
不可否认，马丁雅克是一位做过深入调研，并且学识十分渊博的左脚。
相对于我之前所接受到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当中国统治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利用大量数据分析给出了一副非常完本的图景。
但是，中国的崛起并不只是经济的崛起，与其他西方世界作者相比，马丁雅克还利用十分大的篇幅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道德体系等角度论证中国在未来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下面我着重从两个方面并结合书本的内容谈谈我对中国崛起后世界格局的看法。
意识“朝贡体系”论的实质，也是书中从头至尾经常提到的一个引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现象来说明当下中国及周边国家格局的一个概念。
二是谈一谈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设计这一问题。
如有概念上的错误，还请指正。
首先，“朝贡体系”这个概念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并且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反映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等级关系。
但是文中作为所提到的“朝贡体系”沿用这一个概念，但是却不能与2000多年前朝贡所等同、作者也提到中国在处理与东亚国家关系时定会看到传统“朝贡体系”的影子。
中国或许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重新确立“朝贡体系”在新的时代，在中国再次成为东亚经济中心之时新的含义。
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东亚，东亚发展日程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决定，即便是在美国全面推行亚太战略，增大在亚太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的今天，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同中国合作密切的国家还是亲美国的日本，菲律宾等都必须承认他们同中国的各方面往来日益密切，尤其是经济和贸易上对中国的依赖都与日俱增。
他们都在或多多少的享受着中国的发展带给他们的福利，尤其是依赖于原料出口的国家。
论文范文：“朝贡”——我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外交”实践
论文范文：“朝贡”——我国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外交”实践导论一、选题的意义“朝贡”制度既是中国史又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历来备受学界关注。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从多种学科角度对“朝贡”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
今天继续将“朝贡”作为研究对象,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学术价值上讲,“朝贡”关系研究很多是由西方学者率先进行的。
但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也由于西方学者对东方朝贡关系的不够深入了解,多把“朝贡”视作雷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澄清这样一个史实,即古代东亚的“朝贡”关系,乃是一种基本上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较为和谐的国际关系模式。
从理论上讲,对“朝贡”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依据比较严格的定义,“朝贡”讲的是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与文明程度落后于自己的“蛮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文明中间的吸引与自觉学习模仿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文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通过自己的吸引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
在这里,文明的程度成为了决定一个国家如何行为的重要变量。
相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流派,把人性、结构、制度、身份作为分析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朝贡”理论可谓别具特色。
对照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无疑将丰富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从现实角度讲,“朝贡”研究对我们如何更好地开展对外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我们党将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开展各项工作—包括我们的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
社会如何才能和谐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些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军事和经济的力量强制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国际社会是不能和谐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回顾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国历史上的“朝贡”论强调强而不霸,在国际关系中,它强调文明的吸引力而非力量的强制,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中国对“朝贡”制度的记载和研究,由来己久。
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关系，早在秦汉，双边就有着贸易往来。
进入明代以后，这种贸易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不同的时期里表现出不同的贸易形式和特点。
一般来说，明前期以朝贡贸易为主，中后期以私人贸易为主。
本文主要探讨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一、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开放及其措施 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巩固专制政权，对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对外则实行了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
①这一政策的实施原因有二：首先是为了确立新王朝在海外诸国中的正统地位，树立“天下共主”的威信。
其次是为了造就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此同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为防止窜踞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余党勾结倭寇侵扰，以及防止沿海居民与海外势力相勾结，危害刚建立的明政权，朱元璋在海外政策上，又实行了严厉的“海禁”，规定沿海居民“片板不许下海”，“不得私出海”[1]。
“为使这—政策推行的更为彻底，又禁止民间使用番货，敢有私自下海与外国贸易互市者，置之重法。
②这一政策为后来几位继任者所沿袭。
“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私自下海收番货至十斤以上者，边卫充军”,[2]，对犯禁出海者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同时，又将“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3]彻底截断国内民众与海,外各国的联系。
明代的“朝贡贸易”含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因素，且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
初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些，可以说是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对外政策。
随着明王朝日益巩固，这一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并逐渐演变成一种以“朝贡”为名由官方垄断的对外贸易。
与之并行的“海禁”政策亦由国防安全为目的向维护官方垄断贸易为目的转变。
为了使这种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付诸实现和顺利发展，明初统治者作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招诱安存”的措施： ．遣使四出，招徕东南亚诸国入明朝贡。
近四十年朝鲜与清贸易关系研究综述
近四十年朝鲜与清贸易关系研究综述汪晶石【摘要】中国与朝鲜是古代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长久以来中外学者对于两国关系的研究笔耕不辍,同时也成果斐然.朝鲜与清的贸易关系是双方关系的重要一环,但由于史料欠缺、各国对此问题关注程度不够等原因,就此问题进行的专项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近四十年来,学界对于朝鲜与清贸易关系的研究大多为着眼于两国关系、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宏观研究,而对于诸如很多在两国贸易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两国贸易中出现的多种贸易形式等具体问题研究较少.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掌握资料多少等方面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某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但也为后世研究开阔了视野.【期刊名称】《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49)002【总页数】6页(P65-70)【关键词】朝鲜;清;贸易关系;研究综述【作者】汪晶石【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13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312.34由于清代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清朝的对外贸易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同时清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又是典型的宗藩朝贡模式，这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宗藩关系这一问题上，对两国政治、文化交流层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而相比之下，对两国经济贸易交往层面的研究就略显不足。
在相关成果方面，中国学界往往将两国的经济关系与政治、文化交流整合在一起进行论述。
因此，目前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大多体现在通史类或两国关系史的研究中，而具有针对性的专项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当前关于朝鲜与清贸易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中国较早的并且较具代表性的此类著作为20世纪80年代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一著作将两国自公元前的原始社会到19世纪中叶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整合在一起，用部分篇幅论述了清与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该书涵盖内容的时间跨度颇大，因此所涉及的清与朝鲜经济文化交流的内容较为有限，但该书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却为该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关系的影响1. 引言1.1 朝贡体制的起源朝贡体制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当时，周边诸侯国纷纷向中国王朝进贡礼物，以示臣服和友好。
随着中国王朝的统一，这种朝贡制度逐渐演变成了正式的贡献体系，即朝贡体制。
在朝贡体制下，各国需定期向中国朝廷进贡特产、珍宝、奴隶等礼物，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封赏。
朝贡体制的起源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强大地位，也体现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统治力。
通过朝贡体制，中国王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网络，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同时，朝贡体制也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确立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
总的来说，朝贡体制的起源是中国古代王朝对周边国家实行的一种外交政策，旨在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促进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这一体制影响深远，并成为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1.2 朝贡体制的定义朝贡体制是指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建立的一种礼仪制度，通常是指中国皇帝国家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外交关系。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被视为中央文明，对周边国家展示出一种文明的姿态，周边国家则向中国进贡各种礼物以示尊敬。
朝贡体制的核心是“臣”的概念，周边国家在向中国朝贡时需要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并表示臣服。
中国皇帝也向朝贡国家赠送礼物以示恩宠，从而巩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朝贡体制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一种以礼仪和贡品交流为主要方式的外交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都受到朝贡体制的影响。
朝贡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数千年，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文化传统。
2. 正文2.1 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政治影响朝贡体制对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政治影响是多方面的。
朝贡体制确立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其他国家都需要向中国称臣朝贡，这加强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作为朝贡体制的中心国家，通过接受其他国家的朝贡，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201124143214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第一部分读书笔记滨下武志，日本著名汉学家。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
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滨下武志推导出亚洲区域内的历史纽带，并尝试从其制度方面、市场方面的展开进行描述。
在书前部分中，作者以欧洲扮演主动者的角色，亚洲扮演被动者的角色。
体现为“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
在这个研究逻辑的下，“19世纪中叶英国产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以自由贸易为由，对封闭的亚洲以及未开拓的市场进行冲击，并以此冲击和亚洲市场的被打开作为亚洲近代开始的标志。
亚洲方面，则是从与此相对应的民族的反应和反抗，以及逐步觉醒逐步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来标志着进入亚洲近代的。
”作者以“一种既能有效的继承过去的传统，有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
”包含两个重要层面：第一，以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意味着摆脱过去那种单纯以“民族国家”为主的书写方式，其并不是否定亚洲内部各国的差异，更不是将其亚洲内部的国家设定为一个个型号不同的“台球”。
其要求作者必须寻找出一个将亚洲各个部分有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这个纽带即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
而建立在此种朝贡贸易体系基础上的“亚洲经济圈”（或前近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
这些历史延续性在亚洲茶叶出口市场的重组、亚洲白银货币圈的延续、契约劳动贸易的开始和亚洲区域内汇款网络的形成等等方面得到了体现。
第二，以亚洲作为主体，这与将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层次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作者从朝贡的概念和形态以及朝贡体系的结构等层次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细致分析表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
”正是这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成为了西欧进入亚洲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换句话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亚洲“冲击”的问题。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
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鸦片战争170周年反思张明之• 2012-02-06 08:58:49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摘要：鸦片战争前，存在着一种近代意义上的非对称的“世界体系”。
中英两国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体系中控制着体系内部的平衡，但两国的对外战略构想不同，各自支配的体系的性质也不同。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审视，东亚的朝贡体系有其自然的渐进式变迁的逻辑和进程。
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无疑是劳动方式变革的结果。
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
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
客观而言，这一体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区域市场的发展和近代市场关系的形成。
关键词：世界体系/制度变迁/朝贡贸易/自由贸易/条约通商/近代中国作者简介：张明之，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03一、鸦片战争前非对称的“世界体系”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线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并由此扩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围。
多数西方学者据此认为，经济全球化始于15世纪的欧洲，航海大发现使人类的脚步从一个大陆跨到另一个大陆之上，从而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1]60。
罗伯森将15世纪初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划分为萌芽、开始、起飞、争霸和不确定性五个阶段[2]58-60。
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的过程[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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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所谓国际契机，即指国际环境。
历史上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此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
而欧洲接触亚洲就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这样，中国面临的国际契机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还有是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
滨下武志的这本《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比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他对亚洲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看法。
主要表现在关于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以及以整个亚洲为对象的亚洲近代史怎样把握的问题，并且他强调地缘经济的作用。
所以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二是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三是试图从人、物、才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
所以我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
一、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
滨下武志首先对亚洲历史全貌进行了再探讨，并认为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说明的，即经常提到的“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
在这些理论里，欧洲扮演的是主动者的角色，而亚洲扮演的是被动者的角色。
但是滨下武志并不认
同这样的传统观点，因此他试图寻求“一种既能有效地继承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
”首先把亚洲连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即将亚洲各个部分有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
该体系以朝贡、回赐这种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两国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系，是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的复杂的地域圈。
这实际上就是亚洲经济之间的体制因素。
因为这种朝贡关系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即“亚洲经济圈”，或“前近代亚洲市场”。
所以，当西欧进入亚洲时，亚洲经济圈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外，依旧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
这样西欧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
换句话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亚洲“冲击”的问题。
因此，“西方诸国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亚洲原有的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实际上，朝贡贸易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价格标准原则上是以中国国内市场（北京）的价格为基础换算的，支付手段也是中国的纸币。
而纸币实际上是白银的支付凭证，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使得白银流通量加大，白银结算体系逐渐形成。
二、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
16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经过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对华输入白银的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印度鸦片向
中国的流入增加，白银从中国流出，“其原因不应仅仅归结为外国贸易结构性质的变化，而更应看成是一种新的起点——由此产生新的贸易金融关系的展开，决定了诸列强掌握侵入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发生质变的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历史特征。
”19世纪50年代后为白银的流入期，以英国为中心的外国银行在此时期打下了自身活动基础，列强正式对中国进入金融；19世纪70年代初一后，伴随欧洲金本位制的扩大，向亚洲的白银流入增加。
白银的流入使得银价下跌而白银的流出使得银价上涨。
其间，由于中国茶叶及生丝出口的激增和英国棉制品出口的停滞、印度鸦片的利润低下以及印度的出口增大和进口英国棉制品的停滞，导致了原先稳定的三角贸易结构出现动荡甚至开始逆转的倾向，这又导致英国和欧洲的白银向亚洲流入以及围绕中国贸易关系的国际再构成——殖民地银行从亚洲扩张以及对中国投资和中国金融的依赖。
总之，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如从金融的角度对其整体的经济活动的综合表现进行考察时，“中国经济已被卷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规模的国际结算体系之中。
”
三、从人、物、才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
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关系。
作者首先概括以往香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作为“现状研究”来进行，在作者看来，香港作为自由港、中转港的象征，作为殖民地香港的历史，在其对外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历史性特征。
二是涉及到香港的“历史意义”问题时，也仅仅是殖民地政策的内容，即历代总督统治史的有关问题。
“因此，
香港经济社会的扩大发展，以及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关注”。
于是作者把香港设定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其认为必须注意香港在历史上的两大对外关系。
第一，“香港始终被作为中国华南经济的一部分这一与中国在地域上连接性的特点。
第二，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先端部分、新界地区或被割让、或被租借，它们作为香港殖民地，起着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据点的作用……这两大对外关系，也许是形成香港经济史特征的最根本因素。
”
再者，香港的移民问题。
中国人的移民历史，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移民源远流长，香港作为移民中转地的角色不容忽视。
由于宗族制度，移民以男性为主，移民条件艰苦，死亡率高，通过中介移民，当时看好中国移民。
随着东南亚农产一级采矿业的发展，新加坡成为集散地，但是仅有香港的移民以及移民是否安全成为了香港政府关心的问题。
移民们为了养家，归还费用给中介，华南-东南亚交易圈的存在，投资等原因使得华侨汇款。
汇款的方式有邮寄，自己或托人归国时携带，托客头转带，通过信局和外国银行寄款，汇款的流动防止了东南亚汇率的下降，由于外国银行的作用，中国和日本，欧美的联系更加密切。
读完这本书心中真的感慨万千。
首先是作者滨下武志的学术精神使我感动与钦佩。
在很多评论文章中，有一共同点显而易见，即学者们不约而同的认可了滨下武志对以往亚洲近代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的批判。
“虽然有些学者对此持批判谨慎态度，但或多或少赞同滨下这种独辟蹊径，不落窠臼的研
究理路。
”作为长期在“西方冲击论”影响下的一代，我从没有想过亚洲本身实际上也蕴藏着近代化的前提条件，他所论述的商品流通渠道、货币兑汇渠道、香港在亚洲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和日本传统经济中的某些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对近代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的影响，都颇有新意。
这使我懂得学术研究时要敢于突破前人的传统观念，敢于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看待旧的问题。
另外就是针对这本书的内容本身了。
欧洲虽然将亚洲市场纳入了世界市场，但亚洲市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应的位置并且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
也就是说，在欧洲进入亚洲后，亚洲市场并不是欧洲市场的简单附属，它也是有其自身发展的方式和交易的特点。
欧洲殖民者无法轻易改变这种延续下来的传统，只能顺应其传统进行利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过程中，亚洲市场受到了欧洲的影响与冲击，比如欧洲市场对茶叶、生丝等亚洲市场产品的需求影响到亚洲市场的供给，再比如欧洲的金本位制以及白银的出超入超都会影响到以白银为结算方式的亚洲市场上白银的价格。
但是，作为主场，亚洲自身对自己肯定有着更强的保护性与反西欧性以维持自身长期的贸易体系。
而这种贸易体系实际上就是以中国、印度为轴心，以东南亚为媒介的朝贡贸易体系。
而这里所谓的近代化实际上是指经济上的近代化，包括经济领域上的工业化、商品化。
显然，在亚洲经济圈中，商品化实际上正在进行。
近代亚洲市场凭借自身商品的特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廉价劳动力甚多也为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茶叶、生丝等
出口庞大，竞争也相当激烈，白银大量流入。
而在前面提到的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所以带有很强的商品性。
另外，工业化。
确实西欧的侵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业成果，使得亚洲在不自觉中发生了工业化。
但是不可不说，亚洲本身也是存在自我产生工业化的因素的。
当对茶叶、生丝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超过供给的时候，亚洲市场体系的自我调整会要求机器化生产的产生，这就是需求对生产的决定作用，所以亚洲经济的自我工业化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因而从理论上讲，亚洲的近代化并不一定是以西方的侵入为充分条件的。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这本书很深刻独到地从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两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即国际环境，对研究中国的近代化有着相当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