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德律与儒家文化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公元1603年，日本三河（爱知县）小大名出身的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到1868年为止日本进入了长达265年的江户时代。
而早在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就传入了日本。
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六世纪后半期，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
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江户时期，儒学出现了史上罕见的繁荣兴旺。
众所周知，由于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开府，日本社会基本上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体，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和崩溃期。
德川家族统治的三百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和平时期。
幕府体制日益巩固，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日趋安定，使日本有可能从容地对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文化进行反刍、消化和吸收，并继续不断大量地吸收近期及明清以来的文化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户时代是有史以来日本文化同中国最密切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史的巅峰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儒学的勃兴。
中国的儒学虽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入了日本，并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但它始终未能完成一种蜕变，没有真正融入日本文化之中。
江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机遇，使儒学真正获得了实现日本化的条件。
围绕朱子学派为主流的宋代理学的争论，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
其结果，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终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气候，也带动了江户文化的繁荣。
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第一节儒家经典初传日本中国的儒家经典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一个名为阿直歧的人送来两匹良马。
阿直歧能读中国经典，于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便拜他为师。
应神天皇问阿直歧：“还有没有比你更高明的博士？”阿直歧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很高明。
”应神天皇随即派人去百济邀请王仁。
应神天皇十六年二月，王仁来日。
太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还更加具体地说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
这是有关中国儒家经典和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经学者考证，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405年，也就是说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始为5世纪初。
《日本书纪》中还记载：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本应继位，但他推让皇位于异母兄大鹪鹩，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而且年龄大，应即位天皇。
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
两人互相推让，以致造成三年空位。
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辞让诚意。
这被学者认为是仿效《论语》中所记载的中国周朝祖先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王位于幼弟季历的故事。
另外，被认为写于5世纪并保存至今的日本文章中也有浓厚的儒家味道的文字，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在5世纪时已传入日本的明证。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晚至6世纪的事了。
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国王派遣了一位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日本，之后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专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授。
后来百济也仿照汉朝建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中国的儒家经典也通过百济的五经博士传到了日本。
但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初，影响并不广泛，与广大民众尚无接触。
这是由于日本当时刚刚踏入文明社会不久，仍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因此，对于从中国传来的新鲜的生活或生产器具及进步的生产技术接受得比较快，而对先进文化的精神成果接受则较为缓慢。
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传统文化论文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与扬弃摘要：文化是不可能割断的。
中国儒家文化中很多东西，在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无疑，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大量值得发掘的东西。
特别是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儒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
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
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里的天下。
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
“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
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
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本文我将主要谈谈儒家文化对于离中国最近的一些东亚国家的影响。
首先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做为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了，一般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于公元五世纪前通过新罗传入日本的，这与孔子最初创立儒家文化相差了上百年，但我们现在也从国家的发展和运作可以看出来，日本的儒学渗透到了日本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从历史的进程中也能够发现，日本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长期引入儒学经典。
我们都知道，一个思想的运用，其核心目的就在于如何能够使自身的统治更加长久，更加稳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众多革新，基本上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
日本大化改新后，首领中大兄皇子以及中臣镰足在中国留学生的协助之下制定了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并在其中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召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是必修科目；后来，江户幕府为了稳定社会巩固自身统治，将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宣传手段，并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即便是到了促使日本迈入近代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也将儒学作为倒幕的理论依据，最终完成了革新，带领日本迈入帝国主义的大门。
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人而言，儒学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可以说，没有儒学，就没有日本历史年轮的转动。
但是，日本的儒学和中国的儒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在儒家思想中，历代的学者都提倡的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孝和勇，其中，仁和孝的地位远高于其他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众多的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就不需要过多的举例子了。
而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最最重视的，是“忠”，著名的武士道精神就是建立在忠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日本社会中，有一种特别的制度——养子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制度，造成了日本儒家对“忠”字的推崇，无论是日本人的气节、还是刻板、谨慎，归根到底，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早已深深地烙下了“忠”字。
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在日本企业文化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下面是店铺为你整理的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1.儒家文化的引进：日本引进儒教始于律令时代，大量经书随着遣隋史，遣唐使的往来流入日本，加之留学生，留学僧的学成归国及中国大陆名人，名僧的东渡，儒家思想经过诠释和吸收逐渐日本本土化了。
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律令的影响
。
我 现 在把 那 个 国 土 赐 给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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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哀 天 皇 疑 而 不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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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社 会 都 有 一 套该 社 会成 员 或 多或 少 共 同 遵 守 的 秩 序 ( 包括 现 存 的 制度 和 道 德 等 ) 的 行 为 规 则
则 成为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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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
从西周至汉代，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
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
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人类的认识固然不能局限于闻见，不能满足于感觉经验，感性知识有待于上升为理性认识，但是，感性认识毕竟是理性认识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大多数儒学者较为重视感觉经验，就使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万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的科学认识的道路。不过这离在重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产生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还有一段路程。这需要运用实验手段，在人工控制下进行观察，掌握数据，进而运用理论思维的方法提出假设，建立数学公式，进行严密推导、论证、再设计实验，如此循环往复。然而由于前近代的日本人比较拙于抽象思维，与之相关，又象中国人一样比较地缺少发展近代科学必不可少的形式逻辑传统，因而，日本的重视感觉经验的儒学者最终未能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殿堂。
二
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或“即物主义”特色，也表现于日本儒学的认识论中。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
在中国儒学中，“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还指道德意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论语·季氏》)“生而知之”的所“知”显然是一种天赋的、先验的道德意识，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无关。而“学而知之”的“知”，照孔子的说法“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似乎是感觉经验即感性认识。孔子还说:“学而不思则罔。”(《论语·卫灵公》）这表明孔子认识到来自“闻见”的感性知识的局限性，认为还需要“思”即理性认识。不过比较起来，孔子还是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即认为那种天赋与先验的道德意识更为珍贵。
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认为“不虑而知”的良知才是真知。他还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孟子·告子上》)认为得自于耳目感觉的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与孟子不同，荀子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说：“征知则缘耳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正名》)认为“征知”必须“缘耳目”，即思维必须以感官活动为先决条件。遗憾的是荀子的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唯有汉代王充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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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道德律与儒家文化浅谈
摘要：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便一直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原因是因为日本人在大战前与大战后迥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其独特的名族特性和处世
方式。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观点自然很多，本文就耻感文化进行剖析，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一窥日本文化的内核。
关键词：日本人；仁义礼智信；忠；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05-01
一、日本人的道德律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国民不同，日本人的道德律具有严密的道德体系和道德分区。
例如情义的世界，忠的世界，孝的世界等等，他们不会简单的用“冷漠”“自私”之类的表现个人在性格外化上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词。
而是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等类似的道德评价。
即是他们具有明确的道德划分，在各自独立的分区里区别标准并为之评价。
这一点在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第十章“道德的困境”中提到，但是大概是本尼迪克特基于自身的国籍与学术限制，只能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日本人的这一种道德划分，而不能完全采用一种东方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使得她的结论的得出也是西方式的，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结论呢。
这是她观点的得出具有独特之处，
但是也说明了其一定的局限性。
日本的具备明确的道德的划分与体系从源头上看，是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
这从其道德律的各个分区中可见一斑，仁义礼智信忠等等的观点都来自传统的儒家经典内所提倡的国民道德。
但是日本在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时总是具备其自身的文化视角和独立性的。
并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取其可为己用之处用之，而弃其不可用之处。
对于外来文化的改造与为己所用是不遗余力的。
这可能与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天生具有居安思危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又极具民族自我保护主义有关。
二、中国之仁与日本之忠
中国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仁是作为一个道德体系中最高的美德而存在着。
即便是其他四端的义礼智信如何强大，在仁面前都是毫无二话可以讲得。
例如在中国古代人民可以推翻暴政的君主，贫民可以对于不合理的法令拒不执行。
然而日本人的道德律则很不相同，在对于这个最高的道德品质仁的态度上表现的最明显。
日本人从不把仁作为道德中的最高标准。
日本人的道德律中，忠是最高的德行。
这表现在一系列的以礼的体系约束为准绳的等级制度之中。
比如长幼只需，君臣秩序，上下级秩序，这反映了日本社会中从家庭到社会分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严密的等级制度。
而这一种等级制度是不允许被逾越的，一旦逾越便是失礼，便是不忠。
因此而上机便是可以自由的惩罚甚至杀掉
下级的人。
而下级对于上级则体现了一种忠的原则。
儿子忠于父亲，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亲生的，臣子忠于大名，同时所有的日本国名都忠于一个万世一系的最高权威，近乎宗教领袖一般的人物，天皇。
在日本人的道德律中，对于天皇的忠诚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无条件的，不管天皇是怎样的人，发出了怎样的命令，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总之若是在天皇的名义下下达的命令，作为日本人都会像获得了最高的某种荣誉一般的竭尽全力去达成。
对于日本来说忠于天皇，为天皇而死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再没有比这更加荣耀的事情。
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将“对天皇的忠”置于某种宗教性的狂热崇拜之中。
但是最为令人惊讶的则是日本人从未承认天皇是某个宗教的神或者对于天皇的忠诚是出于宗教性。
事实上作为一个几乎融入了潜意识里的观念，即天皇的至高无上无可置疑，此外日本人并没有过多的对于天皇的崇拜。
所以天皇依旧是以人的身份处于日本等级制的最高端，而处于整个日本民族道德性的核心地位。
三、“礼”的极端作用
正如上文所说，日本的等级制的原型本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划分与规定。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尤其是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其对于社会各阶级等级制度都有十分森严而明确的划分。
而即便是原本宋明以前的儒家文化，对于等级的描述和遵守也好似不遗余力的。
礼的核心思想与体系内容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就是在国际体系中臣子服从君主，下级服从上级，保持上下有序，而在家庭体系中，儿子服从父亲，弟弟服从兄长。
保持长幼有序。
而儒家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汉朝时期，而后到了唐朝，又有几次大规模的汉唐人东渡到日本传播文化的行为。
多为僧人传教，然而其政治与文化的传播亦不乏其力。
还直接促进了当时日本政治与文化的大化改新等等重大的社会变革。
由此可见日本文化中的那一套等级制度实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那一套“礼”的制度的日本化。
而日本人将一种等级制深深的刻入自己的民族性之中，其程度又远甚与中国人。
参考文献：
[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