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_陈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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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研究综述

明史研究综述

明史研究综述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明代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将对明史的研究进行综述,从不同角度探讨其特点、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明史是一部详尽而独立的史书。

明史由明代末年编纂而成,时间跨度长达近300年,内容涵盖了明朝的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

明史的编纂者力求全面客观,尽可能收集各种史料并进行整理,使得这部史书成为了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明史对于研究明代政治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政治制度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较为独特。

明史中详细记载了明朝的官制、地方制度、税收制度等内容,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明代的政治运作。

同时,明史中还有大量关于明朝君臣之间的争斗、宦官干政等揭示了明代政治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明史还对于研究明代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时期之一,文人墨客众多,文化繁荣。

明史中收录了大量有关明代文人的传记、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等内容,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明代文化的繁荣与特点。

同时,明史中还有一些关于社会风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记载,使得我们能够从多个角度了解明代社会的面貌。

明史的研究对于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首先,明史为后世的明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考。

许多学者通过对明史的研究,揭示了明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代社会的动态变化等。

其次,明史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明史编纂者的考证精神和严谨态度,为后世的史学研究者树立了榜样,也为后世的史书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明史是一部对于研究明代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的史书。

通过对明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明代的历史面貌,揭示明代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参考。

明史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明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并且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2009年5月第7卷第2期总24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beijingunion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may2009v017no2sumno24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20摘要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
20 09年 5月 第 7卷 第 2 总 2 期 4期
北 京 联 合 大学 学报 (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人
Ju a o B in n n U i r t H m n i n o i c ne ) o r l f b igU i n e i ( u a ie a dS c l i cs n j o v sy ts aS e
五] 丁父艰 , 民泣 送 载 道 。起 补 东 昌 , 云 。 士 移 南 屯田副使 [ 十六 ]进 参政 , 守永 昌。释 圣谕 , 分


阁藏本《 罗汝芳 传》 清稿及 涂 改说 明
在 阁藏 本《 明史稿 》 , 罗 汝芳 传 》 中 《 附梁 汝元 之 传, 并且 与王 士 性 、 继 光 、 孔 教 、 直 、 桂 芳 、 王 周 胡 史 耿定 向、 士衡 、 德 完 等 人 同处 一 卷 。该 卷 在 阁 戴 王 藏本 《 明史稿 》 第 2册 。《 汝 芳 传 》 其 中 的第 的 罗 在 2 7页 、 2 第 6页 , 页码前 后顺 序 颠 倒 。此 传共 3 4行 , 每行 约 2 3字 , 计 约 72字 , 笔 行 草 , 有 墨 笔 、 共 9 墨 又 朱笔 涂改 。 墨 笔 的涂 改 能反 映 出 一个 即 时 修 改 的

明代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明代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明代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初才开始受人注目的。

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有关的中国通史、明史、中国史学史着作和教材,写到明代史学,总觉得没什么好写。

学者们多沿清人恶习,厚诬明人,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显得相当浮浅。

可喜的是,近20年以来,明代史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明代史学的研究水平已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

为便于读者的理解与判断,先对现有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述。

1.20世纪80年代前的明代史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不仅专题论着少,即便专题论文也不多。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明代史籍有所注意。

李晋华撰《明代敕撰书考》,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官修诸书的经过,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官修史学的专着。

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梳理了研究晚明史的有关史籍,且摘录了大量的书序题跋资料,为后人研究明代史学史省略了大量的抄写与研究功夫,对后人进行明代史学研究贡献尤大。

而且,谢国桢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断,如“有明一代,史学最盛”,又如“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

这些论断,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20世纪60年代,刘节显然注意到了明代史学文献的丰富,所以,他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曾建议编一部《明代史籍考》。

明代史学的专题研究有一些,关于李贽,有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容肇祖《李卓吾评传》、朱谦之《李贽》。

关于胡应麟,有吴晗《胡应麟年谱》,开胡应麟研究之先河。

此外,吴晗于谈迁、钱谦益,容肇祖于陈建,包遵彭于王世贞,柳诒徵于《宋史质》,皆有专题论文。

此期的中国史学史着作也有关于明代史学介绍的内容。

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对明代史学着墨不多,但信息量很大,重要的明人史着大部分提到了。

德国学者傅吾康的《明代史籍汇考》,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明人史籍的史料学着作。

2003年明史研究综述_张金奎

2003年明史研究综述_张金奎

2003年明史研究综述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本年度的明史研究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论文数量相对减少,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一批学术会议被迫取消或延迟,不过佳作并不少。

现就目之所及,概要介绍,以资备览。

一、学术著作本年度的学术著作数量大抵与上年度持平,涉及领域比较宽。

张显清、林金树主编的《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艳红《明代充军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政治史领域有较大突破,填补了相关空白。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在学术史和史学史领域做出新的贡献。

滕新才《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新尝试。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

在古籍标点整理方面,《张璁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皇明制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编辑的《明清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先后问世。

二、政治史重要制度。

陈时龙《论明初大都督府之创设———兼论朱元璋以诸子节制北部军事思想之萌芽》(《军事历史研究》1期)分析了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朱元璋创设大都督府的表面原因,即扶植朱文正,在自身之外设置另一道朱姓藩篱。

田澍《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兰州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嘉靖前期科道互纠、更定“宪纲”等约束言官的政策。

唐克军《略论明代的马政》(《史林》3期)指出明代马政经历了由明初害民误官到后来取消,官民双方都获得自由的过程。

柏桦《明代州县区划及其沿革》(《史学月刊》1期)探讨了州县疆界的设定标准、州县等级划分、设置原因与程序及政治效应等问题。

黄忠怀《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史学月刊》1期)指出,南方、北方基层区划的差异主要基于人口数量、密度的不同,并就其性质和功能作了初步探讨。

10本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

10本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

10本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导语: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了解了明朝,你就理解了中国。

下面是10本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欢迎阅读。

1,《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吴晗著,这是明史研究开创性人物吴晗的代表作。

人民社本还是繁体字,大家看起来可能吃力一些,好像百花文艺社有简体字本。

明朝是朱元璋一手建立,他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方针对明朝后来的历史影响非常大。

甚至可以说,他治国的一些理念至今都有影响。

了解明朝,此书不可不看。

(吴晗还有《明史简述》,比较薄的一册,是演讲稿成书,很容易读,对明朝的大致轮廓和特色介绍得比较通俗,值得一观。

) 2,《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台湾史学家黎东方著,上海人民社本。

民国时期,黎东方在大后方讲三国,据说是万人空巷,跟现在易中天品三国,有得一比。

黎著特色是一节一节讲明代人物和事件,很细,不时也有新的发现,带有演讲的口语色彩。

值得收藏。

(上海人民社以黎著为基础,推出了整套中国史“细说系列”,都不错。

)3,《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华书局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室年轻学者许文继和陈时龙合著。

此书以《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姊妹篇推出,细致描绘了明朝十六个皇帝的一生,对他们的性情、事功都有所发明。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宣宗的隐忧,英宗的仁慈,景帝的功绩,武宗的多情,万历的有为……这些都与我们往常的印象有所不同。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开讲之前,注意到正说历史系列,曾写过一篇书评。

我联系他,他表示,《正说明朝十六帝》比《正说清朝十二帝》要写得好。

我想原因不难解释,因为这本书是一气呵成,自然流畅,而《十二帝》是从讲稿综合编辑而成。

欲了解明朝各个特性不同的皇帝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正说明朝十六帝》不可不读。

4,《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当年明月著。

今年3月天涯网站贴出这个系列时,我就读了一些,感觉写得很灵动,有气势。

后来又闹起了纠纷,直到出书,整个过程俨然水到渠成,不能不叹服草根历史的崛起之迅速。

对于菜鸟级来说,这是一本最好读的明史。

获奖成果名称

获奖成果名称

历史与社会学院科研获奖情况统计填充料系列:所谓填充母料,是用偶联剂、分散剂和其他一些助剂将无机非金属矿物粉体进行表面处理后,再用载体树脂包覆的复合材料。

其中无机非金属粉体的种类决定填充母料的功能与作用,如使用碳酸钙的填充母料可以降低成本,使用滑石粉的填充母料有阻隔气体和保温功能等;载体树脂的种类决定填充母料与塑料的相容性,如用PE做载体的填充母料不与ABS相容等;所使用的助剂,如分散剂、偶联剂的种类决定了使用填充母料后制品的力学性能、手感等性能。

不管哪种填充母料,使用后都可以减少石油树脂的用量,缓解能源危机,减少白色污染,废弃后有利于垃圾处理,属于环境友好材料的一种。

环境降解塑料:相对于常用塑料来讲,废弃后在短时期内可以被自然环境销纳分解为无害物的塑料统称可降解塑料,它是环境友好材料的一种,通常细分为光降解和生物降解两大类(也可分为掺混型降解材料和结构型降解材料两大类)。

塑料的降解即是高分子变成小分子的过程,任何塑料暴露于自然环境中都会降解,但降解期大不相同,通常的PE/PP降解期超过200年,才形成了人所共知的“白色污染”。

如何缩短降解期,减少白色污染;使用生物塑料,减少石油资源消耗,是降解塑料开发面临的两个问题。

绿维首先在这两方面做了开发。

680Z是以生物基塑料PLA为主,辅以其他环境友好材料及助剂的新型复合材料,具有多种优点,且使用方便。

2300具有缩短PE/PP等通用塑料的降解期,减少白色污染,无毒害,无刺激,添加量少,应用面广等多方面的优点。

消泡母料:消泡母料是将具有强烈吸水性的助剂与载体树脂复合而成的功能母料,它可以吸收相当于自身重量20%的水分,无毒,无刺激,稳定性好,适用于PP、PE、LDPE、HDPE等再生料,受潮料以及降解塑料的吹膜、挤出、注塑等加工生产。

它的诞生简化了原有的塑料干燥工艺,使含水塑料无需烘干就可直接使用,节约了电能,人工和时间。

其加工性能优异,塑化均匀,不出现堵网现象,制品无白点和反白现象,使用它也无须改变设备及工艺,是理想的除水干燥添加剂。

明清海防史研究综述

明清海防史研究综述

明清海防史研究综述明清海防史研究综述一、明清时期海防史研究明代,中国东南沿海遭受前所未有的倭患,海防遽然成为国家防务的重要部分。

嘉靖以降,明代学者不仅整理了大量海防资料,还印行了许多关于海防的论著和图录。

当时著述主要有三类:考倭寇之源,如金安清的《东倭考》、黄俣卿的《倭患考原》、郭光复的《倭情考略》等;纪海防之略,如郑茂的《靖海纪略》、茅坤的《纪剿除徐海本末》、采九德的《倭变事略》《嘉禾倭寇纪略》、沈明仁的《台州平倭纪略》、佚名的《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佚名的《海宁倭寇始末》等;图防倭之策,如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周大章的《御倭武略》、茅坤的《海防事宜》、王士骐的《皇明驭倭录》,王在晋的《皇明海防篡要》等。

其中许多海防观点、策略和方法都为清人所继承。

清初,明朝残余势力盘踞闽浙沿海;清中期,南洋海盗频频劫掠浙闽粤海疆;清晚期,又有列强多次攻打东南沿海城镇和乡村。

这些都促使清代学者投入许多的精力研究海防,编撰内容丰富的海防文献,尤其突出于辑录参订明清海防著述、撰写海防史事要略、输入海外海防地理知识等方面。

清人编撰的《明史》《明会要》《经世文编》等也多有篇章涉及海防内容。

清人编撰的本朝实录、会典、会典事例、通考、通典、通志等政书,以及沿海各地方志等,也多收录海防方面的记载和论述。

清前期,相关著述主要集中在平定海疆的史事记载和海防地理的研究。

成果主要有夏琳的《海纪辑要》《闽海纪要》《闽海纪略》,蓝鼎元的《平台纪略》、阮?F锡的《海上见闻录》〔1〕,杜臻的《海防述略》〔2〕,施琅的《靖海纪事》〔3〕,佚名的《清初海疆图说》〔4〕,以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5〕等。

清中期,相关著述主要集中在对明清以来海防论著的辑录和海防地理研究上,成果主要有薛传源的《防海备览》〔6〕,陈伦炯的《天下沿海形势录》〔7〕,邓廷桢等的《广东海防汇览》〔8〕,严如煜的《洋防辑要》〔9〕等。

清后期,有关海防的著述选材更加多样,眼界也更加广阔,有的著述已经触及到了欧美国家的海洋地理和海洋防卫。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二十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

⼆⼗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DOC)⼆⼗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安徽师⼤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七)⼆⼗世纪明清史研究综述周晓光刘道胜明清两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有关明清史的研究,是史学界最关注的研究领域之⼀。

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50多年以来,在明清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内容涉及明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化、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学艺术、思想⽂化、历史⼈物等诸多⽅⾯。

因限于篇幅,兹将其中若⼲问题的研究概况,分述于下。

⼀、关于明史与清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明朝建⽴于1368年,灭亡于1644年,先后传12代,历太祖、建⽂帝、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毅宗)16帝,共计276年。

学术界将这⼀段历史⼤抵分为三个时期:第⼀时期,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

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度发展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和巩固明朝统治⽅⾯实⾏了⼀系列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废⾏中书省,改设⼗三布政司,分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地⽅民政、刑法和军事;废中书省及丞相,设置直属皇帝的六部;设刑部、⼤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分掌司法、监察⼤权;分兵权于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民间实⾏⾥甲制、关津制等,严格户籍管理;制定《⼤明律》,从法律上保障封建统治秩序;亲⾃颁写《⼤诰》,并先后制造了“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案”、“南北榜案”以及⽂字狱,以打击功⾂与豪强;分封诸⼦为藩王,分镇各地,以巩固朱⽒的统治等。

这些措施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空前强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执⾏“休养⽣息”的政策,如解放匠户、奴婢,迁徙农民,⿎励垦荒,实⾏屯⽥,承认农民对⼟地的所有权等。

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盾,促进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朱元璋死后,建⽂帝朱允炆实⾏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在北平起兵,通过三年战争夺取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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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陈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07年的明史研究,在通俗历史读物的催动下,一时竟成“显学”。

明史研究者在各个具体领域内默默耕耘,成果颇丰。

据不完全统计,明史研究专著约102部,论文约989篇。

以下仅就笔者阅读所及,分而述之。

不周之处,敬请同行谅解。

一、著 作政治史方面,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科文献出版社)考察了嘉靖三年左顺门哭谏群臣的遭遇,进而检讨了大礼议之后的人事巨变对明代中后期政治伦理转向的影响。

军事史方面,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逐一考察了明代军户的来源、形成、饷粮、组织管理、职业选择、后勤保障等问题。

法制史方面,丁玉翠《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研究:以明实录为基本史料的考察》(中国法制出版社)对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的立法、刑责、裁量等问题作了阐述。

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商会产生以前及之后的商事纠纷、商业诉讼以及商人对当官应值的额外负担的诉讼、商帮之间的商事纠纷及诉讼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在社会史方面,周致元《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在概述明代以前及明代的荒政文献之余,对明代的救荒思想、备荒及救荒制度进行了探讨。

另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还有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中华书局)、王美英《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风俗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思想文化史方面著作较多,有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傅小凡《李贽哲学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马晓英《出位之思: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宁夏人民出版社)、邱春林《会通中西:晚明实学家王徵的设计与思想》(重庆大学出版社)、赵伟《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龚笃清《明代科举图鉴》(岳麓书社)等。

民族关系方面,有伍莉《明清时期云南藏缅语诸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宗教史方面,有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梅莉《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外关系方面,有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地理方面,有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人物研究方面,有吴建华《明代经世儒臣丘》(广东人民出版社)。

资料整理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明清档案卷(明22008年第6中国史研究动态期代)》(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外,为纪念谢国桢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出版了《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

二、政 治政治史研究。

除制度及机构的考察之外,政治与社会转型、明末党社及明亡清兴等议题,也十分活跃。

在制度层面,赵克生《明代丁忧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探讨了明代闻丧守制、服阙补选、夺情起复等一系列丁忧制度。

柏桦、高进《明清“滥设官吏”罪》(《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明代始将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而在定编之外“滥设”官吏确定为“犯罪”。

田冰《明代的追谥与夺谥》(《史学月刊》第11期)认为,明代百官之谥皆出自皇帝之手,皇帝可操纵谥法,赋予其政治意义,故追谥与夺谥可谓政局变化的晴雨表。

终明一代,追谥之例要远远多于夺谥之例。

在官僚机构方面,张德信《明蓟辽总督年表校补》(《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对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作了四十余条的校补。

王伟凯《明代磨勘司职能考辨》(《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则对磨勘司的职能作了考辨,指出洪武初年存在的磨勘司主要是负责核实各司公文,类似于一些机构中的照磨所,而并非像《明史》所言乃大理寺的替代机构。

方志远《“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历史研究》第1期)着力探讨了政治风气对社会的影响与推动,认为成化时代的传奉官的核心部分是由擅长特殊技能并且能为皇室提供服务的人构成,而传奉官在成化时代的泛滥掀起了一场专业人才通过各种方式谋求进入仕途的狂潮,从而搅动并冲开了人们的心理桎梏,促成明代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社会转型。

党社,尤其是复社的研究,在2007年的明史研究中较为突出。

商传《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学习与探索》第1期)认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实为明代党争之始;自张居正的夺情之争后,朋党政治乃渐成明廷政治之主流;东林党虽非近代意义之政党,却是一种士大夫政治集团,而复社与其一脉相承。

张宪博《吴应箕实政思想略论》(《安徽史学》第1期)认为,人们向以为徒具“场屋习气”的复社诸子,其实是有很切实的经世思想的,明季复社领袖吴应箕对政治体制的思考与批判对此后启蒙思潮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王恩俊《复社成员的家世及其影响》(《史学集刊》第1期)认为复社成员中官僚子弟与平民子弟各占一半左右,姻亲关系是复社成员内部的重要纽带,而家世背景则影响着复社成员的社交能力、成名速度以及对活动经费的支撑。

王恩俊《试论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指出,地域、家世渊源、松散的组织结构及社内分层是复社内部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而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评价明代党争各方。

张涛《科举与实学:明末文社兴起的形上依据———兼论文社之兴导致明末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河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明末文社提倡以“六经”为基础的时文创作带来了明代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

在政治事件研究方面,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价考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认为御史马录、刑部尚书颜颐寿对李福达案的审理结果符合事实,而张璁却制造了一起冤案,从而使一大批司法官员和科道官员无辜受到牵连。

此外,对于明末政治人物的同情与理解,也成了一些论文的主题。

王振华、郝福祥《从明末两枚纪念币透析明亡之因及光、熹、思三帝之情》(《文物春秋》第5期)以两枚稀见的铜钱为例,探讨了光宗、熹宗、思宗诸帝之间的父子、兄弟之情。

王炎平《明清易代与〈圆圆曲〉》(《北32007年明史研究综述京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吴梅村乃借《圆圆曲》以抒兴亡悲恨,表面上是讥刺吴三桂,实际上是对当日民族之悲惨作沉痛反思,以及对崇祯帝“自杀弃国”的深惜,并且责及李自成军之“荒宴”。

政治思想方面,叶建《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中州学刊》第1期)认为,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的主要内涵是给予地方官员财政和选拔人才的权力,是一种具有早期启蒙思想色彩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学说。

三、军 事军事史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最突出的是关于卫所的研究。

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考察了明初潮州地区沿海卫所的设立情况、旗军数量、屯田状况,并指出以潮州卫为例来看,顾诚先生“沿海卫所同附近州县的界划比较清楚”的论断值得商榷。

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将湖南卫所分为腹地型卫所与边地卫所两大类型,而边地卫所又可分为交通型、控御土司型和防徭型三种。

周松《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了明朝与北元之间的较量与东胜卫的设置、内迁之关系,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明初北部边防格局。

寨堡也是北部边防的组成部分。

杜春梅、王杰瑜《明代大同镇城堡考》(《文物世界》第4期)鉴于学界对大同镇城堡统计数据相差甚大的问题,认为在统计时要将官堡、乡堡分开统计。

关于明代北部边防,赵献海《“九边”说法源流考》(《雁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晚明的“九边”之说影响不大,入清以后因时代变换及腹里军镇被忽视的原因,渐被遗忘。

就卫所制度研究而言,张金奎的研究条分缕析,颇见功力。

他的《试析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中国史研究》第2期)指出,明初大批主动赴卫所随军的军士亲属及因他故滞留卫所的依附人口,是卫所军户的主要来源,而由于政府政策存在着由默许不作为到强制遣返再到主动加以利用这么一个摇摆的过程,卫所军户群体迟至正统、景泰年间才得以形成。

《明代卫所月粮制度浅论》(《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对明代卫所军士月粮的发放额度、发放办法及其在明代中后期的变化作了考察,并指出与前朝相比,明代军士的月粮明显偏少,而主管之户部却一味在节约上下功夫,从而恶化了军士的生活环境。

此外,可参《明代卫所经历司制度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

关于军事制度,彭勇《守常与变革:中国古代“制度”运行的两难选择———以明代班军制度的历史命运为个案》(《西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班军制度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改革趋势,但是由于因循守常的思想以及既得利益获得者的阻挠,这一制度仍垂而不死,艰难运行。

关于明代的新军种车营,孙建军《明代车营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明代步、骑、车、辎重等合成的新军种车营始建于嘉靖时期,至明末已完成建制并用于实战,一般由步兵子营、骑兵子营、战车子营及机动部队等合编而成。

陈刚俊、彭英《略论明代战车文献及其军事思想》(《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明代战车的发展与火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密切相关,而明代甚至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出现俞大猷《大同镇兵车操法》、孙承宗《车营叩答合编》等专著。

军事思想方面,张亭立《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公兵垣奏议〉》(《青海师大学报》第1期)分析了陈子龙“强调对将领与士兵的道德培养”、“简练水师、收复襄樊、经理蜀楚的一整套立体防御”、“使用火器、用间的战术”等军事思想。

42008年第6中国史研究动态期四、经 济在明代经济史研究中,江南的经济发达、农村经济以及早期工业化,都是学者关注的问题。

林金树《解读明朝历史的一个奇特现象》(《解放日报》3月4日)指出,明中叶之后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并存的奇特现象背后,有“没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与灾害的破坏”、“封建国家对江南这块财源重地实行特殊的保护、倾斜政策”以及“经济、政治改革产生的推动作用”等原因。

李伯重《重新认识历史: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中国图书评论》第2期)认为,拥有发达的农村工业是江南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而江南农村经济近代化的路径因此“脱离常轨”而远离欧洲经验,既不依赖于近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也不依赖于小规模家庭农业向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改造。

余同元《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史学月刊》第11期)借鉴布罗代尔对西欧的研究,指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的情况下,乡村工匠占乡村人口的4.76%,农村工业人数与城市工业人数占城乡总人口的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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