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根源之浅析

我相信世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因果支配，人们常说的突然事件，其实也是有其因果支配，只是来得突然，未有心理及时间上的准备罢了。中日之间的战争既在日人的掌控之中，也出乎国人的意料之外。中国史学界一直把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认定为日人侵华的全面开始，所以民间上到八十岁的长者，下到两三岁学语顽童，都知道八年抗战。但日人学界却有中日十五年战争之说，从时间的差距中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日本人为何要侵华？其实日本人这一阴谋已酝酿百年之久，非一朝一夕之功。先取高丽，琉球、再图支那，是日人几百年来的既定国策。他们用几百年的时间去策划实施，并且一步一步去实现个人认为，日人侵华主要有以下三点重要因数。

日本方面

必然性

1、自然环境日本列岛位于亚欧版块和太平洋版块的接界处附近，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全球有十分之一的火山位在日本，在全国都时常会发生火山活动。严重的地震则每一个世纪都会发生几次。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东京地区的高楼在地震中悉数毁掉。东京等地有许多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的精品之作在地震中化为一堆废墟，全国约有1／20的财产在地震中被大自然毁坏，人员伤亡不计其数。另外自然资源也十分匮乏。基于以上原因，日本一直在寻找一处适合居住的大陆，以及廉价甚至是可以无偿夺取的资源，而中国正符合他们的需求。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实行屠杀政策，把东北部分地区的中国百姓全部屠杀，然后从本国迁移了部分人口在这里生活。

2、民族文化—军国主义传统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另

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后一个因素是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3、经济因素当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由于日本为对外发动战争而加紧扩军备战，造成了通货膨胀、财政危机和人民生活的恶化，又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来临。此时，“日本资本主义把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求之于不顾中国的抵抗而占据华北，然后建设日、满、华北经济圈，为此，竟不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日本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既是它企图称霸世界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它转嫁经济危机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果。因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政府扩大军事开支和军火产业规模。这样结果只能选择战争。

4、政治因数：日人要想征服世界，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显的非常重要。如果有了中国这个大宝库，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那么日人必定能称霸世界，所以这个战略高地一定要拿下。后来日本敢对美国宣战，很大因数是他们认为基本上已经征服中国，所以认为自己有本钱与洋人为敌，所以他们一直打着从洋人手中解放亚洲人民旗号。这是他们称霸世界野心的最好表露。从地缘政治来讲，拿下中国就等于拿下整个东北亚，同时为征服世界夯下牢固基础。向北可取俄国和欧洲，西可进军印度和中亚，向南可控制整个大洋。总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后来日本的整个战略部署也是按这个方针进行的。同时，清朝末年的政治形势是多国列强染指中国，日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其元气大伤，国民厌战争情绪严重，反战暴动不断。

如：1918年8月3日，抢米暴动（亦称米粮暴动、米骚动）首先在日本富山县爆发。1918年日本国内通货膨胀，米价居高不下。同年8月因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下令大量征集军粮，米商乘机哄抬米价，劳动群众愈加生活困难。8月3日富山县中新川郡西水桥町的近200名家庭主妇举行示威，要求降低米价并冲进米店抢米，掀起反抗斗争。6月，东、西水桥叮和滑川町千余居民以实力阻止大米外运，迫使町当局降低米价。经报刊报导后，影响强烈。至8月14日舱米风潮波及名古屋、京都、大贩等大中城市。群众袭击米商，与前来镇压的军警搏斗，抢米暴动进入高潮。9月17日抢米暴动平息，被捕者2万余，被起诉者7708人。但军阀寺内正毅内阁深受打击而垮台。日本当时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等情况，不太允许其再次扩大战争规模，因此，当时日本进入温和派执政时期，但好景不长十多年后，随着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遭少壮派军人暗杀，数名

海军少壮派军人冲进首相官邸，射杀犬养毅首相。不久，另一批人分别袭击牧野伸显内官邮、日本银行、政友会本部和东京都警察厅等处。入夜时分，农民组成的敢死队袭击东京附近的变电所。暴动发生后，东京都警察厅立即动员15000名警官，全面警戒，是为“五一五事件”。该事件的影响极广，最重要的结果是陆军的权力大增，结束了8年的政党内阁。从此日本内阁由主战派的军人长期把持着，为全面侵华打下了政治伏笔。

5、历史因数：做为中国人，尤其是汉人不能不对中国文明史的两次倒退而感到惋惜，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洲人对中华文明的颠覆。无论过去和现在一些出于政治目的的御用文人对元和清如何歌功颂德，但都不能掩盖其对中华古文化的迫害。以中华文化继承者自居的日人，感到征服中国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要比那些胡人更有资格入主中原。明朝中叶，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最著名的野心家）丰臣秀吉刚刚对日本诸岛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颇有醉翁之意的两次“侵朝战争”，虽然因明王朝的强大而遭重创，但却并非毫无所获，因为丰臣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所创出的战略意图被他的“孝子贤孙”们奉为经典－－征服朝鲜，而后以朝为跳板，征服中国。甚至数百年后的20世纪初，日本主战派在其“侵华宣言书”－－即著名的“田中奏折”中所“描绘”的“大陆战略”的中心战略也基本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多了几个字－－“进而征服世界”罢了。

19世纪末，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稍感强大，主战派的少壮军人们又把征“韩”搬上政事议程。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时隔多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七·七事变”，只不过是上面的历史延续罢了。

以上说明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那么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1、明治维新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2、民族特性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

日本侵华的能力。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1）．不搞内哄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日本人比较团结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

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1853年（嘉永六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培里赠给幕府显示工业文明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回赠的大米来展示实力。培里来航令日本人震惊，深切感受到日本与外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因为这次事件，日本看到欧洲工业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他们知道要么崛起，要么就灭亡，所以想法设法，不惜代价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体制。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1、文化因数？：从明亡之日起，日本人就不认可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认为他们曾经无限向往和狂热学习的华夏汉文化已亡，胡人统治中土已无先进性可言。而日人认为日本却比较完好保留了华夏文明的衣冠文物，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是有理由和有资格去与清国为敌的，日人一直想成为东亚文化圈的精神领袖。我们看一下葛兆光，原载于《书城》杂志月刊2004年第9期的一些文章截选：“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遭遇多了，客人和主人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不过，并不全是中国人的错，当时日本人，多少有一些歧视中国人。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据说是满清入主中国，让日本人觉得野蛮在中国已经战胜了文明，尤其是满清的中国人，都脱下了原来的汉族衣服，剃掉了受之父母的头发，编上了蛮人的辫子，这一点就让日本人觉得很鄙夷。仿佛老话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们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这种服色改易也很在意，他们偏偏就要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一个叫做伊东龟年的人，就对清国船员们的髡头辫发和上衣下裳很不以为然，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据学者说，清朝的出现，唤起了日本人对当年元寇的回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

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大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