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
宋朝的历史研究与学术成果
宋朝的历史研究与学术成果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其独特的政治体制、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历史学家们对宋朝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中国古代社会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宋朝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宋朝的政治研究成果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和统治阶级的特点。
学者们通过研究宋朝的历史文献，揭示了宋朝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地方官僚制度的运作机制。
例如，宋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权力体系，但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如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宰相制度的重要性等。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宋朝政治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其次，宋朝的经济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原因。
宋朝是中国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商业贸易的兴盛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学者通过对宋代经济状况、税收制度、物价水平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宋朝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原因。
例如，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朝的经济繁荣与其开拓海外贸易以及盐铁专卖制度的实行密切相关。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宋朝的文化研究成果丰富多样，使我们对宋代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宋代的文化极富创造力，不仅在文学、绘画、建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还在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
通过对宋代文献和艺术作品的研究，学者们揭示了宋代文化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例如，宋代绘画学家提倡“写意”画风，注重以笔墨技法表现主观情感，这与前代绘画的形式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宋代文化的认识，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最后，宋朝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使我们了解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清人《宋史》分析浅述
清人《宋史》分析浅述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其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在宋朝之后的时代，各种有关宋朝的记载成为了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清人编撰的《宋史》便是其中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本文就对于这部著作进行简要的分析。
《宋史》概述《宋史》是清代在对明清时期两宋历史的全面总结之后所编撰的一部正史。
该书全名为《宋史纪事本末》，俗称《宋史》。
它是清代翻刻并整理各种汉代以来史书的成果。
《宋史》共分为二十卷，是宋史的最重要版本之一。
其中记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起义、北宋的开国、南宋的建立以及整个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
《宋史》的价值确实性《宋史》是一部经过清代官方审核的正史，因此在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上有一定的保障。
它所记录的历史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修正，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虽然《宋史》难免存在一定的偏见和局限性，但是在整体上来看，它成为了后世研究宋朝历史的十分重要的史料之一。
《宋史》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战争与战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情况，为研究宋代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高峰之一，琳琅满目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正是源于此。
因此，《宋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的历史事实，还在于它所代表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艺术的精华。
学术价值《宋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不需要多言，其勘误、编纂、研究等工作历来没有停过，可以说对于宋代以来，宋朝各种政治、地理、经济、个人生平等方面的许多研究都逐渐依赖于它。
研究王安石变法策略、黄宗羲的理学思想、宋代远洋航海、宋代农业和商业、宋代科技等问题，《宋史》也是最主要和必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宋史》中的历史人物《宋史》中的人物基本涵盖宋代历史上的各大名流。
其中，对于著名人物的记载特别详尽，他们的生平、经历、思想、成就等方面都被记录得十分详细。
以下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是北宋开国皇帝，是北宋建国以来唯一一位国英，也是宋朝最杰出的军事家。
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
2005年清史研究综述林存阳杨朝亮中华文史网2005年度的清史研究，依然沿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健实而有序地向前稳固发展。
尽管在整体趋势上清史研究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此平稳的态势之中，亦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和亮点，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开拓，增添了更加广阔的视域。
学如积薪，先河后海，本年度清史研究演进的总的特征，是既稳健而又不乏新意。
一学术会议学术的发展，是诸多综合因素的体现。
其中，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的机会，同时也为相关问题的推进奠定了不断深化的基础。
以下一些学术会议，即体现了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新的突破。
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3月16日—17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大会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10月28日—31日，为纪念清代大儒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以及全祖望诞辰300周年，在宁波召开的“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更以浙东学派与实学的关系为着眼点，在深入揭示黄宗羲和全祖望学术成就和影响的同时，更探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进的新路向。
中外文化交流8月18—20日，由中外关系史学会、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比较研究所、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延吉举行。
本次会议以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中，李迎春、吴伯娅、王政尧等学者关于清代中外关系史方面的论文，体现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新的致思路径。
此外，11月12—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举行。
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了多方位的探究。
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1，宋史研究综述。
2006年是中国宋史研究的丰收之年，大量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显示出了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整体实力，也表明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有些问题的研究在多年来持续冷落、空白状态后终于又有了新的突破。
2006年宋史研究综述1，宋史研究综述。
2006年是中国宋史研究的丰收之年，大量学术成果相继问世，显示出了研究的勃勃生机和整体实力，也表明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有些问题的研究在多年来持续冷落、空白状态后终于又有了新的突破。
2006年宋史研究概况由于近年来宋史研究在理论、资料、史实等方面均有很大进展，尤其是许多研究成果所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使宋史研究已经开始步入学科发展的重要时期。
因此对宋史研究现状进行全面回顾，系统地梳理、总结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将会为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进展和主要成果概述（ 1）研究进展， 2006年宋史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进展，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从研究范围看，涉及到了从先秦到清代历史的诸多方面，不仅仅是局限于某个断代史的研究，还将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 2）宋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宋代历史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宋代政治制度。
宋代的君主专制体制比前代更加完善。
其中主要包括中央官制、地方官制和军事制度。
宋代官制改革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枢密院和三司制度的确立。
具体内容见下表。
2，宋代经济制度。
宋代在经济上出现了交子、会子等新型纸币，并产生了坊场、务卡等新型市场组织。
由于战争、土地兼并等原因，宋代土地买卖十分普遍。
3，宋代教育制度。
宋代官学、私学并举，并出现了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书院，影响最大的是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4，宋代文化。
文学艺术领域，宋词、科技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雕版印刷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5，宋代的文化。
与上述几方面相联系，宋代的建筑艺术和音乐艺术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宋史研究概况范文
宋史研究概况范文
宋史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北宋和南宋两个朝代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宋史的编撰工作始于南宋时期，持续了多年，直到元代才最终完成。
以下是有关宋史研究的概况。
整部《宋史》包括了496卷，内容涵盖了宋朝550多年的历史，从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开始，到南宋灭亡为止。
宋史内容广泛全面，主要分为纪事本末、列传、志、集解等几个部分。
其中，纪事本末主要记载了朝代的历次政治、重大事件等；列传则主要记载了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志则记录了各种制度、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内容；集解是对宋史中一些关键名词和史料的解释和补充。
在宋史的编撰方法和内容上，借鉴了前代历史学家的经验，如司马迁的《史记》、裴松之的《资治通鉴》等。
宋史采用了以时序为主线的编年体，注重事实的准确性，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它的编纂形式和内容选择对后世历史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文化、社会方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宋代文化艺术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宋史中的文化名人、文学作品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的文化风貌。
同时，研究者还可以通过对社会经济制度、地方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来揭示宋代社会的特点和变迁。
总之，宋史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通过对宋史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的历史演变、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对于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
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2期曲鸣丽本年度宋史研究非常活跃。
3月19日，“朱熹与龙泉文化”在成都巴金文学院举行。
7月24—29日，“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
提交38篇，其中近一半论文涉及宋史。
8月25日，“中国宋史研究会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在华蓥召开。
中外一百多名宋史学者出席了会议。
9月3—10日，“中国三至九世纪发展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12月3—5日，“‘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宋代澶州)召开。
本年度出版的宋史方面主要专著及论文集有：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宋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出版社)，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研究》(上、下，三联书店)，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巴蜀书社)，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研究》(齐鲁书社)，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祖慧《沈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卢敦基《陈亮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诸葛忆兵《李清照与赵明诚》(中华书局)，张其凡《宋代史》(上、下，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胡小鹏《中国手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仁群等《道家与中国·宋代卷》(人民出版社)，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包伟民主编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龚延明、祖慧主编的《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朱瑞熙、王曾瑜、李清凌主编的《宋史研究会论文集》(第十辑，兰州大学出版社)，赵吉惠、刘学智主编的《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胡昭曦《宋代蜀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范立舟《宋代思想学术史论稿》(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
宋史专题研究综述
宋代泸州研究文献综述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一）研究的现状关于本课题的研究，近代以来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地区研究的区域限制，又囿于资料的限制，研究的成果也颇少。
对宋代泸州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透彻。
总的来说，学术界关于宋代泸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泸州在对抗蒙军的研究 2.关于泸县宋墓的研究 3.关于合江宋墓的研究 4.关于泸州所属羁縻州的研究 5.关于泸州酒的相关研究 6.关于泸州报恩塔的研究。
在正史书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和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的考究和宋代泸州的一般分析中，有如下研究观点：关于在泸州地区的宋蒙之战，樊波的《陕西出土蒙元墓志中的宋蒙泸州之战》中提到：“陕西是宋蒙交战时期蒙古征蜀军队的大本营,许多战事的参与者卒后都埋于长安附近。
近年陕西出土的蒙元墓志中有多方涉及到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墓志》、《冯时泰墓志》、《耶律秃满答儿墓志》等3方墓志对1261年刘整降蒙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而在陈世松的《老泸州城“刘整降元”石像考》中“探讨了刘整降元事件，以及对南宋毁灭性的打击”，王曾瑜先生在《宋朝兵制初探》中对刘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刘整。
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两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
”高度评价了刘整。
关于泸县宋墓的相关研究，有刘复生先生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先生在文章中说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
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提出了泸州宋墓的来源。
万然在《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研究》中提到：“泸县宋墓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南宋墓葬群,其建造年代总体上为南宋中后期,已发现的墓葬多是泸县当地中下层士绅的墓葬,主要为石室墓。
宋朝的历史研究
宋朝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之一。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以其繁荣的经济、文化与科技成就而闻名于世。
宋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
在宋朝建立初期，通过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使得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加强，皇权至高无上。
此后，宋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政治制度的运行也逐渐向官僚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宋朝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瑕，其中存在一些与权力斗争、地方豪强势力及朝廷改革等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们深入探究。
宋朝的社会变迁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经济上，宋朝时期的开封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商业贸易发展迅速，经济文化中心逐渐由北方转移到南方。
同时，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绘画、陶瓷等艺术形式也进入了繁盛时期。
然而，这段时期也有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例如土地制度的演变、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农民起义的影响等。
除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外，宋朝的文化繁荣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宋朝文化以儒学为主导，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文人墨客的出现也为宋朝文化的发展增添了不少色彩。
其中，诗词、绘画和书法等艺术形式都有不少的突破和发展，如苏轼的文学造诣和王安石的诗词变革等。
此外，宋朝还发生了一系列与宗教、科技等相关的文化现象，这些都是对宋朝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在宋朝的历史研究中，考古学的应用也日益受到重视。
通过对宋代古墓和古建筑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宋朝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还可以揭示许多宋朝在文化、科技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
同时，通过对宋代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宋朝历史的了解和认知。
综上所述，宋朝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多元化的学科，其中包含了政治制度、社会变迁、文化繁荣和考古学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宋朝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也能够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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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宋史研究综述李全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2)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本年度的宋史研究论著从数量上看，可谓丰富。
关于宋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集近50种，论文800多篇。
本年度宋史研究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十卷本《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全集共收录邓广铭先生学术著作六种，古籍整理笺注四种，讲义、教材、百科词条等五种，以及论文等224篇。
其他主要著作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周梦江《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柳立言《宋代法律与妇女》(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忠礼《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巴蜀书社)，邢铁《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赵永春《金宋关系史》(人民出版社)，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宋史研究丛书再出两种：李景寿《宋代商税问题研究》和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
论文集主要有：包伟民主编《宋代社会史论稿》(山西古籍出版社)，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葛金芳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人民出版社)，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此外还有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献校勘、整理等方面的著作有：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大出版社)，孙猛《郡斋读书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燕永成《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彭向前补注《宋史夏国传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二十五史补编》委员会编《宋辽金元明六史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李勇先、毛丽娅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俞定启、乔卫平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文献集成(北宋南宋)》(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傅璇琮等编《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
等等。
以下仅就本年度宋史研究的一些主要论文略作综述，绝大多数过于专业的文学、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的论著从略。
限于篇幅、学识与信息的不足，难免遗漏，请方家指正。
一、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说”自提出以来，经历了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和修正，其内涵较之最初已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范式，它已经成为学界对话的平台，一直在推动着学界对于唐宋史以及宋元明历史变革的探讨。
本年度研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应该是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研究合作与对话。
先是年初《文史哲》杂志第1期组织的有唐、宋史学者参加的“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笔谈”，后来是年底出版的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
“笔谈”包括文章四篇。
杨际平《唐宋土地制度的承继与变化》对宋朝的“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并不存在从兼并到“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变化。
林文勋《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强调了商品经济发展对于促成唐宋变革的作用。
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论述了制度变迁与唐宋社会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
谢元鲁《唐宋制度变迁：平等与效率的历史转换》提出唐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方式由注重平等到注重效率，而政治制度则相反，唐宋之际的统治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平等趋势，终于向宋元以后的君主集权高效率专制体制转化。
《唐研究》“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共收有24篇学术论文和7篇相关书评。
其中张广达先生的6万字长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站在很高的学术立场上，以其国际性的视野，对于“唐宋变革说”的来龙去脉和内藤假说对中国历史各方面研究的影响从学理上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精到的分析，是清理百年来唐宋变革说学术史的总结之作。
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则对美国宋史学界基于对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的修正而提出的、在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唐宋转型说(郝-韩说Hartwell-Hymes Hypothesis)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专题论文中有8篇是唐宋并举的通贯性研究。
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以《政要》、《宝训》类著述为切入点，比较了唐宋时期阐发“祖宗故事”的方式，讨论了唐宋君臣逐渐将保守“祖宗基业”推向自觉的过程。
吴丽娱《唐宋之际的礼仪新秩序——以唐代的公卿巡陵和陵庙荐食为中心》讨论了中古国家礼仪新秩序的构建。
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讨论了从唐到宋“祀典”与“淫祠”概念的落实，以及新神明体系的逐步形成。
朱玉麒《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从唐宋传奇与话本所反映的地理空间变迁入手，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的关键性变革。
孟宪实《唐宋之际敦煌的民间结社与社会秩序》则通过敦煌数据，讨论了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的民间结社。
黄正建《关于唐宋时期崔府君信仰的若干问题》探寻了崔府君信仰发展过程中两条线索，讨论了混合有地方神和地府神双重因素的崔府君地位抬升与下降的演变轨迹。
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探讨了枢密院在唐、五代、北宋前期的职能演变及其长官人选从宦官到文吏、文臣的变化过程。
刘新光《唐宋江南地域空间的分化与整合》，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他以“唐宋”为题的文章尚有30多篇，涉及到唐宋经济、制度、宗教、风俗等多个方面。
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古今农业》第4期)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畲田的相关问题及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宋军风《唐宋商人婚姻变迁探析》(《石油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唐宋商人通婚的变化。
熊海英《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复旦学报》第6期)论述了从唐代经北宋到南宋，中秋节从无到有，从文人行为到大众化节日的过程。
二、政治史政治事件。
王曾瑜《北宋末开封的陷落、劫难和抗争》(《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陷落过程和原因，批评了宋朝统治集团能力的不足和政策的失误。
王晓薇《北宋嘉祐治平时期的政治改革》(《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讨论了北宋中期的各种改革主张，认为其中只有王安石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
何平立《宋真宗东封西祀略论》(《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真宗东封西祀的活动是礼治社会整合和调适统治阶级政治秩序，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
符海朝《南宋楚州知州与山东忠义关系之辨析》(《殷都学刊》第3期)探讨了六任楚州知州在山东忠义问题上采取的种种措施，分析了南宋在山东忠义关系上失控的根本原因。
政治文化。
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第7期)通过对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等有关文治的话语分析，揭示出话语阐释同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指出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第5期)指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的演变对促成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一消解过程的解读，使我们看到唐宋变革的很多侧面。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ll卷)则着眼于宋代的政治秩序理念，通过五代史观的流变，观察史学观念、正统观念和华夷观念的动态衍化。
韦兵《五星聚奎天象与宋代文治之运》(《文史哲》第4期)略述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天象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以及两宋对此天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显示星占解读与文化政治变迁之间的互动。
曹家齐《“爱元祜”与“遵嘉祜”——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第11期)认为宋高宗“爱元祜”背后实为“遵嘉祜”。
这种所谓盛世楷模的束缚，使赵宋的后继者们屡失变革的机会。
朱丹琼、范立舟《南宋中期政治特性之形成与治国理念之嬗递——以宋孝宗、韩侂胄为例》(《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南宋在追求边疆安全和政权稳定这种政治目的过程中所显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基本性格及其对宋孝宗“内修政理”和韩侂胄“恢复故疆”的制约。
制度。
张邦炜、杜桂英《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I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宋初期的都部署主要是中央统兵大员或前敌总指挥，宋初的统兵体制应概括为“枢密院一三衙一都部署体制”。
林煌达《宋代州衙录事参军》(《唐研究》第11卷)从编制、来源、职责、俸禄、转任、奖惩等方面探讨了州衙录事参军。
范学辉《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史学集刊》第2期)讨论了北宋时期制衡三衙的种种措施；《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第3期)逐朝分析了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变化，指出北宋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范立舟、蒋启俊《两宋赦免制度新探》(《暨南学报》第1期)认为两宋时赦宥发展为常制，它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危害。
刘斌《宋代六部架阁官制度》(《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六部架阁官制度的显著特征是精英化与馆阁化，它提高了行政效率，防止了胥吏乱政，又培养了大量人才。
游彪《宋代邸报的“禁区”及其官员与邸报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论述了邸报内容的诸多“禁区”以及邸报同官员之间的密切联系。
余蔚《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历史研究》第4期)借鉴行政学中的“分离制”与“完整制”的概念解释了宋代地方行政组织体制的变迁及其政治意义；《宋代的财政督理型准政区及其行政组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分析了以发运使等为长官的准行政组织的财政职能及其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参与，认为由于它们的权力扩张受到中央政府的抑制，而最终未能成为正式的行政组织。
法制。
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ll卷)概括了宋代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追踪了在南方与北方、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差异与互动中，保障中产之家利益的法律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
魏天安《宋代的户绝继承法》(《中州学刊》第3期)认为宋代户绝继承法相当周密，体现了财产私权不断扩大和宗法关系逐渐淡化的趋势。
杨芹《宋代流刑考》(《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以沙门岛为主要例证考察了宋代流刑的流放地、流人押送与管理等具体情况。
赵旭《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史学月刊》第5期)分析了在国法和家法双重压力的民间诉讼的发展所受到的重重限制。
军事。
程龙《论北宋对夏作战中的引兵就粮》(《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宋就粮兵原驻地与就粮地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分析了就粮措施的实施与战争形势之问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