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晚年著作《大学问》探析
发现“吾心之良知”——对王阳明《大学问》的一种解读
发现“吾心之良知”——对王阳明《大学问》的一种解读谢青松
【期刊名称】《人文杂志》
【年(卷),期】2022()10
【摘要】王阳明晚年口授的《大学问》,高度浓缩了他生平讲学义理,堪称“阳明之心印”。
在此文当中,王阳明依次回答弟子关于《大学》文本的提问,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心学”之思想精髓。
所谓“大人”,就是发现了自己并非这个有形有相的血肉之躯(“形骸”),而是那个无形无相的纯净意识(“万物一体之仁”),进而认同于“万物一体之仁”的人,那是“我”的真实身份(“真己”)。
“大人之学”旨在探索自己的真实本性,发现“吾心之良知”。
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保持觉知、安住当下,进而超凡入圣,达到“至善”之境。
【总页数】10页(P35-44)
【作者】谢青松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哲学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8.2
【相关文献】
1.作为现象学问题的“致良知”——《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结束语
2.“慎独而致吾之良知”--中年黄绾对王阳明良知学的一种阐释
3.王阳明良知与致良知学说中的心理学问题
4.在"良知"中生成的"心"与"物"及其关系
——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合理诠释5.以月印心,良知可鉴:\r从王阳明咏月诗看其良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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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80780_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万物一体”是王阳明重要思想之一，甚至被认为贯通于他的全部思想，是“致良知”说的极峰。
〔1〕阳明对于“万物一体”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他晚年所写的《答顾东桥书》《亲民堂记》《答聂文蔚》以及《大学问》中。
正如《王阳明年谱》所记载，明嘉靖三年，阳明居越讲学，四方弟子云集，“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
先生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
”〔2〕可见，“万物一体”是阳明晚年的重要思想，并且与他对于《大学》的阐发密切相关。
那么，阳明晚年专一阐发的“《大学》万物同体之旨”具体是何内涵？阳明又如何将《大学》和“万物同体”联系起来进行阐述呢？《年谱》并未展开论述，但从阳明所作的《亲民堂记》以及出征思、田之际口授门人的《大学问》中可以找到答案。
其中又以《大学问》最为具体翔实，可视为阳明晚年关于《大学》万物一体思想的总结。
在《大学问》中，阳明首先借用先儒“大学者，大人之学也”〔3〕的说法，将大程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4〕一转而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从而将《大学》与“万物一体”的思想联系起来。
接着，阳明以《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来系统阐发“万物一体”之旨，指出：“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
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
”〔5〕一、明明德即内圣：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阳明心学是围绕《大学》这一经典而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招标课题“阳明心学对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19GZGX02）、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大学》视域下的阳明心学研究”（Y20214669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詹良水，哲学博士，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
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
王阳明《大学问》批注
王阳明《大学问》批注【诗说周易】同人：善合民众以利征伐---------争战民为本，三军意若何。
同心诛暴虐，行义拥兵戈。
要塞常屯旅，汤池勿走鼍。
大师一相遇，郊祭有弦歌。
《自况》用伯俊兄癸巳秋日同学聚会感赋韵心香一缕透芸窗，对镜时看两鬓霜。
渐远浮名常自在，欲登道岸趁斜阳。
千年积雪望中得，九畹贞风梦里藏。
莫道六旬人已老，而今振羽又南翔。
我为何青眼于格律诗---------格律诗在文学中的地位按下不表。
我这里想谈谈常写格律诗在开发智力中的作用：1 格律诗是诗，诗须创作，耻于抄袭，所以写诗可以培养人的创造力。
2 诗忌平庸，贵出奇，老杜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所以写诗可以培养想像力。
3 写诗要讲格律，而格律既讲規矩，又可变通（例如“抝救”）。
所以写格律诗可以培养既严谨、又灵活的思维能力。
创造力，想象力，加上严谨、灵动的思维能力其意义如何，就无须我赘述了。
以上所言，仅供爱好中华文化，重视开发智力的朋友们参考。
王阳明《大学问》批注正文：问曰:"《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矣。
敢问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阳明子答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
（剑一：老子早有此思想。
谓“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 王为人之大，即“大人”也。
何为大？今所谓“代表”也。
道代表一切，天代表阳气，地代表阴气，王代表人，代表和气。
此即“四大”。
庄子曰：“不同同之之谓大。
”故大为公，为不同中的同，亦与老子意同。
以下阳明所言“一体”，“类同” ，用的就是老子之说，庄子之法——不同同之之谓大。
）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
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王 阳明名著深度解读
王阳明名著深度解读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
他的思想和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的名著众多，其中《传习录》堪称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弟子们记录其言论和思想的著作。
在这部书中，王阳明阐述了他的心学理论，强调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重要观点。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所谓良知，就是每个人内心天生具有的道德判断力和善良本性。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被各种私欲和外界的干扰所蒙蔽，从而失去了对良知的感知和运用。
因此，“致良知”就是要通过不断地自我反省和修炼，去除私欲的遮蔽，恢复良知的本来面目，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
比如，在面对利益的诱惑时，我们内心的良知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如果我们能够听从良知的指引，不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就能做出符合道德和正义的选择。
然而，要做到“致良知”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并努力加以改正。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另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
他认为，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将知识和行动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道德的完善和人生的价值。
传统观念中，往往将知和行看作两个阶段，先有知，然后才有行。
但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真正的知，必然会体现在行上；而真正的行，也必然是在知的指导下进行的。
例如，我们知道孝顺父母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只是口头上说说，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去关心、照顾父母，那么这种所谓的“知”就不是真正的知。
只有当我们将孝顺父母的想法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比如经常陪伴父母、关心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才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个人成长方面，“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教导我们要不断审视自己的内心，保持善良和正直的品质，同时要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付诸实践，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王阳明心学入门课~大学问读后感
王阳明心学入门课~大学问读后感篇一王阳明心学入门课~大学问读后感最近我读了王阳明心学入门课的《大学问》，哎呀，这可真是让我有种“脑袋被敲了一棒子”的感觉！说真的，一开始我觉得这东西可能会很枯燥，毕竟是哲学嘛，能有趣到哪里去？但真正读进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也许是我之前对哲学的误解太深了。
王阳明说的“致良知”，我觉得就像是给我们的内心装上了一盏明灯。
可能有人会说，这也太夸张了吧？但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总是被各种诱惑和干扰牵着鼻子走，“良知”这东西就好像能让我们在迷路的时候找到回家的方向。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有次考试，我旁边的同学想抄我的答案。
我心里那个纠结啊，一方面觉得帮他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不对。
这不就是我的“良知”在提醒我吗？最后我还是坚定地拒绝了，我觉得这就是听从了内心良知的声音。
不过，有时候我也在想，这“良知”到底是天生就有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呢？也许两者都有吧。
但不管怎样，我们得努力去发现它、呵护它。
读了《大学问》，我觉得自己好像懂了点什么，但又好像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这心学的路，还长着呢！我能真正领悟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去尝试，去探索，谁让这玩意儿这么吸引人呢！篇二王阳明心学入门课~大学问读后感嘿，朋友们！我刚读完王阳明心学入门课的《大学问》，这感觉，真是一言难尽啊！你们能想象吗？一开始，我翻开这本书，心里直犯嘀咕：“这能看懂吗？别又是一堆深奥的大道理，让人摸不着头脑。
”可谁知道，读着读着，我居然入迷了！王阳明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心即理”，这让我不禁想到，我们平时做事情，是不是常常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呢？我就有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心里不愿意，却因为各种原因去迎合别人，结果自己难受得要死。
这难道不是没有遵循“心即理”吗？还有啊，“知行合一”这个观点，真的是让我反思了好久。
我总是想着要好好学习，要多读书，可实际行动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这能算是“知行合一”吗？肯定不是啊！也许我觉得我知道了该怎么做，但没有真正去做，那就等于不知道。
论王阳明对《大学》的重解
论王阳明对《大学》的重解
《大学》是儒家学说中的一部经典，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篇经典。
它的思想受到了众多思想家的持久关注。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思想家便是王阳明。
王阳明对《大学》的解读与诠释尤为独特，为广大思想家所肯定。
本文着重从王阳明对《大学》的重解入手，对王阳明对《大学》的独特解读进行分析与总结。
二、王阳明对《大学》的独特解读
1、本物论
王阳明认为，学者应该执行本物论，关注自然规律，而不是追求名誉和道德高尚。
他认为，学者应关注自身的行为，用自身的表现来展现自身的信仰。
只有追求本质，才能在学术上有贡献。
2、仁政论
王阳明认为，仁政就是以维护民众的利益为本，以君子政治理念为基础的统治模式。
他认为，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文明，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应以此为基础。
他认为，政治文明的核心在于崇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
3、信仰论
王阳明认为，人应该以坚定的信念为准则，努力实现实践来完善自己的信仰。
他认为，信仰可以维系人与自然的联系，也能指导人的行为，促进人们追求智慧。
三、结论
从前述王阳明对《大学》的独特解读来看，他的经典解读是崇尚
理性、仁慈、信仰和智慧的。
他崇尚理性，反对佛教和儒教，并以理性为基础，为人类提出了一种实践信仰；他以仁慈为准则，主张以维护民众利益为本，以君子政治理念为基础；他以信仰为基础，强调以坚定的信念为准则，用实践来完善自己的信仰；他以智慧为目标，依靠智慧来满足人的要求。
《〈大学〉问》简析金春峰：如何读懂王阳明？
《〈大学〉问》简析金春峰：如何读懂王阳明？冯友兰先生提倡“读书有间”，钻到里面去发现问题和矛盾，这是逻辑分析方法；胡适先生提倡研究思想，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是历史分析方法。
二者结合起来，可得全功。
孔子说：“吾欲托诸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与其写一篇长文论述这两种方法，不如解剖一个实例。
本文对《〈大学〉问》的简析就是一种尝试。
下面分七个部分论述。
【王守仁（1472.10.31—1529.1.9），字伯安，别号阳明。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一、为什么要推出《〈大学〉问》？钱德洪解答了这一问题，他说：“《〈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
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
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
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
’门人有请录成书者。
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
’嘉靖丁亥八月（王五十六岁），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
师许之。
录既成，以书贻洪曰：'《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藉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
’盖当时尚有持异说以混正学者，师故云然。
师既没，音容日远，吾党各以己见立说。
学者稍见本体，即好为径超顿悟之说，无复有省身克己之功。
谓'一见本体，超圣可以跂足’，视师门诚意格物、为善去恶之旨，皆相鄙以为第二义。
简略事为，言行无顾，甚者荡灭礼教，犹自以为得圣门之最上乘。
噫！亦已过矣。
自便径约，而不知已沦入佛氏寂灭之教，莫之觉也。
古人立言，不过为学者示下学之功，而上达之机，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语知解，非所及也。
……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
《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王阳明晚年定论的论文
《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王阳明晚年定论的论文王阳明（1472~1528）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有关王阳明的文献中，历来学者都较为看重《大学问》一文（见《王阳明全集》*卷26“续编一”，967-973页），将它视作研究王阳明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
《大学问》的史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王阳明全集》编纂者钱德洪对它来历的说明。
迄今为止，未见有对此来历之说提出质疑。
本文则考证出，钱德洪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法并不可信；《大学问》不是王阳明的晚年定论，它的史料价值必须重新予以认识。
关于《大学问》的来历，全集乃有如下说法：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
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
德洪受而录之。
（《全集》卷26，967页。
）按：从文中的“吾师”、“德洪”这些称呼来看，这一说明当为王阳明弟子、文集编纂者的钱德洪所加。
“师”即王阳明，“征思、田”系指王阳明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接受朝廷命令前往两广平定思州、田州之乱一事。
王阳明从家乡越中起程日期为是年九月八日[1]。
据此而言，王阳明口授、钱德洪笔录《大学问》一事当发生在王阳明出发之前。
具体又是何时呢？《大学问》尾跋又云：德洪曰：《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
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
······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
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
门人有请录成书者。
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
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
（《全集》卷26，973页。
） 据此而言，《大学问》为王门“教典”，讲习已久，但一直似乎是口口相传。
《大学问》首次笔录成文，则是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八月。
那么，《大学问》最早付梓刻印又是何时呢？《大学问》尾跋亦有说明：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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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晚年著作《大学问》探析王阳明在他逝世前一年，特意为弟子讲授其关于《大学》“三纲”的体认。
这一讲授在录成文本时取名《大学或问》，后改为《大学问》。
关于《大学问》，学者的研究多以为它乃阳明晚年定论，是与《传习录》同样重要的阳明学代表文献。
至于它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学者又语焉不详，缺乏细致的论证。
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细致论证说明《大学问》之重要就重要在它实际上是阳明在晚年对自己哲学所做的纲要性的阐述。
这个阐述，宗旨不是纠正其早年思想的偏颇，以便给其思想下个自我定论；而是就其哲学做整体性的描述，亦可谓阐述其哲学纲要，以便其弟子精准地掌握其哲学思想的精义。
由于一年后阳明便逝世，而逝世前一年又因忙于平息动乱和安抚民心等诸事而无暇再讲学术，《大学问》实际上就成为阳明对其弟子所做的思想上的最后交代①。
一王阳明在逝世的前一年②，与其入门弟子有两次学术问答。
这两次问答的记录文本，无论对于正确理解王阳明哲学，还是正确理解整个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之发展历程，都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这就是在宋明理学史上十分着名的阳明“四句教”和《大学问》。
关于“四句教”的成因及产生时间，在其弟子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中，有清楚的记载：时值1527年阴历九月八日夜晚，地点在越城天泉桥上，目的是想调和钱德洪与王畿关于“心体无善无恶”之体认分歧。
但关于《大学问》，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却只字未提，只有记录者钱德洪的简单交代：“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
”通过这个交代，我们只能知道《大学问》产生于王阳明将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之时，难以详知其产生之具体地点与时间。
若想稍知其详，当细考“将发”之时。
《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朝廷命阳明出征平息思恩、田州之乱，时为嘉靖六年（1527）五月，王阳明本不想应命，上疏请辞，以致一再拖延，直到八月“先生将入广”④。
而钱氏所谓“将发”,应该具体就是指“将入广”.因为根据《年谱》记载，王阳明正式“发越中”即离开故乡越城出征之时，不是在八月，而是在“九月壬午”.钱德洪在《大学问》记录文本的末尾，还加了一则附记以交代其缘由和说明其意义，其中提到：“嘉靖丁亥（1527）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
”此所谓“许之”,是指王阳明同意其弟子将其所讲“录成书”,以书面文字形式流传的请求。
既然弟子们的这一请求（容许将《大学问》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流传）也是发生在丁亥八月，那么开讲《大学问》，只能在此前。
文前的“征思、田将发”与文后的“起征思、田，将发”,既都发生在八月，则后一个“将发”应是指准备正式动身出征广西，时间应是在八月下旬，因为“九月壬午”已经正式开拔了。
既然弟子的这一请求发生在八月下旬，那么王阳明开讲《大学问》当在八月中上旬，而最有可能是中旬，即在他被朝廷使节“敦促上道”而不得不准备动身之时。
王阳明开将《大学问》的时间既明，那么开讲的地点也就可以推断为在其家乡山阴（今绍兴）.因为根据《年谱》记载，自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六年（1527）九月初出征广西期间，王阳明一直居住于家乡余姚。
现在要问：王阳明为什么要在出征广西前夕特意为入门弟子讲《大学问》。
按照钱德洪的说法：“《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
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
”王阳明特意讲授《大学问》，本想为王门后学留下“教典”,希望王门后学照它的意思以教授初入王门的学子。
钱德洪的这个说法，未必契合阳明特意讲授《大学问》的初衷。
因为按照王阳明一贯的做法，凡接待初次请教的学子，必以讲解《大学》《中庸》要义的方式指示为学门径，然而他这次为何又违背惯例特意为已入门多年的弟子讲授《大学》。
况且，如只想为王门后学留下讲《大学》的“教典”,则他必为弟子整全地讲授《大学》，绝不会只讲《大学》的“经”而不讲它的“传”.从《大学问》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讲解《大学》的“经”来看，阳明实际上是在讲他自己哲学的逻辑展开。
由此可以推断，阳明于嘉靖丁亥③八月，例外地为其已入门弟子讲解《大学》的“经”,目的显然不是为弟子指示为学路径，也不是为弟子以后讲《大学》立个“教典”,而应是特意向弟子阐述其哲学纲要，在思想上向弟子做最后交代。
正因为王阳明特意讲授《大学问》的初衷是做最后的思想交代，所以他起先希望其弟子以心传的方式传承其所讲，不同意弟子将其所讲“录成书”,以书面文字形式流传。
他解释不同意的理由：“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
”④那么要问：为什么阳明起先会认为对其所讲若以书面文字形式流传的话则“无益”,只有“口口相传”才有益处呢？王阳明对此没有做任何说明，我们也就难以推知。
臆之，未必不是因为阳明觉得对传承其思想来说，“心传”要比“文字传”更有效、更重要、更有价值。
这可能受禅宗“传衣钵”以延续思想传统的影响，但更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口口相传会因其私密性更容易引起弟子的重视。
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表明：阳明特意讲《大学问》，本意不是为王门后学方便讲《大学》留下一份教学大纲，而是为了其后学精确掌握其哲学留下一份思想纲要。
《大学问》被完整地留了下来，恰恰因为阳明后来在弟子的一再请求之下，同意将《大学问》录成书，以书面文字形式流传。
否则，只“口口相传”,我们今天即便仍能读到《大学问》，但所读未必是它的完整文本。
这就让人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阳明为何改变想法，同意将《大学问》录成书面文本？这个问题，因缺乏史料，现已无法考证出明确的答案。
现在所能了解的是，《大学问》录成书面文本后，曾呈阳明过目，而且他自己也就起先不同意将《大学问》录成书面文本做出简单的解释：“《大学或问》数条，非不愿共学之士尽闻斯义，顾恐藉寇兵而赍盗粮，是以未欲轻出。
”这个解释，只是告诉弟子，他起先不同意将《大学问》录成书面文本，是因为担心流传出去给其论敌提供攻击他的借口。
那么根据这个解释也只能反推出：他后来之所以同意将《大学问》录成书面文本，是因为放下了这个担心，不怕《大学问》流传出去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借口。
从上面引文中的《大学或问》②来看，《大学问》在呈阳明过目时，名为《大学或问》。
这个篇名，应该是仿照朱熹的《四书或问》而取。
它作为《大学或问》原先的篇名，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那么，将《大学问》改名为《大学问》者，显然是阳明弟子，最有可能就是钱德洪。
此篇名的改动，是否征得王阳明本人的同意，现今难以考证。
但从钱德洪让阳明过目在先，而阳明给钱德洪发信谈《大学或问》在后来断，篇名改动事先当未征得阳明同意，而直至阳明逝世，钱德洪再无机会就篇名改动一事征求其师意见。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在阳明逝世前，《大学或问》并未改名，而在阳明逝世后才由钱氏改名为《大学问》。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妨碍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钱德洪为何非得改名？钱氏没有交代。
但我推测他将《大学或问》改为《大学问》，定出深思。
《大学或问》这个篇名所显示的意思只能是对《大学》的问答，但它实际上只是关于《大学》“经”的问答，并不涉及《大学》的“传”的内容。
钱氏改篇名也许出于这个考虑，但还可能出于更深的考虑：借改名提升《大学或问》的思想意义。
因为《大学问》一眼看上去，让人立即理解为是对最高学问或最大学问的论述，而绝不会让人觉得是关于《大学》的问答。
由以《大学问》篇名示人的意思似可以推断：钱德洪之所以改篇名，正是因为他希望师门不要将其师最后的思想交代看作有关《大学》的解释，而应视之为做人治学的最高、最重要的学问。
钱氏说《大学问》是阳明为王门留下的“教典”,或许就是从《大学问》对于全面而精确地体认阳明哲学之重大意义上来强调的。
接下来就势必要讨论《大学问》篇名的真实含义。
以往，大多数学者把这个篇名理解为“《大学》问”,其意只表示关于《大学》的问答。
这样理解，有两点难以圆说：（1）该篇文字，只涉及对“经”之要义的理解，不是关于整部《大学》解释，则为何以偏概全，取名为“《大学》问答”?（2）若此篇名确是表“《大学》问答”之意，钱德洪为何要改《大学或问》为《大学问》，难道钱德洪竟不知去掉“或”字就不能显示“问答”的意思①。
既然理解为“《大学》问”难以自圆其说，则不妨将此篇名之“大”字作形容词解，将“学问”作名词解，《大学问》此名是表示文中所涉及的学问，不是一般的学问，而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
王阳明在出征思恩、田州之前，特意向钱德洪这样的入门多年的弟子传授至大、最根本的学问，未必没有向弟子们就自己的学问做最后交代的意思②。
一年后，王阳明逝世于出征返程的途中。
无论王阳明是否因事先有预感而特意为弟子们讲“大学问”,客观地讲，《大学问》确实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篇章。
《大学问》对于正确把握王阳明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既说《大学问》为阳明留给后人的最后篇章，就必须解决它与“四句教”孰先孰后问题。
若的确如上面所考，《大学问》成于嘉靖丁亥（1527）八月中旬，那么阳明讲《大学问》就比他传“四句教”早了20来天，因为《年谱》很清楚地记载着阳明传“四句教”时在嘉靖丁亥九月“初八日”夜半①。
“四句教”既然晚于《大学问》，为什么还要强调《大学问》乃阳明留下的最后篇章呢？这主要不是从文字数量多少来说的，而是从两者的价值大小来说的。
正如以往研究所形成的主流看法，王阳明传授“四句教”目的是调和钱德洪与王畿关于“心体”体认的认识分歧，即对“心体”本来是“无善无恶”（钱）还是“有善有恶”（王）的认识分歧，以强调钱、王两人“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希望“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③。
由此可知，“四句教”的传授，出于特定的愿望，为解决特定的问题，绝不是出于全面总结其思想之考虑，因而“四句教”也就不具有阳明哲学之纲要性文献的价值与意义，尽管它也十分重要。
《大学问》则不然，它的传授，本来就出于阐述其哲学纲要之考虑，希望在最后为后人留下一份哲学上的全面、总结性的陈述。
至于阳明何以预感到以后再无机会全面陈述其哲学，就属于神秘范畴的问题，我们当然难以回答。
但人在特定的场合，对自己的未来遭遇有所预感，也是被经验所一再证明的事实。
这个事实，亦未必不适用于王阳明。
况且，王阳明也未必不是出于“万一”之考虑而特意在出征前夕做思想上的最后交代，因为他毕竟是出征平乱，很难打消性命之忧。
二尽管研究者对于《大学问》的认识有分歧，但视它为阳明晚年思想定论，似乎是多数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分歧只在于从哪个层面去把握。
有的学者，例如钱明先生，从阳明的“《大学》学”的层面来把握《大学问》作为其“《大学》学”之定论的价值与意义，强调较之早年对《大学》的认识，“王阳明晚年《大学》的重点是对《大学》的重解，而不是恢复古本、调整结构”①；有的学者，如陈来先生，则从儒家精神境界的高度来把握《大学问》的价值与意义，强调《大学问》之可贵就在于它“全面阐发了阳明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