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始于20世纪初期。
从50年代起，更加发展起来。
美国早期的人类语言学家多出身于人类学。
F.博厄斯、E.萨丕尔、B.L.沃尔夫都对社会结构比较原始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进行过实地调查研究。
他们在调查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调查研究任何语言都应当同时了解被调查人们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宗教信仰、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必须懂得当地居民的语言。
尽管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中,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可是在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还是比较困难的。
沃尔夫曾经力图在某些语言结构和某些文化结构之间建立这种关系，没有成功。
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 斯特劳斯(1908～)认为,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文化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语言和文化的一般性关系，第三个层次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并且指出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层次。
这个观点比沃尔夫前进了一步。
人类学知识：语言学和文化的关系
人类学知识：语言学和文化的关系语言学和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广泛而且深刻的话题。
在人类学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被称为语言和文化交叉研究，或语言人类学。
语言和文化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它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首先，语言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和普遍的交流方式。
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可以传递各种信息，包括事实、感受、意愿等等。
语言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各种特点，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
例如，德语重音句型的特点就反映了德国人的思考方式，英语语言中大量的动词和名词则反映了英国的工业化历史。
其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语言不仅反映了文化，而且也塑造了文化。
语言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它们的发展和演变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人类社会中的语言和文化都是相互联系的，文化是语言的一部分，也是语言的来源。
例如，汉字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它不仅是中国汉族语言文字的主要符号，也是各种方言、口语、文学等的基础。
此外，语言和文化对人类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语言不仅反映了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而且也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例如，在日本社会中，人们喜欢使用谦虚和礼貌的用语，这种行为方式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尊重和对长辈的尊重。
同样地，一些文化中纠结于细节的审美观和生活方式，也会深刻影响语言发展，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
最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虽然语言和文化可以相互反映，但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也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特色。
例如，在英语中，“我爱你”的表达很简单直接，但在法语中，这种表达方式则显得复杂和细腻，这反映了法国人对于爱情的不同观念和态度。
总之，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人类学中一个重要和广泛的研究领域。
语言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塑造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加，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将会越来越重要，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定义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定义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着重研究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它不仅关注语言本身的结构和演变，还探讨语言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的功能、作用以及与其他文化要素的互动关系。
下面将详细介绍人类语言学的定义、研究范围和重要概念。
1. 定义人类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结合了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方法，旨在理解语言如何反映和塑造人类文化、社会结构以及认知过程。
它探讨语言在人类演化、文化传承和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强调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2. 研究范围2.1 语言结构和语音学人类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基本结构和声音特征，包括语法、词汇、语音、语调等方面。
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较和分析，揭示语言结构的普遍规律和变化。
2.2 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关注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如何反映和传递文化价值、社会规范，以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它考察语言在社会交往、仪式、传统等方面的应用。
2.3 民族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关注语言在不同民族和社群中的使用情况，研究语言如何反映民族认同、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
这包括对少数语言和濒危语言的保护与研究。
2.4 历史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追溯语言的演变和发展过程，通过比较古代文献、语言重建等方法，揭示语言的历史变迁、分支和联系。
2.5 人类语言学与认知科学人类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结合，研究语言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包括语言习得、记忆、思维和文化传播等方面。
3. 重要概念3.1 萨皮尔-沃夫假说由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和本杰明·沃夫提出的假说，认为语言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即“语言塑造思维”。
3.2 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包括方言、语言变体、语言变迁等，关注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3.3 民族语言学与多样性强调各民族的语言多样性，关注少数语言的保护、传承与研究，倡导尊重和保护语言多样性。
人类学与语言学解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人类学与语言学解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人类学和语言学作为两个重要的学科，旨在解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沟通工具，不仅仅是传达信息的媒介，更是文化的体现。
通过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
本文将通过对人类学和语言学的介绍，探讨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以及解析这种联系的方法。
一、人类学与语言学的概述人类学是一门关注人类的学科，研究人类的文化、社会和生物学特征等多个方面。
而语言学则是研究语言的学科，包括语言的结构、语音学、语义学等多个领域。
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结合，使得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类社会和文化。
二、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语言反映着文化的特点，同时也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以下是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几个方面：1. 文化影响语言：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等，这些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形成和发展。
例如，一些文化对于礼貌和尊重有着特殊的要求，这将体现在语言中，比如使用敬语或避免使用冒犯性词汇。
2. 语言反映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了某个文化特定的观念、价值和信仰。
通过研究某一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习语等，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个文化的特点和背景。
3. 语言塑造思维：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例如，一些语言区分性别，这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处理。
三、人类学与语言学解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的方法人类学和语言学提供了多种方法来解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方法：1. 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来深入了解某个社群的语言和文化特点。
他们会与当地人亲自交流，观察他们的语言使用和社会行为，进而分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2. 语义分析：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它研究语言的意义和概念的表达方式。
通过对词汇和短语的意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中特定词汇和表达方式的涵义。
人类语言学
一、人类语言学
❖ 可以了解到
▪ 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合程度； ▪ 还可以了解到某民族的形成、分化、融合、迁徙； ▪ 以及依据语言材料可以进行民族识别，研究民族的历史、文
化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一、人类语言学
传统上，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与社会的科学。
也有人认为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
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
Contents
1
人类语言学
2 中国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背景
3
语言的起源
4
语言与思维
5
语言与民族
Contents
6
语言与文化
7
语言接触与民族接触
8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9 语言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10
中国民族语言谱系分类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
一、人类语言学
❖
现代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
夫斯基(B.K.Malinovski
1884-1942)主张建立人类文
化语言学理论（
ethnolinguistic theory）
。
▪ 提出：“语义分析常常把我 们引向人种学描写。一种语 言形式的出现，使用和变化 ，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社会 有密切联系，要弄清一个形 式的意义和语法关系，必须 了解人种学。”
❖ Boas(老师)---Sapir (学生/老师)--Whorf （学生）--Boas 认为， 对一个 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地理条件或客观环境， 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由于某一文化的 语言是这一文化最突出的创造，因而语言是 打开一个民族文化大门的钥匙，语言对了解 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文化语言学简介及三大流派
一什么是文化语言学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
”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语言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民族文化对语言的存在形式和演变怎样产生影响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
二文化语言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1）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世界语言学的主流学派——结构语言学有着明显的不同。
结构语言学所依据的是符号学理论，它把语言看做是一种以声音为载体的符号系统，所关注的是语言符号系统的音义结合规律、组合与类聚规律。
它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强调语言对象的纯洁性。
它所提出的与历时相对的共时观、与言语相对的语言观，都是为了保证对象的纯洁性。
而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研究。
它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它本身采取的是何种研究模式。
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交叉学科的定位，从事的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映照式的研究，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互补的关系。
结构语言学是对语言本体的研究，文化语言学是对语言的应用性研究；结构语言学是主流研究，文化语言学是从属式的边缘性研究。
如果文化语言学采取的是语言本体研究的定位，从事的是站在文化的背景下对语言的人文性进行挖掘，并由此来观照语言状态与规律上的表现，那么它与结构语言学就是以两种不同研究范式对语言本体进行研究的学科。
我对文化语言学的看法
我对文化语言学的看法文化语言学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
因此，文化语言学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我通过对文化语言学的学习掌握住了解答现代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些问题的钥匙，这对我自身的发展、学识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思想史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学科扇面，而当代最活跃的几个语言学分支诸如语用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理论以及语言习得理论等，都可以从中获得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
所以，我通过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学习，不仅可以培养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领域的兴趣，而且还可以高屋建瓴地带动自己对当代语言学分支的钻研与探究。
文化语言学就其根本而言，是关于意象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意象。
所谓意象，既包括我们脑海中显现出来的各种图像，也包括我们通过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和动觉所获得的经验。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加利·帕尔默于1996年出版了其专著《文化语言学理论构建》，书中将认知语言学与语言人类学相结合，提出了文化语言学作为语言研究的新途径。
加利·帕尔默在其著作中以林语堂所译的《浮生六记》中的文化意象为分析语料，以自己的文化语言学为理论框架，用定性的个案分析方法辅以一定的定量阐释，剖析了该译本中反映江南文化特征和沈复内心情感世界的意象，通过解读林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处理这些意象的文化传递的方法和策略，探索了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应用于意象翻译的指导意义。
通过我对本文的研究，我发现，根据意象中“象”的传递类型，林先生在处理《浮生六记》中关于中国文化意象词语的英译策略可按照传承、变形、失落和扩增进行归类。
研究还表明，在意象的意义传递过程中，该译本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意象。
对于包含丰富文化信息的文化特有意象，林先生选择将其进行变形、失落和扩增处理，以便更好地传达文化信息。
人类文化语言学
一. 概论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上，常常看到“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来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国外正式出版物中收录的相关术语只有：人种语言学（或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
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内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游汝杰的《方言与文化》，该文是一本当时尚未出版的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
其后，桂诗春、顾嘉祖和陆晟主编的《语言与文化》2002年增改版序言中解释说“文化语言学”乃是译自英文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s）。
而事实上，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三个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创立过程中吸收了西方人类学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但由于它提出并坚持了以汉语人文性论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这一“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原则，因此，被它所吸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很自然地已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规定”和“语言型式”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经改造后的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观点与其原初形态已有了本质差异，中国文化语言学成为一种既对立于西方形式主义(或曰科学主义)语言学及其中国变体—中国现代语言学，又有别于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新范型, 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
我先分别介绍西方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再作一个比较。
二. 西方的人类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西方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成型于20世纪初，是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之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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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论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上，常常看到“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来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国外正式出版物中收录的相关术语只有：人种语言学（或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
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内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游汝杰的《方言与文化》，该文是一本当时尚未出版的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
其后，桂诗春、顾嘉祖和陆晟主编的《语言与文化》2002年增改版序言中解释说“文化语言学”乃是译自英文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s）。
而事实上，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三个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创立过程中吸收了西方人类学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但由于它提出并坚持了以汉语人文性论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这一“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原则，因此，被它所吸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很自然地已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规定”和“语言型式”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经改造后的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观点与其原初形态已有了本质差异，中国文化语言学成为一种既对立于西方形式主义(或曰科学主义)语言学及其中国变体—中国现代语言学，又有别于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新范型, 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
我先分别介绍西方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再作一个比较。
二. 西方的人类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西方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成型于20世纪初，是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之集大成。
它综合运用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人类文化模式和信仰有关的语言变异。
其缘起的学术逻辑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崇尚人文的奥尔菲传统，他关注人的认识的能动性，注重社会政治伦理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从而构成了西方学术中相对于形式主义倾向与流派的一种人文主义倾向与流派。
18世纪由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l668- 1774)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中首次依据“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提出符号学——文化语言学的思想，开创了把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和构成因素来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人文主义传统。
继维柯之后，第一个从系统的纯语言学角度对文化学一语言学作创造性阐释的是威廉·洪堡特(Wilhelrn Freiberr von Humbolt ,1767-1835)。
他首次认定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进而提出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特定的认知形式即“内蕴形式”.所谓语言的内蕴形式是一种语言的语义结构，它决定着语言的各种成分、模式和规则，反映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对事物、思想的表达方式和对语言的组织原则.包含着该语言集团对世界的一种主观见解.因此，语言的内蕴形式是一种语言的个性，是民族的思想表达方式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
简言之，语言的内蕴形式只是部分地为人类所共有并属于人类的智力特征，而另一部分则为每种语言所特有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构成该语言与其它一切语言形式的同一和差别.由此，洪堡特建立起著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人类各种语言的差异不在于外部声音和感性符号的不同、不在于对某一事物的称谓不同，而在于它的内蕴形式所取的对某一种事物的观点即世界观不同，因此，语言结构具有民族的特点，不能用莫须有的逻辑的普遍语法代替每种语言的独特性。
洪堡特所代表的文化学一语言学传统，在欧洲大陆曾因19世纪后期新语法学派的崛起而出现断裂.不过，一些具有文化哲学洞察力的语言学家还是沿着维柯、洪堡特的理论和克罗齐美学语言学的思路，继承和发展着文化学一语言学的传统。
最终于20世纪初形成了以莱奥·魏斯格贝尔(Leo Weigerber,1899-1985)的新洪堡特主义。
它直接继承并强化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语言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以对象化、客体化的认识框架或思维格局，而是一种具有主体能动作用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历史世界的塑造力量;语言以它独有的作为认识中介的符号体系，在把现实世界改造为精神财富的伟大转化工作中，积极参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构建。
正当欧洲人文主义语言学沿着洪堡特主义的路线深人发展之际，美洲的语言人文主义及其最早形态—西方人类语言学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地成长起来，但又与欧洲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
整个18一19世纪期间语言泛逻辑主义一直受到语言人文主义的挑战。
自20世纪之后，西方哲学思潮开始关注语言范畴对认识过程和思维范畴的影响，力图通过对语言意义及其类型分析求出逻辑范畴和确定辨明真理的程序，形成了20世纪欧洲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泛语言主义风格.正是这种哲学的泛语言主义和自19一20世纪贯穿于欧洲语言学的语言世界观思想，终于构成了西方人类语言学缘起的学术逻辑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是人类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和最发达的系统，语言研究一直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因而20世纪初开始的美洲人类学研究很自然地把美洲第一批居民即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与语言作为研究热点，同时吸引了一批语言学家的全力投人.从而促使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目的和方法的日益紧密结合。
语言学家认真思考“人类主要是通过语言去理解世界”这一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命题并付诸于他们的印第安诸语言的调查描写中，进而定型了人类语言学。
人种语言学，也称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
韦伯斯特世界大辞典第三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定义为：研究语言和非语言文化行为之间关系的学科（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cultural behavior）,其词缀Ethno来自于希腊语，指希腊人以外的“异族”。
这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结合民族类型和行为的研究来研究语言，这个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语言学和人类学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重叠，反映了相关学科——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共同兴趣所在，其下面还包括两个子学科：1.信息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或言语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 ofspeaking）。
这两个术语已被社会语言学家用来指这样一种语言研究，即识别有哪些语言外的因素构成信息的社会基础，重点在于描写语言的交互作用。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称为人类文化语言学家。
2.人类文化语义学（ethno semantics）或（ethnographic semantics）进一步采用人类学研究认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同文化环境中意义的结构方式（例如：亲属关系和颜色的表达，言语事件的话语结构等）和文化制约的语义变异原则。
三. 我国的文化语言学国内研究的“语言文化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列入解释性的语言学类别，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研究语言文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研究语言学与文化学得关系、重视语言的人文属性、强调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特征揭示汉语的特点。
它不把语言的生理性质、物理性质、符号性质等作为自己研究对象。
中国文化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和人文历史、人文地理、文学、戏剧、音乐、民俗等结合起来，既利用这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也利用语言学的知识与解决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阐释，虽不如西方系统和自觉，但是结合文化的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
例如西汉杨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等。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如法国的葛兰言（M.Granet）、马伯乐（H.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ufer）。
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我国的一些民族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如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从整个文化发展角度，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阐明音韵学的演进；罗常培先生曾著《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年北京大学出版），内容主要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的程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痕迹；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姓氏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50年代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的罗常培著《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重版)。
该书认同萨丕尔、帕默、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言学和文化学思想,指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
为此,作者演示了一套从语词的涵义发掘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典范。
它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说明语义演变反映出文化进展的阶段;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探求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的关系;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考察汉语借字显示的中外文化交流;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分析地名研究对于历史家和考古家的功用;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等。
作者自评:“这本小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
”罗氏《语言与文化》出版后, 由于种种原因，文化和文化史研究沉寂了30多年，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语言学与文化学关系的研究也随之没落。
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语言学界才形成一股文化语言学新潮。
理论学术界面向现实，反思过去，在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探讨的同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寻找新的语言学道路也随之提到新的日程上来。
它的兴起一方面归因于语言学工作者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所进行的反思,归因于学术界文化热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归因于日益繁荣的出版事业。
无论文化语言学的关系论派还是本体论派,其理论主张和研究成果都通过著作的出版得到展现。
现在学术界按其研究方向、侧重点不同分为三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主张从语言到文化,又从文化到语言进行双向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多少沿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其1989年发表的《文化语言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反驳，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性”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