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
卢沟桥事件简介
卢沟桥事件简介
卢沟桥事件，又称北京保卫战，是指1937年7月7日，
日军阵地指挥官厨川汉藏所下达的“挑衅老百姓”的命令，命令
士兵从卢沟桥开始，沿京保铁路向南进攻，试图占领北京市区。
这一事件被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也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开端。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部，是连接北京和山西省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
当日，日军所在的卢沟桥驻地周围的居民听到了奇怪的动静，纷纷涌到桥头上观望。
突然间，一声鸣笛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日军的机枪、火炮等重火力的狂轰滥炸。
卢沟桥尘土飞扬、残垣断壁，成为了那场凶险而毁灭性的战争中最值得人类反思的场景之一。
事实上，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的开始。
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占领了河北、山西等省的重要城镇，对中国国内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
卢沟桥事件不仅让中国起义军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也震动了世界，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卢沟桥事件之后，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共同纲领，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在各地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强大的力量。
8年抗战中，中国军民进行了长达7年的艰苦奋斗，最终在1945年以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和平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卢沟桥事件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它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命运和发展方向，也对全球和平和人类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回顾历史，我们能够凝视真相，领悟历史的深刻启示，并汲取坚毅勇敢的民族精神，为今后民族复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九一八事变中日战 争的导 火索
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的导火索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日本长期以来的侵略野心以及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开始对外扩张。
其军国主义思想逐渐抬头，认为通过侵略和掠夺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领土，以满足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求。
20 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列强纷纷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日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中国当时正处于清朝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防薄弱。
日本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侵略时机。
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露骨地表示要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
此后，日本不断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
1931 年，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在这之前，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收集和军事部署。
他们蓄意制造了一系列所谓的“事件”，如“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试图挑起事端，为侵略行为制造舆论。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当时，东北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了沈阳以及东北的大片领土。
这一政策无疑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导致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 14 年的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文化压迫和政治奴役，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民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也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
历史上日本制造的侵华事变及借口
历史上日本制造的侵华事变及借口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后，蓄谋侵华提上议事日程。
1931年9月18日夜十时许，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
很快，关东军河本中尉随即向我东北军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
”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开火，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就这样，日本侵略者使用贼喊捉贼的伎俩，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发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完全执行将介石国民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自退。
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入敌手。
一·二八事变——日僧事件1932年1月中旬，按照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策划，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武官，唆使一个自称是日僧的人，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又通过一个日本女特务指挥打手，冒充三友实业社义勇军殴打这个“日僧”，然后煽动日侨闹事。
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遣大批军舰、飞机、装甲车和海军陆战队来华。
日本领事馆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向日本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救国会等无理要求，并限48小时之内给予满意答复。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答应件件照办。
日本并不满足，又借口保护闸北日侨，于28日深夜，派兵开始进攻上海。
面对敌人的袭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违背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
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华北事变——张北事件九一把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势力逐步深入我华北地区。
1935年，日军借口亲日的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暗杀，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双方正交涉间，发生了“张北事件”。
一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中国驻军扣留，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纠纷，下令释放。
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这个时期，东北地区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和苦难。
然而，在这片疾苦之地上，东北抗日义勇军崛起了，他们以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成为了热血与希望的象征。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形成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形成源于满洲地区的民众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并将其改名为满洲。
这一事件激发了当地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
许多勇敢的青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加入了抗日队伍，开始了他们的艰苦卓越的抗战之路。
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战初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他们缺乏武器装备，缺乏组织和指挥系统，但他们并未被这些困境所吓倒。
他们组织起游击队，展开了对日军的游击战。
无论是在城市的暗巷中，还是在乡村的山林间，东北抗日义勇军都发动了一系列秘密而有力的抗战行动，对日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影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鼓舞了全国各地的人民，激发了更多人投身到抗战中去。
其次，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行动迫使日军分散兵力，使他们在东北地区的占领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此外，东北抗日义勇军还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迫使其提高对抗日战争的重视程度。
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精神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除了给中国抗战带来实质性的贡献外，更多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和坚定信念。
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始终坚持抗争，绝不屈服。
他们以生命和鲜血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英雄。
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地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伟大篇章，他们的贡献和牺牲将永远被铭记。
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中国人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全国范围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道灿烂的光芒，是中国人民坚持抗争的象征。
卢沟桥事变资料
卢沟桥事变资料卢沟桥事变简介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7月31日)，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1937年7月7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
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夜间日本军队以有己方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
遭到中华民国拒绝后，日本军队于7月8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华民国国军抵抗。
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
卢沟桥事变的背景1931年9月18日，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
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
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地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
同时，还根据1936年度侵华计划，制定了1937年侵华计划。
从1936年5月起，日本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华北局势日益严峻。
当时，守卫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卢沟桥事变的起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头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
当晚8点钟，日寇突然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一个士兵失踪借口，要进入北平(今天的北京市)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
日军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
中国守军第29军吉星文团奋起还击。
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九一八事变，也被称为“东北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沈阳制造假扮“自导自演”的爆炸事件，进而借机侵占东北地区的起始事件。
这一事件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而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侵略者的一系列残暴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本文将就这些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进行探讨。
第一，日寇的屠杀与虐待。
在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后，他们对中国人民实行了种种残忍行为。
日本军队在此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掠夺和蹂躏，许多城市和村庄被火烧掠夺一空。
在沈阳、辽阳等地，无辜的居民遭受了日本军队的屠戮，许多人家被杀害，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
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还对中国人实施了野蛮的虐待，包括强奸和折磨，对无辜的平民和战俘进行肆意虐待。
第二，经济掠夺与资源控制。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计和利益。
他们控制了东北的矿产资源和农业产能，并强迫中国人民提供大量的物资和劳力。
日本军队将东北作为他们的经济基地，大规模搜刮了当地的资源，导致东北地区的物资短缺和人民生活困苦。
第三，文化摧毁与历史歪曲。
除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侵略行为，日本侵略者还进行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摧毁与歪曲。
他们通过封禁、焚烧和毁坏中国的文化遗产，试图抹杀中国人民的文化认同。
同时，他们对历史进行篡改和扭曲，试图否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
第四，细菌战与人体实验。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军事需要，进行了残忍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
日本军队在中国的部分地区进行了细菌战试验，释放病菌，导致大量无辜人民被感染甚至死亡。
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对中国战俘和平民的人体实验，对他们进行了各种残忍的刺激和研究。
九一八事变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揭开了序幕，他们对中国人民实施了各种残忍的伤害和掠夺行为。
这些恶行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苦难，成为了中国民族抗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坚守和平，抵制战争侵略，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和平。
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的历史断裂点
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的历史断裂点九一八事变，指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中日关系中的一次历史断裂点。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晚间，当时一列沈阳开往顺化的日本邮政物质车辆在丹东附近的南关镇脱轨。
时任日本关东军军官1931年，将此事件借为借口，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侵略。
此举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定占领东北地区，并于次年成立了伪满洲国。
这一举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中日关系陷入冲突的泥潭。
事变后，日本军队对东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残暴统治和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九一八事变不仅导致了中日两国的领土争端，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中日关系中的一次历史断裂点。
在此之前，中日两国曾有过长期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彻底打破了这种友好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断裂。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断裂点，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局势的重要转折点。
日本在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由此，中国成为了抵抗日本军事侵略的主要战场。
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关系也随之走向紧张和对抗。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多次的冲突和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继续对中国进行抵国统二中战争鬼人化：仇日主义激化，大批中国人民丧生于日本军队的屠杀和暴行之中。
这使得中日两国之间已经势如水火，形成了无法修复的鸿沟。
时至今日，九一八事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历史发展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虽然中日两国在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和对话，但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深层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的历史断裂点，凸显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精神。
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历史的教训应该被铭记，以避免重蹈覆辙。
九一八事变简介大全
九一八事变简介大全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
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九一八事变简介介绍大全，欢迎阅读!“九一八事变”简介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
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
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
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
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
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
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
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
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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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到“卢沟桥”：日本军部的“民族切腹”之路从“九一八”到“卢沟桥”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54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接到了支那驻屯军的紧急电报。
电报称：“因遭到射击，随即进入对敌状态，已开始要求谢罪等交涉工作。
”当天早上，日本陆军省向首相近卫文麿报告了此消息。
当时近卫文麿内阁刚刚成立一个月。
听完内阁书记官风间章的汇报后，近卫文麿的第一反应却是：“该不会是日本陆军的阴谋吧？”近卫之所以会怀疑此事是日本陆军方面的阴谋，自然是因为近六年前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
事变之初，日本陆军方面一度无视若槻礼次郎内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反而大举动员兵力甚至径自调动驻防朝鲜的日军驰援东北，在短短数月间几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
在事变期间，时任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曾露骨地表示：“军部希望一举解决满蒙问题。
万一政府不同意军部此案，那么军部为达此目的，不惜推翻政府。
”九一八事变当夜，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报。
1931年12月，若槻内阁倒台，接任首相的老牌政客犬养毅曾派遣秘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
然而，犬养毅内阁既无法掌控前线动向，也难以贯彻其政策。
到头来，日本政府只能继续追认乃至纵容军方在东北的行动。
1932年，在日本陆军的一手扶持下，伪“满洲国”正式成立。
面对军方立下如此惊人的“战果”，日本政府自然不可能再予以追究，因为“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事实上，“胜利者”非但没有被指责，更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走马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对此情形有过生动的描述：日本在国联等国际外交场合因九一八事变遭遇指责后，百姓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外务省而非军方。
在军国主义宣传下，日本百姓成了支持军方冒险的民意后盾。
于是，这就形成恶性循环，军队的势力愈加膨胀。
在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军方激进派除了对外军事冒险外，也开始采取近乎“恐怖主义”又或是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刺杀政府高官。
例如，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海军少壮派军人刺杀了包括首相犬养毅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
结果在审理此案时，却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民众请愿求情的浪潮，数十万人写信乃至写血书、自斩手指来要求为凶手们减刑。
在格鲁看来，“纵有胆大而孤立无援的自由主义者（如西园寺公望）在那里抨击军部，但结果对政府政策往往还是没有任何影响。
”日本畸形的军政体系另一方面，日本军方之所以能够无视政府政策，擅自策划、执行类似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巨大阴谋，在造成事实后又能迫使政府追认，除了个别军官的独断专行外，更是由于当时日本异常畸形的军政体系。
明治时期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特别规定了天皇的军事统帅大权。
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
伊藤博文曾这样解释“统帅”的意义：“本条表示统帅兵马之至尊大权，专属帷幄大权。
”第12条又规定“天皇决定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军之数量”。
换言之，天皇不仅握有统帅军队的指挥大权，也掌握制定日常军事政策的权限。
根据这两条宪法，日本陆海军直属天皇，而独立于内阁政府之外。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12条成为军部独立体制的法理依据1900年，陆军大佬山县有朋进一步制定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只有现役军人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且需军部同意。
因此某政党即便通过正常选举获得政权，但只要陆军或海军拒绝提交大臣人选，就无法组阁。
此外，如果军方不认可内阁的政策，还可以让军部大臣辞职并拒绝提名新的人选，那么内阁便自行倒台。
1913年，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曾一度修订“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预备役或退役军人亦可出任军部大臣，但之后实际上仍是由“现役武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之职。
另一方面，军部下达的任何命令均无需总理大臣签署，陆海军大臣同意即可；军事长官还能直接上奏天皇，同样无需通过内阁。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陆军掌权的“统制派”为预防转入预备役的“皇道派”将领出任军部大臣，再度复活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如此一来，日本的国家政治结构分裂为以内阁为首的政府和以陆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军事机关组成的所谓“军部”。
随着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军部的力量愈发膨胀。
按美国大使格鲁的话来说，“军部掌权太牢固了，今后亦将如此。
”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军部离垄断国家权力仅有一步之遥。
这只名为“军部”的“怪兽”早已“暴走”（日语意为“失控”），连当初将其从牢笼中释放出来者也难以控制。
军部挟持内阁，内阁纵容军部1937年7月8日下午6点42分，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九一八事变”主谋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授意发布了参谋本部第400号临时命令，要求驻扎华北的日军“为避免事态扩大，应避免主动行使武力”。
作为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事态处理握有实际上的决定权。
在他看来，日本理应集中力量巩固在伪“满洲国”的势力，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威胁，不应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此外，石原认为中日开战还会影响“东方王道（日本）与西方霸道（美国）间的世界最终战争之准备”。
“九一八事变”的始作俑者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却坚持“不扩大主义”，被戏称为“帝国陆军的异端儿”。
1939年晋升中将，任第16师团师团长。
后因与东条英机数度爆发激烈冲突，终被罢免军职，编入预备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未被起诉，仅作为证人被传召。
1949年病逝。
著有《最终战争论》、《战争史大观》。
但是，日本陆军大部分将领与参谋则普遍持所谓“对支一击论”，即只要对中国猛然一击，那么整个华北乃至内蒙地区都将顺利地纳入日军的支配之下。
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时，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抱怨：“让人头痛的麻烦事还是发生了。
”立在一旁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却冷笑着说：“是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8日晚，陆军大臣杉山元召集“强硬派”军官商议对华派兵事宜。
9日早上，武藤章连夜起早完成了《华北时局处理要领》，提出“如果中国军队采取挑战的态度，那么就需向中国驻军增援必要兵力，驱除中国军队”，要求废弃之前石原莞尔发布的第400号临时命令。
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提议向中国增兵三个师团。
包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的其他内阁成员均持反对或谨慎态度，增兵提议暂未获通过。
然而，在10日举行的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形势急转直下。
武藤章面对顶头上司石原莞尔曾不无讥讽地说道：“石原阁下，怎么能说这种反对增兵的话呢？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就和您当年在柳条湖所为一样吗？”听到武藤章这番话，向来能言善辩的石原莞尔竟无言以对。
在军部高层的巨大压力下，“理亏气短”的石原莞尔最终改口同意增兵。
战争全面爆发后，武藤章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第二近卫师团师团长、第14方面军参谋长等职。
战后，武藤章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78年被合祀于靖国神社。
此时，陆军方面已能够自行动员兵力，但为了获得政府在预算方面的支持，杉山元要求在7月11日再度召开内阁会议。
对此，近卫文麿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11日清晨8点左右，就在近卫主持内阁会议前，他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开门见山地：“请您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否认陆军方面的动员方案。
”或许是出于陆军内部压力被迫同意后感到后悔，石原才会直接找到近卫文麿，希望总理大臣亲自出面阻止派兵。
但是，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近卫同意了杉山元的增兵要求。
近卫文麿非常清楚，即便他的内阁暂时阻挠增兵计划，军部仍可以自行其事，甚至不惜通过陆军大臣辞职的方式来“倒阁”。
而年仅45岁的近卫之所以能在1937年6月4日组阁上台，背后同样有赖军方的支持。
尽管此前甚至怀疑卢沟桥事变是陆军的阴谋，但在现实政治的阴影下，近卫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纵容军部的暴走，换取政治支持。
7月11日，近卫内阁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正式表明了向华增兵的态度。
参谋本部第403号临时命令已“改正”之前的第400号临时命令并部署具体兵力动员事宜。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进入所谓“战时体制”，遵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先例，设立负责战事指挥的“大本营”自然排上了议事日程。
起初，近卫文麿幻想以内阁首相为中心来成立大本营，以便取得处理对华问题的主动权。
然而，陆军省却坚持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皆不应纳入大本营。
而时任海军省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干脆反对设立大本营。
11月18日，《大本营条令》正式颁布。
近卫文麿希望通过大本营来驾驭军部的设想彻底落空。
在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对美政策上，内阁已丧失决策权，必须看大本营的眼色行事。
吊诡的是，有时为了彰显政府行事的“合法性”，内阁总理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会抢在军方之前，作出更激进、更“军国主义”的决定。
在卢沟桥事变期间，近卫文麿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增援派兵，也是基于这种投机心理。
但是，结果却是军部在战争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对内政、外交的实际领导权。
走向“实施民族切腹”的不归路对于日本国内军部独大的畸形状态，抗战初期便有不少人认为这将是日本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1938年3月初对国军高级将领演讲时就特别指出：“当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的时候，日本政治家要是有远见卓识，就应该在这时想法结束战事。
但日本军权太大，一切偏重军事，政治家恐亦无可如何……”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对日本军政分裂二元体制的弊端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并以此鼓励中国在持久抗战中应保持信心。
有趣的是，一度利用军政二元体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对此也有所“反省”。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认识到“在持久战争的时候，政略的地位将逐渐提升，到最后政略开始领导战争为止”。
他甚至以一战期间的德国与英法为例加以比较，“统帅权独立的德国在战略指导上比起协约国都还要来得出色，如果战争照这样进行并且结束的话，或许统帅权的独立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可是陷入持久战后统帅权与政治的关系就一直处于非圆满的状态。
”在谈及明治以来的日本军政关系时，石原莞尔却不愿承认它就是“统帅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政二元体制，因为日本军事统帅大权是由天皇直接掌握的。
一旦出现政府决策与军事统帅之间的矛盾，必须仰赖所谓“天皇圣断”。
在石原莞尔的理论体系中，天皇似乎成了能够化解矛盾的“最高仲裁者”，以至于他进一步吹嘘这是日本国体“灵妙的力量”。
然而，手掌统帅权的昭和天皇却几乎从未真正制止过军部愈演愈烈的“暴走”与军事冒险。
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部在没有天皇命令的情况下，自行调动部队增援关东军。
事后，面对侵占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天皇却毫不介意统帅权被贸然侵犯的事实，反而乐见伪“满洲国”的成立。
卢沟桥事变后，天皇起初同样深信军部的“对支一击论”，直到陷入战争泥潭后，才在私下里讲过后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