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据性研究述评
英语学术语篇言据性对比研究

英语学术语篇言据性对比研究英语学术语篇言据性对比研究引言:语篇分析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它关注的是语言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如何构建含义和达到交际目的。
在英语学术语篇中,论述的言据性是保证研究合理性和可信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旨在对比分析英语学术语篇中的言据性,探讨其对语篇理解和读者认知的影响。
1. 言据性的定义和重要性言据性是指信息的来源和可信度,包括事实、证据、数据等在语篇中的呈现方式。
一个言据性强的学术语篇应该能够通过合理引用和论证,给读者提供确凿的证据和可信的信息。
2. 英语学术语篇中的言据性特点(1)引言部分:英语学术语篇的引言通常根据已有研究和文献,提出问题、目的和假设。
言据性体现在作者对研究领域和相关研究的整合和总结,以及对问题和目的的合理论证。
(2)方法部分:这一部分描述研究方法和步骤,言据性体现在对方法选择的解释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3)结果部分:在此部分,作者通常会利用图表、统计数据等形式呈现研究结果。
言据性体现在作者对结果的详细描述和基于数据的合理解释。
(4)讨论部分:讨论部分是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解读,言据性体现在作者对研究结果的合理解释和推理,以及对现有理论的参考和拓展。
3. 英语学术语篇中的言据性对比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多篇英语学术期刊中的论文,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和差异。
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语篇在言据性的呈现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会更注重数据和实证研究的呈现,因此言据性在结果和方法部分更为突出。
而人文学科的研究则更注重理论框架和文字论证,言据性在引言和讨论部分更为突出。
4. 言据性对语篇理解和读者认知的影响言据性在英语学术语篇中的呈现直接影响着读者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言据性强的语篇能够提供准确和可信的证据和信息,增强读者对文章的信任和认同,并激发读者的思考和探索欲望。
相反,言据性弱的语篇则容易引发读者对内容的怀疑和质疑,降低文章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研究述评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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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写东西来说吧,这“研究述评范文模板”可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家伙。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
好家伙,那场面,专家学者们个个口若悬河,分享着他们的研究成果。
可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人的报告啊,似乎都遵循着某种固定的模板。
开头总是先来一段高大上的引言,介绍一下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搞得那叫一个严肃庄重。
然后呢,就是详细的研究方法和过程,一堆数据、图表,看得我是眼花缭乱。
接着是结果与讨论,分析得那叫一个头头是道。
最后再来个总结和展望,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这让我想起了我大学时候写论文的经历。
那时候,老师给了我们一个所谓的“研究述评范文模板”,说是按照这个来写,准没错。
我当时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心想这下可轻松了。
可真到写的时候,才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比如说,模板里要求在引言部分要引用大量的参考文献,来显示自己的研究有多么深厚的基础。
我就拼命地在图书馆里找啊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可引用起来那叫一个费劲。
一会儿担心引用格式不对,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的理解可能有偏差。
好不容易把引言部分拼凑完了,到了研究方法那块儿,又犯愁了。
模板上说要详细描述研究的对象、样本的选取、数据的收集方法等等。
我那时候做的研究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调查一下同学们对学校食堂的满意度。
可按照模板的要求,我得把这简单的过程写得无比复杂,什么抽样方法、问卷设计,感觉自己都快成专业的调查员了。
结果与讨论部分更是让我头疼。
模板要求要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和趋势。
可我收集到的数据并没有那么完美,有些同学填写问卷的时候很随意,导致数据有很多偏差。
言据性对英语词根习得与磨蚀的影响

言据性对英语词根习得与磨蚀的影响第一部分:言据性的概念言据性是指一个人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并将其存储在大脑中的能力。
言据性不仅包括记忆信息的能力,还包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
言据性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如阅读、听力、观察、体验等。
据此,言据性对英语词根的习得与磨蚀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部分:言据性对英语词根习得的影响言据性影响着一个人对英语词根的习得过程。
具有较强言据性的人往往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英语词根的信息,比如阅读词典、参与词根课程、以及利用网上资源等。
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词根的信息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词根的用法和含义,从而加深对词根的记忆和理解。
较强的言据性还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将新学习的词根和已有的词汇知识进行联系和组织,使其更易于习得和掌握。
相反,言据性较弱的人可能只能通过有限的方式获取词根的信息,导致对词根理解不全面,习得的难度加大。
第四部分:如何提高英语词根习得与磨蚀针对言据性对英语词根习得与磨蚀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其习得和减缓磨蚀的程度。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词根的信息,如阅读词典、参与词根课程、利用网上资源等。
要进行有效的复习和应用,可以通过背单词、写作、口语练习等方式来帮助巩固词根的记忆和理解。
可以增强词根与实际语境的联系,如进行词根拼写、造句等练习,从而提高词根的应用能力。
要进行有计划的复习,可以采用不同的复习方式和时间点来帮助巩固词根的记忆和理解,从而减缓词根的磨蚀程度。
结论言据性对英语词根的习得与磨蚀起着重要的影响,具有较强言据性的人更容易习得词根并减缓磨蚀的程度。
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言据性,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词根信息,进行有效的复习和应用,增强词根与实际语境的联系,以提高对英语词根的习得和减缓磨蚀的程度。
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发。
英汉语言学书评中的言据性研究

英汉语言学书评中的言据性研究作者:张娜丽来源:《教育界·下旬》2017年第02期【摘要】文章通过对自建语言学书评语料库的据素标记与分析,对比英汉语言学书评中言据性资源使用的异同点,发现在英汉书评中转述据素和推断据素的频率都明显高于感官据素和信念据素,并且英語书评中各个据素的词汇语法实现形式相比汉语书评更加丰富。
论文的研究丰富了英汉学术语篇的言据性研究。
【关键词】英汉语言学书评;言据性研究;据素一、引言近年来国内外对言据性的研究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言据性这一普遍的语言现象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探索研究。
学术书评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类,在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评的主要功能是介绍某一学科新出现的书籍并对其进行评价,书评作者既要向读者展示该著作的内容、观点、意义,又要对该著作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因此,书评作者需要借助各种言据性资源来表明信息来源以及对其可靠性的承诺。
本研究将丰富学术书评的言据性研究,促进言据性的应用研究的发展。
二、对言据性和书评的研究(一)言据性的研究动态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言据性展开了研究。
早期的研究者倾向于描写言据性的语法形式,言据性的类型学和跨语言比较研究把言据性看作是语法范畴,因此就把对言据性的研究限于研究语法据素标记而排除了其他形式的据素标记,例如词汇和句法形式。
Aikhenvald (2003,2004)被认为是狭义的言据性方面的代表人物。
她认为言据性是属于语法范畴的,只表示信息的来源,不涉及说话者对信息的态度。
从词汇句法方面来研究言据性的人物有Chafe,他是广义言据性的代表,认为言据性不仅指信息的来源,还包括说话者对信息的态度。
他把学术论文写作与口语交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言据性的差异性(1986)。
他注意到了据素的可靠性,但没有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
从语篇角度方面来研究言据性的使用的有Mushin(2000,2001),他认为说话者据素的选择不仅仅受信息来源的影响,还受交际目标的影响。
中国话语的国内研究述评

中国话语的国内研究述评中国话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实践的产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不断崛起,中国话语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国内学者们对中国话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话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本文将对中国话语的国内研究进行述评,旨在探讨其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研究现状中国话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经典文化,如《诗经》、《论语》等典籍中都包含了丰富的话语内容。
现代对中国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以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话语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不少学者纷纷加入到话语研究的行列中。
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话语进行梳理和解读,也对当代社会中的话语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主要采取了文本分析、语言学分析、社会学调查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话语的内涵和特点。
与此学者们也深入挖掘中国话语的历史渊源与演变规律,使之得到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二、存在问题尽管中国话语的研究有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解决。
中国话语的研究仍然相对分散,学者们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深度研究模式。
对于中国话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对于古代经典中的话语内容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
中国话语研究与国际话语研究的对话与融合有待加强,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话语研究与世界话语研究的融合发展。
中国话语研究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滞后。
一方面,中国话语研究中缺乏一种系统的理论建构,还停留在描述和解释阶段,理论深度和广度不足;学者们在中国话语的实践应用中还未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仍显不足。
三、未来发展方向中国话语的国内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未来,需要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中国话语研究的内容;也需要加强中国话语研究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
研究述评范文

研究述评范文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研究活动已成为许多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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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该研究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较高,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该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性。
其次,该研究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该研究在探讨XXX现象的影响和解决方案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该项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较高,为XXX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建议在日后的相关研究中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提高研究深度和广度,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结语:在写研究述评时,需要注意明确表述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突出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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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言据性表现

现代汉语中的言据性表现随着语言学中人文主义的兴起,言据性(Evidentiality)的研究也日益成为语言学研究中的热点。
然后在汉语中言据性的表现目前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通过详细考察言据性的定义、分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汉语中新闻语言进行了考察,大致勾勒了现代汉语中言据性的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标签:言据性证素直接来源间接来源汉语新闻语言一、引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人类交际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或命题。
可是信息(命题)存在着真伪之分,因此当需要证明自己所传达的信息是真实的时候(不是事实上的信息的真实与否),人类通常总是需要调动各种手段来力图证明其真实性,使得听者信服。
那么言者是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来证明的呢?又有哪些手段来证明呢?这就是语言学研究中所谓的“言据性①(Evidentiality)”,即语言是如何言之有据的。
“言据性”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语言学家Boas在他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中提出。
四十六年后,他在题为“克瓦克托语语法”(Kwakiutl Grammar)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证素”(evidential)这个术语来指代语句中那些能说明信息来源的“证据”(evidence)。
关于其定义,各家大同小异,如克里斯托尔(2000)将其定义为“语义学术语,指一类认识情态、断言的命题可能遭到听者的质疑,因此需要加以证明。
传信构式表达说话人根據可供利用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可能性或必要性)对一个命题深信不疑。
传信情态给句子增添这样的意义,如‘我亲眼所见’‘我亲耳所闻’‘(虽然我不在场)我有相关证据’‘我从某人处获知如此’等,从而造成细微的意义差别。
土尤卡语(巴西)有一个包含五种传信情态的复杂系统,英语一种也没有,而是依靠各种判断(即各种伴有怀疑的命题,但与质疑和证据无关)。
” Aikhenvald和Dixon(2003)把言据性界定为“语法对信息来源的语法表现”(grammatical reference to information source),而Chafe和Nichols(1986)则把言据性看作是“一整套能表达……对知识不同态度的手段”(repertoire of devices for conveying ... various attitudes towards knowledge)。
克林顿演说中的言据性研究

克林顿演说中的言据性研究在1998年的克林顿总统的演说中,他涉及到了他与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性关系,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这场演讲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演讲之一。
本文将从言据性的角度出发,对这场演讲进行分析和研究。
言据性是指论证中所使用的凭据或依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
在演讲中,克林顿总统使用了以下几种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第一种证据:以前的证言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引用了许多以前的证言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他提到了约翰·肯尼迪、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这些总统也曾因性丑闻受到指责,但他们的声望没有因此而变得不堪。
这样的例子给了听众信心,即“有很多人在过去的历史中犯过同样的错误,但他们仍然有成功的政治生涯”。
第二种证据:法律文件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引用了一些法律文件来支持自己的说法。
例如,他提到了白宫对调查人员的交涉文件,这份文件涉及到性关系的具体内容。
虽然克林顿总统承认他们之间有性关系,但他强调这是“私人的事情”,并且这不会影响他的政治生涯。
第三种证据:民意调查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还引用了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支持他。
他说:“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对我的私生活并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我是否能够继续为他们工作。
”上述证据虽然较为有力,但仍存在一些瑕疵和不足。
下面是一些问题:第一,以前的证言只能归为类比推理。
即使其他总统也曾因性丑闻受到指责,但这并不能证明克林顿总统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每个案例都有其独特的因素和情况,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作为参考。
因此,以前的证言并不能对克林顿总统的行为进行正义化或合理化。
第二,法律文件并不能证明它所描述的情况就是真实的。
虽然白宫交涉文件显示克林顿总统与莫妮卡确实有性关系,但它并不能证明这些关系是否是彼此自愿的。
事实上,这些文件是由白宫的律师编写的,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遗漏某些关键细节或修改某些内容。
第三,民意调查并不能证明克林顿总统的行为是正确的或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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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导师朱永生教授的悉心指导。
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中肯的修改意见。
1关于evidentiality的中文翻译目前尚未统一,有几种译法。
张伯江(1997)译作“传信范畴”;胡壮麟(1994a)译作“可证性”;徐盛桓(2004)和廖巧云(2004)译作“实据性”。
笔者译为“言据性”,取自“言之有据”的含义,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006年5月May2006第29卷第2期Vol.29No.2现代外语(季刊)ModernForeignLanguages(Quarterly)1.引言言据性(evidentiality)1是近年来一个颇受语言学家青睐的课题,它主要是指说话人对知识的来源(sourceofknowledge)以及态度或介入程度(attitudetowardsknowledge/commitmenttoknowledge)的说明。
言据性在语法层的体现被称为“据素”(evidentials/evidentialmarkers),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形态据素(morphologicalmarkers/morphologicalevidentials)和词汇据素(lexicalmarkers/lexicalevidentials)。
形态据素主要是指某些语言中动词的前、后缀;词汇据素主要是指动词、情态助动词、副词、形容词、副词短语,等等。
十多年来,国外的言据性研究发展迅速,已逐渐成为语言学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致力于此问题的探讨。
在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曾关注或论及过言据性问题。
吕叔湘(1982)把汉语中类似的言据性表达列在“传信”和“传疑”范畴之下;胡壮麟(1994a;1994b)、钱军(1998)、严辰松(2000)、徐盛桓(2004)等学者对言据性研究的部分成果曾作过简单地介绍。
本文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较为系统与全面的介绍与评述,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对言据性研究的兴趣与重视。
2.发展历程言据性研究最初是源于对美洲的印第安语,尤其是对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的印第安语的研究。
1911年FranzBoas在《美洲印第安语手册》一书的导言中首次提到了据素的语义概念。
他发现,印第安夸基犹托语(Kwakiutl)要求说话人必须说明信息的具体来源,而且这种对信息来源的说明是通过在动词后面添加不同的后缀来完成的(Boas1911)。
1947年,Boas在《夸基犹托语法》一书中再次指出,夸基犹托语有一组动词后缀被用来表达知识的来源和肯定程度(sourceandcertaintyofknowledge)并首次明确提出了“evidential”一词。
自此,言据性研究就有了确定的专用术语,也就被正式引入了语言学研究领域(Boas1947,Dendale&Tasmowski2001)。
1957年,RomanJakobson的Shifters,VerbalCategories,andtheRussianVerb把“evidential”一词看作是和时态、人称、体等类似的标记词(label)。
这时,据素已和语气(mood)区分开来,成为语法范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Jakobson1957)。
此后,言据性(evidentiality)和据素(evidential)这两个术语被广泛地接受并使用。
1981年春在美国伯克利召开了关于言据性研究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
1986年出版了该会的论文集,题为《言据性:认知的语言编码》(Evidentiality:TheLinguisticCodingofEpistemology)。
正是这本论文集使言据性问题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从而确立了其在语言学领域中的牢固地位(Dendale&Tasmowski2001),因而对于言据性研究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1996年Bussmann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已把“evidentiality”作为单独的条目来解释;1997年Saeed的《语义学》一书把“言据性”列为独立的小标题,并对其作了简言据性研究述评*苏州大学房红梅提要:言据性是指说话人对知识的来源以及可靠性的说明。
本文从介绍言据性研究的发展历程入手,探讨了言据性的定义以及分类问题,并具体分析、概括了言据性研究的特色与研究角度。
最后,本文针对目前言据性研究的优势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关键词:言据性、据素、述评[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105(2006)02-0191-06言据性研究述评要的介绍。
可见,言据性研究已成为语言学领域特别是语义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1998年在兰斯(Reims)召开了第六届世界语用学大会,言据性问题被大会小组专门讨论了两次;会后,关于言据性研究的论文由国际著名的语言学杂志《语用学学刊》(JournalofPragmatics)于2001年汇编成专辑出版。
这不仅表明言据性研究业已吸引了越来越多语言研究者的兴趣,而且还充分说明言据性研究在国际语言学界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3.言据性的定义与分类3.1定义关于言据性的定义,目前语言学界的看法还不统一,但一般说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言据性只研究知识的来源,主要指三种来源:“亲眼目睹”(visual)、“听说”(hearsay)以及“推测”(inference)。
以突犹卡语(Tuyuca)为例(改编自Barnes1984:257):(1)a.díigaapé-wi.-wi=VisualHeplayedsoccer.(Isawhimplay.)b.díigaapé-ti.-ti=NonvisualHeplayedsoccer.(Iheardthegameandhim,butdidnKtseeitorhim.)c.díigaapé-yi.-yi=Apparent‘Heplayedsoccer’.(Ihaveseentheevidencethatheplayed:hisdistinctiveshoeprintontheplayingfield.ButIdidnotseehimplay.)例(1)中díigaapé是“(他)踢足球”的意思;apé是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wi、ti、yi是动词apé的后缀,为据素,表示对获得“踢足球”这一信息来源的解释。
它们分别表示所陈述的信息是通过“亲眼目睹”、“听说”以及“推测”的途径获得的。
广义的言据性是指知识的来源以及说话人对知识可靠性的态度。
如果把说话人所谈论的知识设为P(Proposition),那么当说话人不确定P真值(truthvalue)时,会在陈述P之外加上自己对P来源的说明以及对P可靠性的态度。
例如:(2)a.Ibelievethatshewasveryrich.b.Shemustbeveryrich.c.Sheissupposedtobeveryrich.d.ItKspossiblethatshewasveryrich.e.Apparentlyshewasveryrich.事实上,对于信息或知识的态度问题语言学家们早就作过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情态(modality)等角度来探讨的。
对于情态,Bussmann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下了这样的定义:情态是一个语义范畴,它表示说话人对所说话语内容的态度,不仅指形态上的如陈述、疑问、祈使等语气,还可以指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不同句型。
情态可以通过诸如hopefully,maybe等状语或情态助动词can,must,may等词汇手段来实现(Bussmann1996:307-308)。
传统上,情态一般被分为两种:认知情态(epistemicmodality)和责任情态(deonticmodality)。
认知情态指说话人可及的结构和语义资源,用来表达对事实的状态及可能性的判断;责任情态则涉及义务(obligation)和允许(permission)等(Frawley1992)。
从以上关于情态的定义与解释,我们不难看出言据性与情态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在实际讨论中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言据性与情态的关系问题。
Dendale&Tasmowski(2001:341-342)按照目前的研究现状把情态与言据性的关系归纳为三种:分离、交叉、包含。
他们认为,当语言学家采用狭义的言据性定义时,言据性只限于对知识来源的解释,否认言据性与情态的显性关系,因此两者是处于分离状态的。
而交叉则是指两者的研究范围有所重叠,如言据性中的推论就等于认知情态中的必要情态。
当然,语言学家们对于情态和言据性的关系认可最多的是包含关系。
Matlock(1989,转引自Dendale&Tasmowski2001)指出:据素是包含认知情态的语言单位,对说话人提供的信息来源和对信息肯定程度的语言编码。
在这里,言据性是包含认知情态的。
但同时,也有语言研究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情态包含言据性,如Palmer(1986:8)就把言据性称作言据情态(evidentialmodality),和认知情态一起共属于命题情态(propositionalmodality)。
3.2分类对言据性的定义不同,使其分类也有很大不同。
持狭义观点的以Willett为代表,持广义观点的以Chafe为代表。
Willett(1988)从狭义的角度对言据性进行了分类,说话人对信息或知识的态度等方面被排除在外。
根据说话人获得信息来源的渠道不同,Willett把来源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
“直接”是指说话人获得的信息是第一手的,包括“眼见”、“耳听”、“其它感官所感受到的”三个方面;“间接”是指所得信息并不是说话人所亲历亲见的,而是通过其它渠道间接获得的,其中包括“转述”(reported)和“推测”两个部分。
“转述”又进一步分为“二手”、“三手”以及“民谣”(folklore)三种;“推测”则分为“推理结果”与“推理过程”(reasoning)。
192Chafe(1986:263)按照广义的言据性定义,进行了如下的分类:可见,Chafe的分类是来源+态度,但并不进行明确的区分哪些是来源,哪些是态度。
这是因为来源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态度,态度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来源,如下例中的“Ithink”。
(3)Ithinkit3saspider.如上图所示,据素的使用使知识在“可信—不可信”之间滑动,而且Chafe也意识到他所列的四种认知方式在信度上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相互变动。
例如,上图中belief的认知方式虽然比hearsay的认知方式更接近“可信”的一端,但并不说明前者比后者总是更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