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内容
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及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及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摘要：新公共管理是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
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管理。
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启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以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失业率为特征的“滞胀”现象，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管理尤其是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以及凯恩斯主义加以批判反思，再加之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由此兴起，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逐渐被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所取代。
在70年代末的美国大学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公共管理途径：一种是来自于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是来自于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途径”，简称为“B途径”。
前者主张对公共项目的研究，绩效问题成为研究重点。
后者则主张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模式，把焦点集中在战略和组织管理上。
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发展，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运动是追求“三E”（经济、效益、效能）目标的管理改革要运动。
它主张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或分权是政府广泛采用的管理方法，政府服务应以顾客、市场为导向，奉行顾客至上的全新价值理念，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注重公共服务的效果与质量，实施绩效目标控制，改造公务员制度，创造有事业心和有预见的政府。
mpa名词解释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新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公共行政领域兴起的一种管理理念和改革思潮。
它的发展背景主要源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效率低下、机构僵化、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的反思，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管理方法，提高公共部门的效能和绩效。
以下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主要特征和核心理念的解释：### **1. 市场导向（Market Orientation）：**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市场导向，即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借鉴私营企业的管理经验。
这包括引入竞争机制、契约管理、外包和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手段，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灵活性。
### **2. 绩效导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新公共管理注重结果导向和绩效评估，强调公共部门应该根据实现明确的目标和成果来评估绩效。
通过设立绩效指标、考核机制和激励手段，激发公共部门的工作动力，提高服务质量。
### **3. 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传统公共行政通常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管理结构，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去中心化，将权力下放到更接近服务对象的层级。
这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性和服务响应速度。
### **4. 用户导向（User Orientation）：**强调公共服务的用户需求，注重市场中的“用户”角色。
通过引入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倡导公共服务部门更加关注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和公共参与。
### **5. 契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新公共管理运动鼓励建立明确的契约关系，即通过合同和协议明确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或其他公共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
这有助于提高合作伙伴之间的责任和透明度。
### **6. 精简机构（Downsizing）：**为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倡精简和优化机构，通过减少冗余、简化层级、改进流程等方式，使公共机构更加灵活、高效。
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邓伟志教授在浙江省行政学院的讲演二十年来，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也受到各种指责和批评，但它还是像一股旋风，从现代政治理论的发源地英国，渐渐刮遍了大半个地球，成为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
对今天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运动”打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模式，引进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方法。
西方人做事大概总是爱考虑成本和收益，最后把这一套做法干脆也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令人耳目一新。
邓伟志讲演者小传1938 年生于安徽萧县。
1960 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从事理论研究。
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协委员、上海市作协理事、全国政协常委。
著有《天体的来龙去脉》、《学派初探》、《伪科学批判记》、《中国家庭的演变》、《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家庭的明天》、《妇女学呐喊》、《我的家庭观》、《我的社会观》、《家庭社会学》、《思想之旅》、《我就是我》、《邓伟志杂文集》、《新三家村札记·邓伟志卷》等20 余部书，论文百余篇。
社会学著作曾获中国图书奖，杂文曾获林放杂文奖。
20 世纪80 年代，从英美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政府改革，延至21 世纪初。
二十多年来，一场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浪潮正汹涌澎湃，奔腾向前。
这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称“政府再造运动”。
公共管理是涉及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处理社会冲突、化解社会危机的大事。
毫无疑问，这是全社会的大事，同时也是政府的份内事。
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年代，政府的公共管理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追求的是尽量不造成大的社会动荡，所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行政机构天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不会主动去追求自我改革。
行政思想史—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摘要：面对着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在西方国家应运而生，在政府管理中引进新思想，新技术，对缓解与解决政府自身面临的困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推动了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在公共管理理论界与实务中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本门希望通过对新公共管理的背景、动因、内容、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实践、国内学者对新公共管理的研究动向等进行一些梳理与总结，期望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自身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实践总结借鉴行政学大师胡赫认为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改革的协调一致的项目, 它致力于用管理替代行政,尽可能地用市场和承包合同替代官僚体制,并精简公共部门的幅度和规模。
【1】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盛于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一种新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解决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管理问题为核心目标,最终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推动政府改革，应对竞争与挑战，实现政府自身的不断完善与社会的持续进步，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创新与革命。
一、新公共管理的背景与动因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随之而来的是急剧增多的社会事务与社会问题，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管理思想与管理手段显得捉襟见肘，不能适应新的公共管理的需要，新方法、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也为政府管理改革提供了借鉴，新公共管理的产生是社会的内在需要。
（一）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许多西方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对民众的福利包揽过多，造成政府财政负担过重。
然而,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衰退时期, 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政府税收增长乏力、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等问题。
而面对公众的压力，又不能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为了维持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政策, 弥补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寻求开源节流、平衡预算的方法,其中通过改革政府以控制财政支出,便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有效手段。
探析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思想
探析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到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发展，时代转换，原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时的需要了。
当时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一场行政变革，由此开始了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新公共管理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就是简・莱恩。
他的《新公共管理》一书成为了新公共管理领域的代表作。
他的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也是有其特殊之处的。
同时，他的思想与其他的新公共管理的研究者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对经济学知识的大量运用和合同制政府的提出等都对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同时他的思想也有一些缺陷，在他的书中，对于很多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未得出系统的解释。
简・莱恩新公共管理思想自19世纪70年代，以威尔逊所发表了《行政学之研究》为开端，在后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公共行政学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
从制度视角的研究到人的视角的研究，又从人的视角的研究到管理中的过程视角的研究，最后到环境视角的研究。
到20世纪70年代，历经100年的发展，公共行政学已经发展成了当时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在国家的治理及对社会中公共事务的管理等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胜利，时代背景的转换，民主政治和现代官僚制的产生和发展，使原有的公共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的需要，失业、环境污染、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矛盾的暴露，使得全世界范围内迫切需要一场变革。
这场变革就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影响范围非常广的。
作为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的阶段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其特性的代表人物。
简・莱恩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一、简・莱恩新公共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某种思想的产生或者一些思想运动的爆发，一定是因为当时的某种主流思想无法满足人们更多的需求，或者当时的社会中存在某种严重的问题需要通过某种变革来解决，进而爆发某种思想运动。
追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当时所发生的行政变革，新公共管理运动，最早也是由这场行政变革开始的。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它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方法，旨在解决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化和创新等方面。
首先，新公共管理强调市场化。
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往往存在着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新公共管理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与互补，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在市场化的理念下，政府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组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提供，以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
其次，新公共管理倡导社会化。
社会化是指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提供。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念下，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而是与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个人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提供，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共治关系，以更好地满足公民的需求。
第三，新公共管理强调网络化。
网络化是指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多元、多层次、多方参与的管理网络。
在这种网络化的管理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而是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和协调机制，与社会各界形成一种互动、协作的关系，以实现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提供。
最后，新公共管理强调创新。
创新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
新公共管理鼓励政府和社会各界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以适应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求，提高公共管理的效能和适应性。
总的来说，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化和创新等方面。
这些理念和方法的提出，为公共管理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促进了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对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容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基本原理及其内容新公共管理范式是作为强烈批判传统政府模式及其官僚集团的角色而出现的。
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基本原理，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官僚制国家和政府失灵的传统模式进行考察。
对传统模式的批评建立在对韦伯官僚制的“理想模式”与现实中公共行政系统进行对比的基础上，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Minogue，1997）：1.在很多系统内，政策和行政没有清晰地划分，甚至在决策过程，政治家和行政人员的回应性角色都混淆在一起；2.很多情况下，决策过程并非遵从技术原则和经济理性，而是受到来自官僚集团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之间的冲突、妥协和交易的影响；3.科层制和集权化对正式规则及程序的服从（有时是盲从）会导致腐败、僵化、缺乏责任心、以及对公民利益和需求的漠视等过失；4.官僚机构以“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为显著特征，而这种模式往往导致一些不恰当的决策和不良后果；5.现代的政府行政体系中，无论是内部各部门之间还是与系统外部的组织和利益集团的事务接触都异常频繁和广泛，这超过了传统政府模式所能承载的复杂性。
当现代福利国家通过“纠正市场失灵的需要”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时候，上述特征的横行也导致批判性观点的出现：1. 僵化而强入侵性的政府对个人生活的过多干预限制了人们管理自身事务的自由，并容易产生依赖性而不是独立自主；2．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政府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却不能及时有效地履行这些承诺。
3．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国家里，政府精英和特权集团利用各种国家行为提供的机会为自己牟取暴利和隐性收入。
这些批评的综合（官僚机构的无能和传统政府本质上的无能）就产生了一种通常被称作“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
这种改革模式假设：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本质上是有缺陷和无效率的，市场可以提供比政府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彻底的改革需要引入一种企业家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建立：1. 通过私有化方式重构和缩减公共部门。
新公共管理运动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以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
在整个80年代，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措施：发起反对浪费和低效益的运动，成立了一个效率工作组；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将包括英国石油、英国电讯、英国钢铁、英国航空等著名公司在内的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开支实行总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设项目实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根据效率小组1988年提出的《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报告，英国政府开始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些职能。
到1996年，英国成立了126个这样的执行局，将近75%的公共服务由这些局承担。
继英国之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两国工党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上台执政，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公共行政改革。
其中，新西兰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富于系统性而受到举世瞩目，并被学术界称为“新西兰模式”。
新西兰几乎废弃了所有的公务条例，对核心公共部门进行重组，建立了几十个按绩效预算运行的小型部门，并将价值50亿美元的公有工业私有化，将其他公共行业变为完全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也提出把建立一个“工作得更好而花费得更少”的政府作为其优先目标之一，并于1993年提出了国家绩效检评。
随后，各项行政改革措施在州、市、县各级地方政府大范围地悄然展开。
到90年代中期，有39个州实施了公共服务质量计划，29个州开展了政府部门绩效测评，30多个州简化了人事制度，28个州就公共服务向作为“顾客”的公众征求反馈意见。
与此同时，加拿大、荷兰、法国、德国、瑞典等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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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逐渐成为主导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潮随后传播到发展中国家。
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越是迅速、普及，我们越是需要从最基本方面把握其精神实质。
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分权、政策和对政策效果的负责。
既要把握每一个要素的特定内涵，又要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既要明晰其优势之处，又要厘清其问题所在。
这是把握新公共管理运动核心内容这一基本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和方法。
关键词：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分权政策负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针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席卷开来。
这场运动通常冠之以多种称谓：“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
不管这些称谓怎么花样翻新，他们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是不变的。
尽管这些特质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各有不同，然而，其基本的思想和关键词还是可以大体达成一致，诸如管理而非行政、市场化而非官僚制、竞争而非垄断、服务而非执行、分权而非集权、过程而非结果、负责而非逃避等。
为了表述的一致性与清晰性，本文一律采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说法。
donald f.kettl教授在《全球公共管理革命——关于治理转型的报告》中提出了这场运动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六个方面，即生产率、市场化、服务导向、分权、政策和对政策效果的负责。
[ 1]由于是以“报告”的形式给出的，因此donald教授没有充分展开。
这是由于“报告”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我们无可苛求。
如果我们要深入理解新公共管理运动，我们完全有必要就此作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
诸如这些核心内容的真正内涵何在？将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这些核心内容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从一个整体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角度来理解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阐述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新公共管理的本质的系统把握与整体认知。
这是我们把握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必须具备的至为基础、也是至为关键的基础性内容。
易言之，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一，生产率（productivity）。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才能以更少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人们对税收的要求与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期待总是逆向运动。
对前者期待的降低与对后者期待的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立。
形成这样一个尖锐的对立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人们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不满意，或者说公共服务的拙劣和日益恶化是直接原因，二是税收的普遍上扬，传统上的高税收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使得人们从反思这一税制本身到反思整个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
人们普遍发现，自己向政府所上缴的税收总是在不断增加，可是政府向我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糟糕。
如此情形，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一件极为苦恼和伤害官民感情的事；对于政府来说，这却是向其提出了一大挑战，如何花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特别是少花纳税人的钱，同时又有效供给更多的公共服务。
据此，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监管这些纳税人的钱，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地使用？如何评估政府的公共服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机构来进行公正、透明、负责的评判？在此过程之中，纳税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公民出钱，政府花钱，谁来监督政府花钱，这一整套机制如何理顺？问题的另一面恐怕也值得惊醒：不花钱的政府是不是能够提供良好的服务？诚然，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任何政府都需要花钱。
只是说这些钱来源于何处？如何花销？如何合理的分配？在政府财力达到一定的时候，政府是否还是需要从纳税人手中汲取大量资财？税收机制如何适时调整？这一点对于那些税收日益攀升的国家、地区和社会来说，尤其如此。
对于穷人来说，税收与其关系不大；对于富人来说，税收也无非隔靴搔痒而已，因为其大部分收入是不会进入税收核算体制的。
毕竟，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逃税、避税、减税。
因此，税收盯住的和伤害的只能是中产阶级。
显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是极为不合理之事。
问题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调整？要回答政府如何以更少的钱来办更多的事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顾及以上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都涉及到政府收入问题。
一旦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其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将发生多米诺式的反映。
第二，市场化（marketization）。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历史就是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与官僚制的逐步摒除同步演进的历史。
问题只是在于，政府如何采取市场化的激励手段来根除政府官僚体制的弊病？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运转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这就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和操纵的企业纷纷以股份制、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私有化了。
在这一意义上，私有化成为市场化的代名词。
而此间需要警惕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个私有化。
毕竟市场化本身并不就是私有化。
因为它极有可能导致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或者集体资产的流失。
如何做到私有化的同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保殖增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于宣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方面是私有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却是私有化对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挑战。
不管怎么说，市场化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挑战和打击。
实际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改革采用的主导观念是市场。
其理论假设就是，公共机构如果像私人机构一样运转，势必发挥更为经济、更为效率的功能。
撒切尔夫人非常偏好的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卡宁的著名观点就是，政府内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就是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他们希望最大化自己的事业。
[ 2]在私有化之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却是大力发展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
与非政府的合作，表明政府开始向非政府组织由原来的不信任到信任、从彼此隔绝到合作共赢、从信息资源封锁到广泛接触开放的转变。
无论如何，这对于政府组织来说，既可以吸取大量的知识智慧，也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投入到政府的发展中来。
这本身就大大减轻了政府日益增长的压力，缓解了政府在诸多方面发展的危机。
毫无疑问，对于政府组织而言，其充分放开手脚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广泛的合作，有助于形成一种既有利于政府自身发展，又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多赢格局。
只是，问题同样会不断涌现。
如何把握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界限？哪些问题可以合作？哪些问题不能合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原来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及相应的信息处理方式应该作何跟进？内部资料、公开资料这些如何适应转变？非政府组织如何能够最有效地为政府提高服务，而不是另有它图？换言之，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不仅应当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还要强调其实效。
不管是哪一种市场化的方式，其都会对传统的官僚体制和管制模式提出一些根本性的挑战。
用市场战略来取代传统的命令－控制的官僚体制，它冲击的不仅是这个体制本身，而且是体制中的每一个从业人员。
也就是说，市场化将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体制本身，而且是对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位公务人员进行根本性的洗脑。
如果没有这些人员思想观念与实际行动的根本性转变，体制自身的演变将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否则，就只能是徒有其名或者虚有其表而已。
只有公务人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体制的良性变迁才有可能发生。
更何况，晚近以来，人们对官僚的质疑声浪剧增。
一方面，官僚被看成是寻求增加权力和一体化运作的利维坦；另一方面，官僚被看成是宫廷弄臣，是一系列不相协调、漏洞百出的部门的集合，最好就是蒙混过关，最坏就是自己愚弄自己。
由于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数量日益增多、公众关心的问题的质量日益提高、立法和行政未能适应政策制定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共官僚自身的性质等原因，公共官僚的权力一直在稳健上升。
[ 3]第三，服务导向（service orientation）。
市场化的推进自然会波及政府转型。
市场化的进程使得服务意识、顾客理念等都被极大地放大了。
因而相应的问题就是，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联系公民、回应公民、服务公民？生产率的改进和市场化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政府服务效能的转型。
于是，“服务”的功能被极大地强化了。
政府自身的转型表现在必须从传统意义上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服务型政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存在的理念必须以市场、以公民、以诉求为中心。
类似于市场上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一样。
前者必须即时回应后者对服务的诉求，且必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水平、科技的进步状况、社会的文明程度等不断刷新这种服务，始终做到为后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这种服务可以有主动提供与被动赋予之分。
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政府主动向公众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诚然，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在传统官僚制之下，这种主动提供服务的水平往往都是低下的。
毕竟管制型的社会缺乏这种服务的传统、动力与能量。
实际上，这恰是为什么近年来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一度走低的重要原因。
针对这种政府机构公信力逐渐下降，政府面临着重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情形之下，一种要求政府主动回应社会和公民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
由此，政府是否具有较好的回应性被当作是一个事关政府是否有效运转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回应性也被列入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准之一。
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其做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要么是提供数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服务选项，要么是训练政府人员正视选民市场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消费者需求的理念都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这既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政府回应性增强的重要表现。
回应性使得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由原来的彼此隔绝、甚至是彼此对立的情形更进一步地紧密相连在一起。
服务导向的政府，又被成为消费者化的政府（consumerizing government）。
这是改变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策略之一。
试图促使政府对“顾客”更加友好，并在公共服务中制度化“服务顾客”的理念。
在政府问题的市场化解读中，消费者的观念可能最为强烈。
但是，“顾客”本身也有争议，这就是谁是顾客？在教育、社会福利、经济计划等项目中，顾客比较容易界定。
可是，诸如被监禁的囚徒，他们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以及能否确保有一定的途径保证他们能够受到公正的对待，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此外，公众有受到诸如税务官、城市综合执法大队（简称城管）、交通警察（简称交警）等行政执法人员的公正对待，可是针对他们的处罚的看法和态度却总是难免导致不一致、不公正的质疑。
于是，简单地提服务顾客的想法，也就无法纳入良好服务的顾客范畴，更莫论全方位的、竞争性的服务。
问题尚有，消费者化政府的伦理争议在于，是应当建议公共机构把公众当作消费者还是当作公民？如果仅仅作为消费者，仅仅是关注公众参与政府的经济和服务接收者的性质，这种关系实际上会更加复杂，也更具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