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_第三条道路_福利思想述评[1]

摘要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

“第三条道路”是其在全球化、世界性的冷战结束、社会民主党衰落及福利国家面临多种两难困境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本文通过将“第三条道路”思想与此二者的比较，重点阐述了“第三条道路”在经济、国家与政府作用、对福利国家看法等方面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对吉登斯的积极福利思想进行了总结与论述。

关键词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国家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当代社会思想界的大师级学者。

其对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梳理、解读与反思；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总结了“第三条道路”思想。

其中，“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被其发扬光大后，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叶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

本文将集中探讨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尤其是其中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

“第三条道路”是一条力图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融合的中间道路。

①吉登斯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及其后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第三条道路”思想做了全面阐述。

1“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变革。

全球化进程加速，科技革命来势迅猛，知识经济兴起。

而此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遭遇重大挫折，世界两极格局结束。

针对此种情况，社会民主主义流派与新自由主义流派都对其思想进行了修正、完善，二者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趋同的倾向。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二者都存在未能突破的瓶颈，社会民主党衰落。

“第三条道路”思想便是在此大背景下提出的，旨在突破“左”与“右”，走一条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道路。

2“第三条道路”的主要观点②吉登斯认为“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

而“第三条道路”思想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流派的超越，因而，下面将通过比较对“第三条道路”思想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论述。

2.1政治哲学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均持有以阶级为基础进行政治分野的传统。

民主社会主义“起源于阶级运动,在它逐步衍变为一种内容更加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的过程中,一般也都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一边的,始终把限制和反对大资本的无限权力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

因而其是左派的阶级政治，主要的选民基础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

新自由主义则是定位在政治右翼上的保守主义。

与此二者相区别，“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快速萎缩和两极世界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和左右的传统划分已经削弱了”。

因而,“第三条道路”主张在政治上突破对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观念,团结和吸收以中间力量为核心的各种政治力量。

“它在接受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

社群主义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哲学基础。

2.2经济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初在所有制和经济政策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实行公有制，强调集体;一个实行私有制，强调个人。

虽然为适应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二者都在不断自我修正和完善，但二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民主社会主义经历了由主张公有制到鼓吹混合经济，即“推崇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

其特点是维持国家全面干预。

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维持福利国家,执行高税收、高政府开支的经济政策，把充分就业作为目标，主张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的有效需求。

而新自由主义坚持“市场至上、个人至上”的原则，主张实行私有化和自由经济。

认为通过控制货币的供给量和利率的调节可以刺激经济，强调要由市场引导经济，实现完全的自由经济。

“第三条道路”在全面分析二者优缺点的基础上，主张建立“新的混合经济”。

较之民主社会主义，更为重视市场作用；而较之新自由主义，国家作用则更为显著。

“第三条道路”认为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是私营部门而不是政府，但政府在促进市场竞争、鼓励长期研究和投资、帮助公民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成功方面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2.3国家作用各理论流派对于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这往往是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奉行“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全面介入社会和经济生活。

认为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是正常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强调集体主义。

认为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推崇“小政府”反对“大政府”、主张弱化国家的作用、建立自治的公民社会。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

认为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

市场只需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为社会提供最中图分类号：D0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94（2010）34-194-02１９４益。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求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主张政府与非官方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治理”代替“统治”，实行一种“广泛包容”的政策，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共参与决策。

2.4福利国家不同的福利政策是各流派对于“贫困”“平等”等不同看法的反映。

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平等”主要是结果的平等。

认为“充分发展的福利制度是体面而人道的社会的标志,因此要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

因而主张实行全方位的福利政策和制度，把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全福利国家作为目标。

新自由主义崇尚竞争，认为平等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平等主义的政策会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于专制力量来实现。

因而，对不平等现象漠然置之，或者对这种现象予以积极支持。

同时，他们认为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其唯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

因而，反对福利国家，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

“第三条道路”在保留左翼的平等要求的同时，把社会正义作为关注的核心，其主张的平等主要是机会的平等。

认为福利应是指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机会与安全。

因而主张奉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把“包下来”的福利政策改为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可能性”平等与人的潜能开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强调权力与责任平衡,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益并重，改“授人于鱼”为“授人于渔”。

此外，“第三条道路”对国际关系、生态问题、民族国家等方面均有论述，但因为与福利思想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在这里不做展开论述。

3新福利国家吉登斯著作中并没有关于“福利国家”的集中论述，但通过其“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观点可看出，其社会福利思想的核心是“积极”，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吉登斯认为“创造下层阶级的社会力量首先是结构性的，然后才是文化性的，但是一旦卷入进来，它们就会带来深层次的文化堕落”③。

由此可见，在吉登斯看来，贫困的产生不仅仅是个人懒惰所致，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中结构性因素的存在。

而且，减少贫困的出现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很显然，西方福利国家对于“贫困”的真正消除是做得不够的，或者说是没有找到正确路径的。

首先，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存在结构性缺陷，其提高经济效益与企图实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非常薄弱。

福利国家未能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实际上成了促进扩大的中等阶级利益的工具。

并且，虽然福利国家在风险分担上的成功是明显的，社会保险普遍化而且遍及一生。

但这是以假定风险相对稳定地分布在全社会为前提的，而人为的风险对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来说都是不稳定的。

其次，福利国家的措施大部分具有滞后性，是在事件发生后针对后果的，而不是针对根源。

第三，福利国家面临困境，比如财政负担大、福利依赖等。

针对于此，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思想提出了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

既不同于传统左翼把福利国家理解为国家为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个人也要尽义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力”,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福利供给的主体不再单纯是国家或者个人，而是国家、社区、第三部门、家庭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国家不再单纯“输血”，而是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业技能的培训等实现积极“造血”。

概括而言，吉登斯积极社会福利思想的精髓为：①坚持“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主张个人、集体和国家一道为福利国家做出贡献；②主导多元化，坚持国家主导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尽量发挥个人、家庭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责任和作用；③国家的财政支出重点由直接经济资助变为人力资本投资；④目标为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型国家。

④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对于各国政治影响巨大，指导了英国、德国等的改革。

其中的“积极福利”思想更是转变了人们对福利的惯性思维，无论对整个国家还是单个国民都意义重大。

在实践的过程中，其也在不断地充实与完善，当然它必然仍存在着不适应时代发展之处。

但不可否认，其中积极的部分尤其是“积极福利”的思想是很值得我国福利改革及和谐社会建设借鉴与学习的。

注释①（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慧斌、杨雪东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②该节带引号的句子来自《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安东尼·吉登斯（英）著，李慧斌、杨雪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及《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安东尼·吉登斯（英）著，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两书。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慧斌、杨雪东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第201页。

④于素芳，《吉登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年3月。

参考文献[1]（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 ].李慧斌,杨雪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常欣欣.“第三条道路”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较之异同[J ].科学社会主义,2001(6).[4]徐红.“第三条道路”与政治现实主义—————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 ].同济大学学报,第15卷第1期.[5]杨雪.超越“左”与“右”的政治框架———“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调整[J ].当代世界,2002(4).[6]徐平,张文喜.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思想述评[J ].学习与探索,2008(5).[7]于素芳.吉登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J ].淮北煤炭学院学报,2007(6).[8]周正彬.“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主张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启示[J ].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8(6).[9]钱雪飞.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风险思想初探[J ].社会科学家,2004(4).[10]张才新.反思与重构———解读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编辑黄修军１９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