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观
_第三条道路_与福利国家改革
[收稿日期]2004-05-10[作者简介]杨玲(1954-),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共运史研究。
“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杨玲(南京财经大学人文社科部,江苏南京210003)近些年来,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各个政治派别都提出了改革方案,试图寻找摆脱困境的新路径。
其中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新中派”推行的福利国家改革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模式。
他们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福利制度理念。
由于这一改革正在进行中,现在就得出“成”与“败”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跟踪并分析福利国家的改革,既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角,也可为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借鉴。
一、“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改革理念“第三条道路”的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福利社会。
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1](P132)1.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传统的福利国家是由国家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国家将个人的终身福利都包下来,形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
这种福利制度推行的结果,使福利开支膨胀,福利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只好被迫提高税收,而税收的增加又抑制了投资者和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使有些人宁可拿救济金度日,也不愿干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
为医治这种“福利病”,“第三条道路”提出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传统福利为积极福利,削减政府的作用,重新划定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福利作贡献”。
被看作是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
他对“社会投资国家”的描述为:“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
第三条道路及其福利观
一、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
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
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被称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教父”。
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成立时通过的原则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与目标》，明确提出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纲领，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在理论基础上宣扬多元性，主张放弃统一的世界观，自称既接受人道主义的启示，又发端于宗教原则，也不拒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各种实用主义观点的大杂烩，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政治上主张联合专政，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多党制，工人阶级要通过议会多数掌握国家权力，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经济上主张建立“混合经济”，即合作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相结合，反对消灭私有制，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和计划化，逐步扩大国有化；鼓吹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福利国家，主张改革税制，通过扩大公民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平等；认为通过改良和科技革命，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就会自动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两面性，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求变革的某些愿望，但同时也不主张执行暴力革命与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
二、左右派比较左与右的划分，主要指的是20世纪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左派坚持国家干预主义的基本立场，反对市场放任主义，而新右派则始终坚持市场的原则，反对社会为了公正而干涉市场经济秩序；在如何看待平等的问题上，传统左派强调社会公正的优先性，主张通过国有化或扩大社会福利等手段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上的公正和平等，而新右派则主张机会上的公正和平等，默认社会不同成员之间收入差别的合法性；在福利制度问题上，传统左派坚持多方位的福利保障，保护公民“从襁褓到坟墓”，而新右派则主张削减福利项目，只为公民提供最低安全网式的保障；在对待家庭模式的变化上，传统左派默认当代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主张家庭模式的多样化，而新右派则反对当代家庭领域中的变化，要求向传统家庭模式回归。
11.解读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及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解读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及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吉登斯从五个方面比较了三者的不同,从而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涵。
1、政治上打破左右两分法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左派的阶级政治,其主要的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
而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公开它的阶级政治,但是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快速萎缩和两极世界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和左右的传统划分已经削弱了。
当然左与右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然而今天的主要问题横跨了或者说重塑了左与右的分界线。
它们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文化差异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左右两分法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政治态度的手段是不全面的。
由约翰·布兰德尔和布赖恩·戈特沙尔克进行的调查发现,实际上政治态度可以分为五类而非两类。
在1997年大选前,在布莱尔的带领下工党首次得到了这五个集团中的四个的支持。
由于求诸如此广泛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崭新的中派现代化运动。
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吉登斯论“第三条道路”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
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它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这意味着社会正义。
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散的必要支持。
2、经济上创造混合经济在当今世界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成了风气。
不论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都忙于处理国有产业,把资产卖给私人。
而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似乎横扫一切。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否横扫世界了?事实显然是它还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最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
但实际上,经济管制通常是自由和繁荣的条件。
在某个经济领域解除管制往往会把管制的需要转移到另外的领域。
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经济。
这种混合经济不同于老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
课题研究论文：浅析吉登斯“包容性”社会福利思想
社会其它论文浅析吉登斯“包容性”社会福利思想一、“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的背景（一）“第三条道路”的内涵“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社会思潮，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变革息息相关。
它试图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重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对本国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新的变革尝试，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1] 1998年秋，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这本书一出版即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吉登斯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旨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探索出一条即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2]（二）“第三条道路”社会保障思想的背景“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保守主义政府遗留下来的福利政策。
它的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原因。
1942 年由贝弗里奇起草的研究报告《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设计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但到了70年代末，这种福利国家模式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此时，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右派理论重新受到了人们的推崇，他们反对福利领域的政府干预，反对所谓的分配正义，崇尚市场手段，希望保持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时，认为政府在福利提供过程中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但这种福利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率上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等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在这种背景下，吉登斯面对传统的老左派和新右派福利模式的困境，提出了超越两者的“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模式。
[3]二、对吉登斯“包容性”社会福利思想的解读何为“包容性”？吉登斯在书中这样写道：“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
吉登斯现代性社会理论与“第三条道路”思想研究
从“第三条道路”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一种平衡。既要 追求科技进步和全球发展，又要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生态环境。我们需要创新思 维，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能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条道 路上，我们要人类的福祉，同时也要弱势群体的权益，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在解决现代性问 题时，我们要善于借鉴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智慧，同时也要人类 的未来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找一条既能满足人 类需求，又能保护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未来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希 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革和矛盾的时代，现代性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本次演示将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探讨现代性 的问题和探讨方向，以期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参考。
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带来了诸多变革，如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全球化等。然而，这些变革 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问题。首先，现代化的弊端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资源短 缺、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愈加严重。其次，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产生了冲击， 使得一些传统文化逐渐消失。此外，科技发展在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人 们的担忧，如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信息泛滥带来的隐私泄露等。
然而，“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主张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首先，随 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其次，随着全球化 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和个人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压 力。
面对这些挑战和问题，“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主张需要继续发展和创新。 未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公共部门的作用，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此外，政府应该更加重视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建 立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的《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一书中提倡一种超越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普遍而深入的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充分就业、强烈的平等主义、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等等）和新自由主义（小政府、自治的公民社会、道德权威主义，加上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对不平等的认可、传统的民族主义等等）的第三条道路，强调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等等。
故其虽然批判了前两者的缺点，但还是认为全球化的目标是可以藉著资讯的发达、互相的认识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包容而达成。
真是太神奇了，这三条路都通往各自的乌托邦，尤其是纪登斯这条路，既调和了前者对个人自由的不足，又补上了後者对阶级差异的漠视，真可谓至善至美、全知全能，神阿，再多给我一个纪登斯吧！。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福利改革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福利改革摘要本文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想、国家观、社会观、福利观等做了简要评介。
按照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深受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某些“左派”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福利建设经历了从单位福利和集体福利到市场化改革的过程。
当前，突出政府主导责任仍然是福利制度改革的核心；同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方面，自由市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吉登斯福利改革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
国家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是福利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因此，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和政党政治息息相关。
一方面社会福利制度是政党维护其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制度又会对政党政治甚至整个政治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从特定意义上说，福利政治既是执政党维护合法统治的有力手段，也可以上升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乃至社会价值观。
一社会福利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及其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比较而言，第一条道路指的是20 世纪40 年代末到70 年代初支配西方社会30 年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道路指的是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90 年代中期流行西方近20 年的新自由主义道路。
在吉登斯看来，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存在明显的政治哲学差异，第三条道路则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结合物。
(一)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想吉登斯首先把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目标定位于处理个人及其所处时代的时空关系上，他认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秉持的价值观包括：(1) 平等；(2) 弱势群体的保护；(3) 自主性的自由；(4) 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5) 以民主为基础的权威；(6) 世界性的多元化；(7) 哲学保守主义④。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
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
他认为福利国家面临的风险是人为风险，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
因此，他在对风险、幸福、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后，指出要培养“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和建立“社会投资国家”，进一步确立了“无责任即无权利”和“无权威即无民主”两大原则，提出实行工作导向型的福利政策、福利主体的多元化、废除固定退休年龄、减少社会排斥来解决社会不平、提高贫困地区的抗贫困能力等政策主张。
总的来说，积极福利思想与传统福利思想具有较大差异，积极福利思想具有较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标签：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评述一、积极福利思想提出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到各国的经济社会政策。
在全球化竞争中，福利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挑战，必须对传统的福利国家进行改革。
积极福利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将有助于各国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发展。
在社会风险方面，社会风险的性质由传统社会的外部风险转向了后传统社会的人为风险。
在传统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大多是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规律的外部风险，主要来自外部世界，如自然灾害、年老、失业、贫困等，传统的福利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在后传统社会，人们所面临的是主要是人为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类自身，如环境污染、社会排斥、家庭小型化、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等，这些风险难以预见，也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
风险性质改变了，传统的福利制度无法有力应对，于是出现了危机。
在社会政策领域，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传统福利政策，虽然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也造成了财政开支过大，失业者再就业的积极性不高，企业竞争力不足等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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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观
马哲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摘要】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影响深远，本文首先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内涵进行阐释，并总结出其中的社会福利思想，最后根据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积极福利社会保障
一、何为“第三条道路”１．左派。
吉登斯用社会民主主义表示属于持改革立场的左派阵营的政党和团体。
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弊端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得到缓解和克服，因此强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认为国家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２．右派。
新自由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右派）始终敌视“大政府”。
将国家最小化与公民社会视作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
它们追求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以及对传统制度（主要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认为社会不平等是合理的。
一方面钟情于市场，一方面又寄希望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
３．左与右。
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多多少少的平衡，左与右之间的划分就不存在疑问，然而当两个极端中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
弱势的一方通常会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综合对立的立场使其尽可能保留自己的立场，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因此左
与右是相互对立的，但也总是运动的。
从８０年代初期开始，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开始认识到现实问题的严重性，而西方大多数共产党也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新的社会民主党派成立起来。
“第三条道路”就是以新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
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１．左派与右派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歧。
吉登斯分析了传统左派和右派社会福利思想的分歧，指出左派社会福利理论强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相对忽略个人的责任，认为社会福利的目标应该是追求最大的平等。
而右派则主张尽可能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推行社会经济原则。
右派将福利国家看作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社会福利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总体财富，实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福利制度未来的发展应该是缩小社会保障网而不是扩大福利安全网。
２．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第一，无责任则无权利。
吉登斯指出，政府对其公民负有一系列的责任，但是传统左派往往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
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该不断延伸，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
同时，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制度的受益者也应该适用于每一个人，否则必然导致社会分化。
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是一种类似国家强制、扼杀被帮助人进取心的方式。
第二，积极福利。
吉登斯指出福利改革应该注意的是：有效的风
险管理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的一面，这种风险承担往往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利的。
福利制度必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
第三，社会投资型国家。
吉登斯指出，为了取代福利国家的概念。
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国家。
在社会投资型国家中，福利开支不再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各种机构包括企业之间共同合作来提供。
在养老金制度方面，应当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把老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
在失业方面，失业福利支出应当维持适当的标准，并且主要用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方面。
三、“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对中国的启示吉登斯的很多思想都对中国有所启示，但限于学识浅薄，仅结合笔者学习社会保障以来的思考阐述“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启示。
１．物质保障到精神保障。
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提倡的就是一种积极的、更为人性化的社会福利，而我国在目前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下，通过加大精神保障，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低水平的物质保障的不足，使较少的物质保证更加深入人心。
对于精神保障方面，我国最早关注的是老年群体，所谓精神保障。
对老年人而言即为精神赡养，赡养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精神上、心理上给被赡养人以慰藉、安抚，使被赡养者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任聪慧。
２００８）。
由于社会的进步，公民物质方面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精神方面的需求凸显，而我国法律主要使用道德力量进行约束。
很多国家的法律对精神保障都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德国规定子女必须利用国家法定假期的三分之一时间陪同父母，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更是规定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周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等问题。
况且，中国各方面体制改革过程中，需要精神保障的绝不仅仅只有老年群体，留守儿童、农民工、受灾人群、最低生活保障人群、残疾人群等等都需要社会在提供物质保障的同时用精神保障的方式、更人性化的方式来提供更到位的社会福利。
２．加强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利用。
笔者认为，根据吉登斯的思想，老年人仍是社会的宝贵人力资源。
我国目前存在很多的低龄老人，学者左鹏和高李鹏（２００４）指出，老年知识分子不满足单纯的物质养老，迫切希望发挥自己的余热，实现精神上的追求。
因此我国可以考虑设立弹性退休制度，部分劳动者希望提前退休以享晚年，而另一部分劳动者则希望推迟退休年龄，两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全社会的工作时间总量与现在相同。
或者可以实行两个该退休的劳动者共同承包一个职位，提供相应的工资，以此保证生产水平，同时利用老年人的人力资本。
３．调整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目前在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中仍然处于核心的地位，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强力推行。
而中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的实际情况，政府力量很难向下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导致了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很难保障所有需要保障的群体。
以敬老院为例，公立敬老院条件好、有保证，因此大量
老年人排队等候入院，而私立敬老院则门可罗雀。
纠其原因，并非所有私立敬老院条件差，而是因为私立敬老院缺乏妥善的监督管理，缺乏人们的信任。
“第三条道路”提出建立积极的政府，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中政府的角色也应当向类似方向发展，政府应当利用这样优势，从繁琐的事务中脱身，去指导、帮助、监管社会力量，鼓励社会力量更多投身社会保障事业，从而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保障新局面。
四、结语“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条介于左与右之间的优越的社会福利框架，然而这样框架一定程度上仍类似一张空头支票，很多观点需要公民的觉悟达到较高是水平，才能打破现有的很多限制。
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民组织做出更多的努力。
正如吉登斯所说：单靠表面形象是远远不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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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聪慧．老年人精神赡养法律问题研究［Ｄ］．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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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宾．从物质保障到精神保障———老年保障的新趋势［Ｊ］．福建论坛·人们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７），１２８－１３１．
左鹏，高李鹏．精神慰藉与健康养老———以北京某大学离退休教师为例［Ｊ］．西北人口，２００４（５），４６－５１．１５２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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