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异及学术交流

中俄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异及学术交流
中俄两国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历史进程，造就了中俄两国自古就形成的两种内涵和形态各异的文化模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世界上毗邻的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具有地缘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互补优势，中俄两国文化及教育体制的异同，寻求发展契机，有利于促进中俄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中俄两国学术文化的交流，对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巩固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其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与近代西域文化，还有周边文化的少量结合。

历经数千年的抉择、砥砺和发展，自晋以来逐步形成了以儒、释、道为支柱，诸子百家学说并行不悖的思想建构与文化底蕴。

中华文化有史以来一直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轴心。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和文明的自创性，中国文化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刷与动摇。

而随着现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要求，与全球文化贯通，并取它国之精华，排它国之糟粕，已成为中国富国强兵、富民强体的必选之路。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结合处，地理位置相对开阔，近邻文化比较发达，与外界交往甚密。

它的文化正是在周边多种文化的撞击和渗透下逐步形成的，并无根深蒂固的本土化，因而属于典型的嫁接文化或边缘文化。

历史上，俄罗斯既受到过西方文化的长期熏陶，也曾沐浴了东方文化的洗礼，因此形成了东西方文化集于一身的东西合璧的文化。

中俄两国的文化的起源和属性影响着中俄两国教育体制及学术交流。

中俄两国的教育体制有许多相同及类似的地方。

首先，教育都肩
负着沉重的时代责任与历史重托，并面临严峻的挑战；其次，针对教育的改革均在积极探索和不断实施之中，围绕政府——社会——学校的关系，不断明晰着各自的定位和作用；最后，都有较严格和完善的学位管理、教师培养与任用、学生激励与淘汰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教育体制也存在许多不同及差别，主要反映在：
第一，在考试和招生环节上，俄罗斯的考试命题与选拔由各学校乃至院系独自进行，而中国则一直采取国家或省市统一命题、集中录取的方式；
第二，在教学方式、学习条件、学术氛围，学术交流与往来，学生能动性、自主性及发散、创新意识的培养等方面，两国间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也是中国同西方国家带有共性的差别和差距；
第三，在学生就读方式及后勤服务管理上，中国以严格统一的“住校制”为主，学校各项后勤服务保障部门和设施完善，但也由此存在机构人员庞杂，效率低等弱点，现正通过社会化企业化的改革，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扬长避短。

俄罗斯学校普遍实行“走读制”，学校整体效率及效益虽高，但同时亦有管理不严、生活不便等不足；
第四，在高校方面，在本科以上学位管理上，中国是“本科—硕士—博士”培养体系，而俄罗斯则多为“硕士，而五年连读“硕士—副博士”体系；在高校教师任用及职称评聘等环节上，俄罗斯相当严格。

全俄高校教授、副教授队伍少而精，反映出国家和社会对“教授”质量的注重及严格界定，也使得教授的地位与作用在教学和科研中得到充
分展现；
第五，在教育文化方面，中国文化一直以“中学”为主体，无论经过怎样的改革与革命，“中学”始终在中国大文化平台中居于主导地位。

尽管在某些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上中国越来越多地引进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像西方国家模仿，但“西学”主要属于知识层面的东西，它无力撼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而且，任何外来文化传到中国后都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洋为中用。

因而此“西学”已非彼“西学”。

这正是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博采众长而本色不易、渐进发展而非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阴阳两极性决定了它的无根基性、无本体性，因而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均采取了知识性的态度：在遇到西方文化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便掉头向东方文化求解，而在东方文化中难以实现的目标则依靠西方文化来变通，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依循西方文化，与东方国家交往时则运用东方文化；用使自己亚洲化的方法克制亚洲，用使自己欧洲化的方法制胜欧洲。

而且，每一次文化转变都像一场押注，其手段之激，方式之烈，后果之难以预料，实属罕见。

例如：苏联解体后的自由派先锋波波夫、盖达尔以及叶利钦的首席谋士布尔布利斯就曾建议“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而“无需任何民族性的掩饰”。

第六，教育体制的差异影响着两国人民对家和国理解的不同。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要高于国家利益，“百善孝为先”，孝道利家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恪守的道德准则。

对个人来讲，家族即他的世界，家族在则世界在，家族若瓦解世界也就不存在
了。

因此一般来讲，中国人对家的关心超过了对国的关心，在面临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选择时，中国人往往首选前者，再选后者。

当然也有例外，毕竟中国有很多舍生取义的大贤、大可。

所以我们暂且不能一概而论。

在俄罗斯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家庭和家族意识并不强烈，更无中国人视为孝道之首的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想法。

在民族主义和家族主义比较的意义上，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

是民族主义自大自狂、甚嚣尘上的国家，是把一切都民族化了的国家。

家族观念比国家观念对人类的危害要小得多，因为国家观念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则是安居乐业、老守田园，采菊东篱下，安得其所的人性化、私性化的理念。

但这种意识也是造成对国事麻木不仁、对公事弥饷玩公、听之任之的温床意识。

中俄两国教育体制存在着相同和差异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意味着中俄两国不进行文化交流，学术上的交流。

通过考察与对比可以发现，中俄两国的学术上的交流频繁，时可以相互补充和借鉴的。

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尽管两国的政府都通过立法及提供经费等方式和途径对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着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和影响，不过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对学校及教育的管理干预已变得更为间接和宏观，许多权利已经下放给学校，逐步树立起教育是“人才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理念。

政府的拨款主要用于对新建院校的投资，重点和急需专业和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的引导，奖贷学金发放等大政的方面，并已初见成效。

这亦是当今国际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事实证明，政
府管得过多过细，常使得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和竞争力，不利于教育及学校自主自立地健康发展。

而莫斯科一些很有资历及名望的学府，因长期由政府直接包管，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发展动力。

这应成为俄罗斯学校深思的一个问题。

中国教育改革中，政府不断放权，学校市场化、集约化的做法也值得俄罗斯关注。

在教学的方式效果上，俄罗斯学校许多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对地处莫斯科的多所院校考察后感受到，教师普遍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方式以及电教设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注意力，课堂气氛很好；经常安排学生课堂演讲和辩论，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性、创造性思维，这些值得中国好好研究和学习。

这不仅是一个教学手段和方式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如何营造学生主动学习的氛围的问题。

在考试和录取制度上，两国现行的制度各有利弊，应相互融合。

现实情况是，中国过多地依靠绝对统一的国家考试和录取，而俄罗斯又过于放任于各校自行命题和选拔。

结果是中国考生的培养潜质很容易被统一而僵化的考试科目与方式抑制和掩盖，从而制约了人才选拔的科学性。

反观俄罗斯，却又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学生和学校的负担加重，尤其是一些院校以多招多淘汰的遴选方式选拔学生，这对大多数被淘汰者而言，只能来年再考，造成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此外，为实现多种选择，学生又不得不复习准备多种科目和内容，负担沉重且基础难以扎实。

而日本考试和选拔制度可谓为两者的折中，日本把学校入学考试分为两次，第一次是统一考试，考题由“考试中心”拟定，所有考生在统一的时间进行考试；然后，各个学校进行第
二次考试，形式则灵活多样，意在细致考察权衡考生的专业培养潜质。

实施效果不错。

在办学的效率和效益上，俄罗斯学校的一些高效现象足以引起对中国近些年出现的合并院校扩大规模但却往往难出效率的现实进行反思。

扩大学校规模不一定就会提高效率和效益，相反，常常还会造成巨大的内耗。

学校对自身准确的层次定位、有效的内部挖潜、不断提高单位效益才应是提高办学效率的基本方向。

在俄罗斯，从教学方面看，学校的走读方式是其办学效率及效益较高的一个重要方面。

“走读制”有效地增添了人员及校舍的灵活性和利用率，校园仿佛没有节假日，全日制、在职、成教等各类学生各择其主、人流不断，达到了高效率。

在两国学校后勤服务管理上，中国走在了前面。

应该说，中国学校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相当健全，这也得益于长期实行的“住校制”。

从学生角度讲，完善而低廉的生活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学生，既节省了学生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费用，又可一定程度地为学校创收。

目前，中国学校后勤服务所积极进行的社会化企业化改革，目的也在于更好地保证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

尽管俄罗斯的学校以“走读制”为主，但白天校园里学生的保有量更大，大流量下更需要便捷的后勤服务。

为此，可尝试多方集资筹建类似德国的“大学生服务社”，使后勤服务既不完全由学校承包，又不完全放任于社会，甚至还可探求学生的自主管理方式，一举多得。

中俄两国的国情各不相同，互补性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

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充分地借鉴别人的经验和长处，结合自身特点有效地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及发展，则是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