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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 . 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创造性的发挥，前提当然是不能脱离原文肆意发挥。
译者同样也是原作的读者，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将原作传达的内容信息转达给译文读者，就是译者创造性的一种体现。
但是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不可能绝对的客观，译者虽然主观上追求再现原文，但是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做到。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
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翻译所涉及的文化上和表述上的差异，使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译者会采取一些翻译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动，使译文尽可能忠于原文，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和意境。
1/ 8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儿童，儿童的经验、智力发展不足，如果译文不易于理解，没有站在儿童读者的立场上，采用他们感兴趣的语言和表达法，译文很难为儿童读者所接受。
译者要综合考虑儿童的知识经验、心理认知、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给小读者做出正确的引导。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创造性叛逆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成为必然。
谢天振（2007）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包括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言，包括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增译减译、编译。
2 . 创造性叛逆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柜》译本中的体现《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是英国著名作家、文学家C.S.路易斯的奇幻巨著“纳尼亚传奇”的第一部，书中充满了奇幻与迷人的想象。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
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
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
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
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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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可接受性精品源自数学科摘要:文学的翻译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把厡作者的意图艺术地传达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作者那样如身临其景,有同感同悟,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与可接受性必须符合以下及格标准:符合知识的客观性,遵守理解的合理性、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可接受性一、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一)文学翻译的创造性。
任何翻译,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本质其实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但是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文学翻译不是机械的去堆砌语言,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能够领略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工作。
然而,已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和文学翻译要达到的要求始终存在这一定的差距。
(二)文学翻译的叛逆性。
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应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家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浅议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ｆ） 情 不 会 随 着 时 间 而 消失 。 （ 一 级 语 言 符 号 系统 ） １ 感 第 （） 问 无 法 褪 去感 情 的色 彩 。 （ 二 级 语 言 符号 系统 ） ２时 第 在 两 个 英译 汉 的句 子 中 ，１ 于典 型 的非 文 学 翻 译 。 这 （） 属 在 种 翻 译 过 程 中 ， 者 只要 能用 简 单 、 白的语 言将 句 子 的意 思 译 直
作 者 ”而 他 的作 品 充 满 了 “ 大 而 奇 怪 的 思 想 ” ， 博 。在 这 样 的偏
见支配下 ， 他所 翻译 的莎士 比亚的作品《 尤利乌斯 ・ 凯撒》 的前 场， 其效 果可以想象 。与此相反 ， 图诺尔 则对莎士 比亚充 勒 满 了景仰 和热爱 ， 他宣称 ， 要 把莎士 比亚献 给 自己的 同代 他“ 人 ， 使他们爱他 ” 并 。法国文学界的一句名言 ：一个世界和伏 “ 尔泰一起结束了 ， 一个世界和勒图诺尔一起 开始 了” 就是对他 的翻译努力最好的肯定。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 ， 不管是伏尔泰
类交际的任意 的有 声符 号系统（ 见衡孝军《 参 中国翻译 》０ ３ ２ ｏ
第 １ Ｐ ３ ，有 些 符 号 系 统 是 建立 在 另 一 些 符 号 系 统 之 上 期 ２） 的 。 文学 以语 言 为 基 础 ， 因此 ， 如果 我 们 将 语 言 定 为 第 一 级 符
号系统 ，那么文学就是第二级 符号 系统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
还 是 勒 图 诺 尔 ， 造 性 叛 逆 都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对 译 者 对 所译 创 但 作 品 、 家 的立 场 和 态 度 的 了 解 ， 利 于 我 们 把 握 他 们译 作 中 作 有 创 造 性 叛 逆 的 发 展 态势 。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显得重要。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传递。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内涵及其对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深化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本文将概述“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及其在翻译领域的应用。
通过界定“创造性叛逆”的定义，揭示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如何体现翻译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文章将分析“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主体性确立中的作用。
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创造性叛逆”如何影响翻译主体的思维方式、决策过程以及最终译文的呈现。
本文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以期为未来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通过对“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如何通过“创造性叛逆”实现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还有助于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二、“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与特征“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翻译领域，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之间的转换。
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自身文化背景的融入，所做出的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翻译选择。
这种选择并非简单地忠实于原文，而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融入译者的个人风格和智慧，使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丰富而深刻。
它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知。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又要追求译文的创新性和可读性。
这种平衡点的寻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过程。
“创造性叛逆”的特征也十分鲜明。
它具有创新性。
译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固定的翻译模式，而是敢于挑战传统，寻求新的翻译方法和表达方式。
翻译理论概要-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及叛逆
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 高明的多。（钱钟书：1984）
• 文学语言的含蓄性和模糊性译者所处的时代 文化历史时期不同，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经 历不同，会产生不同版本的译文。
如：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卞之琳 •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翻译是一个和语言有关的活动，而语言 又深深植根于和它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文化 之中，所以，译者本身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则 必然带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案例
许渊冲先生 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译文如下：
“I live upstream and you downstream, From night to night of you I dream. Unlike the stream you ‘re not in view, Though both we drink from River Blue.”
案例——散文诗
A Red Red Rose —— Robert Burns O,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新与自我表达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时，我们不仅要语言的转换，还要其中所涉及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性并非对原作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的创新和个性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者，理解，表达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要求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创新。
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允许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创造性叛逆的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布奇奥里提出。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会受到个人背景、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翻译者。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还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创造性叛逆允许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观点、情感和理解，从而使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造性叛逆的结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鼓励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通过创造性叛逆，翻译者不仅可以传递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还可以通过译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视野。
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随意篡改原作。
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仍需尊重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以避免对原作的误解或歪曲。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翻译者应尝试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原作精神又能体现自己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
创造性叛逆还要求翻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知识面。
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和表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
在总结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策略。
它鼓励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从而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 提出的。
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统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此前，法国文学家瓦莱里用“创造性误解”一词指出过这种想象，“允许对作品作千种解释”。
更甚的是早在1917年，文学史家朗松就在“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外国的影响作用”一文里提出“重要的不是原模原样地照搬外国文学及其思想，而只是汲取于我们有用之处。
至于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理解正确与否，这无关紧要”。
将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介绍到中国的是谢天振教授于1992年撰写的《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在2000年出版的《译介学》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明确提出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本文根据谢天振在《译介学》里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分析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从符号学，文化语言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三方面阐述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正确理解了创造性叛逆，译者就能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文学翻译的定义和过程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拟对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从符号学和文化差异这两方面分析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根据相关学者在这一命题上的研究，结合各种题材的文学翻译的实例，分析创造性叛逆四种类型的正反面作用。
通过对比忠实和主体性，论述译者要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
AbstractThe term “creative treason”was first coined by Robert Escarpit, the French sociologist, who states that translation is always a kind of creative treaso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ng is complicated and i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teps: comprehending and expressing. These two processes are creative, which determine the unavoidability of creative treason.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unavoidability from two angles: semiolog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reative treason is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y Professor Xie Tianzhen: individualized translation, mistranslation, omission, and translation editing. Individualized translation include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mistranslation consists of unconscious mistranslation and conscious mis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diting, to some extent, is a kind of omission. Faithfulnes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to consider; however, creative treason is a conscious conduct made by translator 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 either for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or for satisfying the target reader.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s, the author will illustrate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conclude the methods to control the limit of creative treason.“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尔皮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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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约翰?麦克法兰提出: “我们倒是需要一种与此不同的研究翻译的方法。
这种方法接受现有的翻译,而不去理会我们理想中的那种翻译, 这种方法从研究翻译的性质中获得灵感, 而不是让翻译从事它办不到的事情。
”（林克难,2001:44）这种描述翻译学的方法使研究者不拘泥于“忠实”的绝对标准, 它接受现有的翻译, “对翻译实践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 （Toury,2001:1）。
描述翻译学视翻译为一门经验性学科, 以现实的翻译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和出发点, 而不是以原文为研究的核心。
描述翻译学的这一转变, 是因为翻译史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定论对于翻译的本质是什么,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原则是什么等基本问题, 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说法。
与其在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上花费时间,倒不如对现实的翻译行为进行描写, 用迂回包抄的方法逐渐逼近那些棘手的问题（申连云,2004:77）。
因而, 通过对现实的翻译现象的客观描写和个案分析, 描述翻译学更侧重探讨翻译的起因、策略及其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 为译文提供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定位。
不同于描述翻译学, 传统翻译研究视原文与译文为对立的二元, 认为原文的形成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而译文的产生则是一个被动的意义传输过程。
这种翻译观反映在翻译实践上就要求译者做到绝对忠实（王健,2007:86）。
任何违背或偏离这一准则的译文都被斥之为不忠实的译文, 而创造性叛逆则给予翻译中违反忠实标准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以新的解释和定位, 从新的视角来阐释忠实的涵义。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罗伯特?艾斯卡皮提出来的。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指出: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 （埃斯卡皮,1987:137）在《译介学》一书中,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定义为: “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
”把叛逆性定义为“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 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谢天振,2000:137）。
从理论上而言, 一种是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一种是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 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谢天振,2000:137）。
因此, 创造性叛逆是在承认翻译局限客观存在的前提下, 即对原文语言层面上的绝对客观与忠实常常导致译文与原文的貌合神离, 从而引起对原文本质上的背叛, 并根据对翻译过程中固有局限的客观分析, 提出给译者一定的活动空间的翻译策略。
正如许钧教授所言: “以看似不忠的手段, 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 , 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里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获得再生, 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就是‘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提出的直接原由。
” （许钧,2003:334）鉴于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 大多学者探讨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指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
但实际上,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产生的一种译文对译入语的客观背离也属于创造性叛逆的范畴, 即创造性叛逆既包括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 又包括译文对译入语的创造性叛逆。
如朱生豪以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的诗体戏剧, 属于译文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而庞德以“意象并置法”翻译中国古诗, 违反了英语即译入语的语法规范和行文结构, 属于译文对译入语的创造性叛逆。
对于这些优秀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 我们无法以简单的“忠实”原则来予以否定, 只有将译作放入其历时与共时状态交汇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我们才能得到和作出不失公允的分析、解释和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创造性叛逆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观描述翻译学也是对传统忠实观的一种解构, 但需要指出的是, 对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忠实”的翻译标准的过时, 只是“忠实”的角度和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描述翻译学也不是想完全推翻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 只是对传统翻译理论中一些不尽完美的地方提出批评和意见（林克难,2001:44）。
这正是创造性叛逆和描述翻译学相契合的地方, 即不以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和绝对化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不以简单的忠实原则来评判译文的优劣, 而重点关注翻译的过程、产物和功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因此, 我们不妨在描述翻译学的框架下,借助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对翻译中违反忠实原则却取得成功的翻译现象, 分析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影响其可行性的相关因素。
三、译者主体性描述翻译理论对翻译的两个基本认识是翻译的不完整性和译者对翻译的摆布（董明,2006:8）。
由于语言结构的特殊性, 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其它语言中的不可复制性, 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和美学效果, 文学作品风格的复杂性, 等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需要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 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等（孙致礼,2002:43-44）。
这单靠传统的绝对客观、忠实是无法实现的, 更不能保证译者能够充分解决因语言文化等实际差异所构成的翻译局限。
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 使描述翻译学承认译作的不完整性, 译者很难把原文百分之百地复制到译文中去。
同时, 译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标准、文化价值取向等,都给其译文打上了创造性的烙印, 即译者对翻译的摆布。
因此, 同一篇原文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译者手里会呈现出不同的译文, 原文与译文是一对多的关系。
这也反映出, 在描述翻译学中, 译者已不再被视为原文的奴仆、隐形人或透明人, 译者的主体性意识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所谓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许钧,2003:345）。
这种创造性意识使译者从对静态文本的关注过渡到对翻译过程中各因素动态关系的重视。
以译者的主体性为支点, 创造性叛逆强调译者与作者或者说译文与原文的视界融合。
就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而言, 原文、作者、原语文化、译文、译者、译语文化等在翻译过程中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
译者对文本的摆布或操纵,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各种与翻译相关因素的平衡上（董明,2006:10）。
由于这些相关因素导致的翻译局限的存在, 翻译家们经常陷于译与不译的尴尬处境之中, 不断地进行决策与变通, 在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找着适宜的切入点。
决策与变通的结果是, 许多译者对绝对的客观与忠实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不再奉其为圭臬, 而是对适当的文本、篇章、词句采取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策略。
因此, 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确立, 为译者认真审视与运用“创造性叛逆”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请看下例:POST NO BILLS.POST 110 PILLS.译文一: “禁止张贴广告”、“邮寄一百零十粒药丸”。
译文二: “不准张贴”、“不准长占”。
（孙致礼,2001:22）这是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两个短句。
第一个短句“ POST NO BILLS是个告示，告诫人们不要在此张贴；第二个短句是有人调皮将NO去掉一笔变成了110,将BILLS去掉一划变成了PILLS。
译文一对原文进行了忠实的翻译，但译文读者不仅体会不到原文文字游戏的诙谐, 甚至还会纳闷, 前后两句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相反, 译文二的译者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意识,舍弃了110、PILLS 的本义, 将“张贴”各去掉偏旁部首, 变成“长占”。
译文二运用了创造性叛逆, 舍弃了表层含义, 比较成功地体现了前后两句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 不管译者主观上多么想忠实于原作, 文化上的差异、表述上的局限使得翻译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现象。
但这种创造性和叛逆性不拘泥于原文语言的转换, 于原作的语言框架之外力求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意境, 即形式上的某种创造性和叛逆性实则是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
当然, 这种创造性是一种基于原文的有条件、有限度的“二度创作” , 叛逆性也是“在表达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才允许进行的“变通” （许钧,2003:103）。
四、接受环境描述翻译研究在研究翻译的过程、产物与功能的时候, 把翻译放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中去研究, 即从翻译语境化或接受环境的宏观角度来研究翻译。
是什么因素促使译者选中了这篇著作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描述翻译学学者经常自问自答的两个最常见的问题（林克难,2001:43-44）。
综观中外翻译史, 创造性叛逆的译作对译语语言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俯拾皆是。
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庞德于1915 年出版了其翻译的中国古诗集《中国》（又译《华夏集》）。
除了个别误读和偏差,《华夏集》中的许多翻译都可称得上创造性叛逆,与以往传统的诗译迥然有异,但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甚至在西方兴起了一股“中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