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广义的理论
政治心理学经典案例
政治心理学经典案例政治心理学路径，一般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理论的创新工作。
就此而论，2015年有部分研究在理论进展和评述、冲突理论、国际关系文化理论等方面有所贡献，值得关注。
其一，冲突理论的心理学再解释。
心理学早已成为冲突研究的传统和主流路径，但发掘何种新的心理因素，在既有理论基础上如何推陈出新，是冲突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唐世平和熊易寒在《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中，对既有的族群冲突理论进行了批评，指出传统的贪婪、怨恨等心理解释是不够的（卢凌宇分析了“怨恨”与“机会”对于国内冲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一个分析石油资源对族群冲突影响的广义理论，重点解释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认为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是决定石油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
方长平等人在《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中批评了非对称错误知觉理论，通过引入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区分，提出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不对称权力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从而导致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
其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路径。
传统上，政治心理学较少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对话，但中国的心理文化学路径学者一直致力于国际关系文化心理理论的建设。
尚会鹏在《论古代南亚国际体系》中对古代南亚国际体系“大法体系”展开分析，认为这一体系与印度的“基本人际状态”阶序人具有内在联系，以印度宗教中的“法”为合法性基础，具有“强文明体、弱组织体”的特点。
这种对于非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文化分析，是对于西方主流国际体系理论的创新，同时也是有别于中国的“天下体系”理论。
其三，对于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推介。
张清敏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最新出版的《小集团思维》所做的书评《探索决策研究的新思路——评〈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系统梳理了这部国际政治心理学经典著作的学术思想，并对“小集团思维”决策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和政策启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述。
种族灭绝的族群因素与冲突分析
种族灭绝的族群因素与冲突分析近年来，种族灭绝问题引起了全球关注。
种族灭绝指的是一种族、民族或国家中的人口数量因歧视、迫害等原因而急剧减少，最终可能导致该族群的灭绝。
种族灭绝的背后涉及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和冲突，本文将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1. 历史因素在许多种族灭绝案例中，历史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的仇恨、偏见和冲突，可能导致一族群受到迫害甚至遭受灭绝的命运。
例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种族灭绝的一个典型案例。
纳粹德国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培养了集体仇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屠杀。
2.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也是导致种族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种族冲突往往与政治权力争夺密切相关。
政治领导层可能通过操纵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来达到自身利益的目的。
例如，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中的背后，是政治领导层对权力的争夺和控制。
政治家们无视人类道德，将种族冲突升级为种族灭绝，以保持自己的政治统治。
3.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在种族灭绝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资源的分配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往往会导致族群之间的冲突，进而演变为种族灭绝。
资源匮乏、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可能导致一些族群感到被剥夺，引发愤慨和仇恨。
例如，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事件，就与资源争夺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紧密相关。
4. 文化与宗教因素文化与宗教因素也是种族灭绝的重要因素。
不同文化、宗教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可能导致族群之间的敌对情绪和恶性循环。
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经常被政治和利益操控，用以制造分裂和对立。
例如，巴尔干战争中，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被利用，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和灭绝。
5. 教育与宣传因素教育与宣传在塑造族群观念和种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
教育体系和宣传媒体的内容和导向，可以加强或削弱族群之间的联系和理解。
当教育和宣传意图操纵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强化对他者的敌意和偏见时，就会加剧种族冲突和导致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作为一个极其悲剧的现象，背后涉及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与冲突。
人类社会中的族群关系与冲突
人类社会中的族群关系与冲突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同的族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潜在的冲突。
这些族群可以是基于种族、宗教、民族、文化和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
本文将探讨人类社会中的族群关系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冲突，并分析其原因和解决办法。
一、族群关系的多样性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群，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这些族群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相互包容和融合的，也可以是相互排斥和冲突的。
种族和民族是最常见的族群之间的划分基准，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二、族群关系的冲突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冲突和矛盾。
这些冲突可能源自于历史上的仇恨和冲突，也可能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均、权利争夺或是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
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宗教冲突等都是由族群关系紧张而引发的冲突现象。
这些冲突不仅会导致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还会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族群冲突的原因族群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历史和文化因素是造成族群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历史仇恨和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会激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的情绪，从而引发冲突。
其次，资源分配不均也是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
当资源稀缺或者分配不公平时，不同族群之间可能会产生竞争和矛盾，进而导致冲突的发生。
此外，政治和经济因素也会对族群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政治上的不公平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加剧族群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冲突。
四、解决族群冲突的办法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的族群冲突，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加强教育和宣传，培养社会成员的多元化意识和包容性思维，消除种族和民族歧视。
其次，加强法治建设，确保所有族群的权益得到平等保护。
政府应当制定和执行公正的法律和政策，遏制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冲突。
此外，提供平等的教育和机会，改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利于减轻族群冲突的发生。
最重要的是，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管控精品文档7页
熊易寒博士讲民主化与族群冲突的管理发布时间:2019-11-29 浏览次数:2019年11月20日上午，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度课题报告会第四场在文科楼615举行，我院熊易寒博士做了题为“民主化与族群冲突的管理”的报告，李辉博士主持了此次讲座。
族群冲突一直是政治学的热门话题之一，据统计，世界上重要的内战有80%与族群冲突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管理族群冲突成为实现国家一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在管理族群冲突的过程中，为什么有的国家通过民主化缓和了族群冲突，而有的不仅没有缓和甚至恶化了族群冲突？针对这一问题，熊易寒博士总结了外国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族群冲突管理模式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族群冲突与制度工程学针对这一问题，传统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主要模式，即协同模式与融合模式（向心模式）。
协同模式的兴起是伴随着对传统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赞成这一模式的李普哈特认为，威斯敏斯特式的赢家通吃的简单多数民主制度可能不利于冲突的和平解决，但在英国的运行主要是由于英国国内族群分离不是很严重，相反，在荷兰等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保证各个主要族群都具有政治代表性，分享政府权力，对民主的稳定具有关键意义。
总言之，多数民主不适于异质性很强的社会，代表共识民主的比例代表制更适合解决族群分裂。
但是在多数民主的脉络之上，如何设计政治制度就成为了关键，之后兴起的制度工程学也认为选举制度设计是多族群社会用来解决冲突的关键机制。
政治制度的设计能够将族群冲突转化为和平的民主竞争。
这种观点认为，合宜的选举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和族群冲突。
但对于什么样的制度更适合族群分裂社会，存在争议。
在这一问题上，区别于多数民主主张的两党制、多数选举制、一院制和单一制等，共识民主主张多党联合、比例代表制、合作主义、联邦制等。
二、协同抑或融合：制度工程学的两个学派在制度工程学的框架内，主要是协同和融合两个学派。
协同模式认为各个族群都应该有公平适度的代表性，推崇比例代表制、联邦制，鼓励族群之间的合作，推崇权力分享的政府。
美国族群问题及其破解对策
美国族群问题及其破解对策摘要:美国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充斥着整个美国历史发展过程。
“二战”之后，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由于白人至上主义和极右思潮的抬头，美国族群关系更趋于紧张。
然而，在前苏联、南斯拉夫这些多族群国家解体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族群关系。
这主要得益于其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多元与一体的相对平衡，以及不断改进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
由于美国族群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对美国的族群政策应重于研究、分析，慎于借鉴。
关键词:美国族群问题; 族群政策; 种族歧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一个多族群国家。
美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潮，每一次移民潮对其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移民造就了美国，正是移民发展和改变了美国。
移民的广泛性和差异性造成了美国族群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因而美国的族群矛盾一直比较突出。
然而，在苏东剧变、南斯拉夫解体的后冷战时代，美国这个多族群国家，并没有出现大的族群冲突或者谋求独立的事件，也没有一个族群从美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
深入研究其可取之处及不足，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族群问题的概况要了解美国族群问题的概况，首先必须对族群的基本概念作一个界定。
只有厘清族群的概念，才能正确认识族群与种族、部族和民族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客观、全面地认识美国的族群问题。
1. 1 族群的界定族群( ethnic group) 概念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
“族群”一词最早是20 世纪30 年代开始使用，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
①“二战”后，族群一词被用来代替“部族”( tribe) 和“种族”( race) ，运用也更加广泛。
有关族群( ethnic group) 的概念并不统一，较有代表性的是科威特人类学家穆罕默德·哈达德( Moham-ed Haddad) 的界定。
社会学中的族群问题
社会学中的族群问题在社会学中，族群问题是一个常见的话题。
族群是由共同的文化、历史和地理背景相同的人群组成的社会现象。
它们可以通过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或国籍等标志来定义，成为一个具体的群体。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族群问题时刻处于关注和讨论之中。
族群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方面，它可以显示出某些族群在某些方面相对于其他族群具有更多的优势。
例如，在就业市场上，族群可以以宗教、种族等身份作为歧视的理由，导致其相对较少的工作机会、较低的薪资和更少的晋升机会。
另一方面，族群在某些方面也可能受到歧视和排斥。
例如，留学生在外国可能面临语言上的障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的学业成绩不佳和交际困难，进而受到排斥和歧视。
族群问题的成因千奇百怪。
在多元化的社会当中，一些族群可能存在文化冲突，或在就业和教育资源上的不平等。
例如，在一些国家，移民族群比情况更加困难，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和社会福利方面与本土族群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
除此之外，族群问题还可能由政治冲突、历史遗留问题等多种因素引起。
面对族群问题，社会学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首先，社会学家依据自己的着眼角度，可以分析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发现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受教育水平、职业歧视和资产贫困等问题。
其次，社会学家还会关注在旧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范式下，族群成员如何接受和适应自己的身份地位。
他们可能会通过体现自我价值、实现社会尊重和自我辩白等方式来实现自我肯定和身份的认同。
但是，解决族群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
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应当充分了解族群问题的特点和成因，加强民族多样性理解和宽容性教育，尤其是应该平等对待和认可所有族群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从根本上缓解歧视和排斥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调解与协商，强调本土化和文化多样性，找到更多的共同点，弱化分歧和冲突。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族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和心理，尊重并欣赏不同文化的多样性，换位思考并以平等的标准来对待不同的族群。
组织行为学——冲突
群体冲突的定义和原因“冲突"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冲撞或对立。
这种解释似乎简单明了，但冲突的内涵却远远比其字面意思要宽广和丰富。
它既包括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等有形的冲突，也包括了文化、价值观、道德、意识形态等无形的冲突;冲突范围可以是组织间的冲突,也可以是群体之间的冲突，甚至是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的冲突对于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冲突”,学者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定义。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勒温（Lewin）认为冲突是方向相反、强度相等的两种以上的力量同时作用在同一点（个体）时的情景。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Coser）对冲突的定义是：“冲突就是为了价值和对地位、权力资源的争夺以及为使对立双方受损或被消灭的斗争。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庞迪（Pondy)认为，最好将冲突理解为组织行为中的一种根本性的动态过程.由于各位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所以对于冲突就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抛开纷繁复杂的概念与定义，对于冲突，人们形成了一些共识冲突是一个过程，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组织、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互动过程中发展而来；群体的冲突是行为层面上的人际冲突与意识层面上的心理冲突的复合，冲突是否存在不仅是个客观性问题,而且是个主观性的知觉行为;冲突的主体可以是组织、群体和个人，客体可以是利益、权力、资源、目标、方法、意见、价值观、感情、程序、信息和关系等；冲突是不同主体或主体的不同取向因为对特定客体处置方式的分歧，而产生的行为心理上的对立或矛盾的相互作用状态。
在组织行为学的框架内，群体冲突可以被定义为：行为主体在人际交往或工作互动中,一方感知另一方由于某种原因会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产生了消极影响或者将要产生消极影响而导致的对立的心理状态或行为过程。
群体冲突形成的原因1人的个性的侵略意识美国行为科学家杜布林认为人的个性中存在着潜在的侵略意识，人的这种侵略意识(人的个性）总是寻找机会表现出来，人们在组织中的尖刻语言，争吵，中伤，对抗等行为，有时就是在发泄这种“侵略性”,组织和群体是人们经常表现这种个性的主要场所2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资源的稀缺性与资源需求的多元化，资源需求的无限性，所造成的个人、群体之间有限资源的争夺是群体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不同的群体对于资金、原料、信息、人员、设备等方面资源的占有不平均或不对等。
论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
论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问题，不同的文化习惯与价值观念往往会导致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种冲突不仅仅会影响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会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是一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文化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包括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信仰、传统和美学等各个方面。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往往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理念、习惯和信仰。
在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中，文化差异是导致冲突产生的关键所在。
比如，对于一些身处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来说，某些文化习惯或信仰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不尊重，或者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行为。
这种冲突不仅限于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更扩散到了族群甚至整个社会范围。
其次，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通常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在一些文化多元的国家中，不同的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仅包括社会治安问题，更涉及到社会道德、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例如，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导致社会的种族隔离、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习惯的强制改变等问题，使得社会关系变得紧张和不稳定。
最后，如何解决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解决这种冲突的关键是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文化和习惯。
同时为了缓解这种冲突，我们也需要加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不同族群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包容。
对于政府来说，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与措施，消除种族歧视与偏见，促进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
总之，文化上的民族和族群冲突是一种历史问题，解决这种冲突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尊重不同的文化，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族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构建一种和谐、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文化多样性成为社会的丰富的资产，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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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ynamic Interactions of the Drivers to Elite Mobilization
“不满”、“恐惧”和“仇恨”这三种心理驱动力存在相互 增强的效果，因为这三者都暗含了“期望改变”的心态。 “能力”可以增强三种“不满”、“恐惧”和“仇恨”这三 种心理驱动力。 任意一种驱动力的出现或增强，都会导致其它业已存在的驱 动力的增强。则族群间的安全困境越容易被恶化。
Oil/gas The nature of terrain occupied by the minority groups Hatred vs. material capability Ethnic power relations (EPR),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come gap between the discriminated group and the dominant group
文献回顾及批评
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受其研究方法的限制，通常只能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性，而缺乏对过程和机制的关注。 不同的定量分析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操作化方式不一样，且定量分析 的技术处理上仍旧存在缺陷，加上对理论构建的关注不够，定量研 究结论往往是大相近庭，这就导致定量研究无法提供清晰的理论 (比 如Cederman et al 2007; Fearon et al 2007）。 定性研究往往只关注非常有限的因素对族群冲突的影响。许多研究 都是静态的（只有起初因素），没有机制和过程。部分研究虽然包 含了对机制的分析，但未能厘清机制与因素的关系 无论是定量和定性研究，大多数都采用线性思维来理解复杂的社会 事实。Existing studies have failed to grasp the possibility that political processes can change the composite of initial factors, and these changes can then come back to shape social outcomes. 目前的一些（所谓的）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的研究都没有深刻的理论 思考（比如Toft 2003），比较粗糙。 只有将定量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并且提供既有因素、又有 机制和过程的解释理论，才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增量 。
族群冲突中的心理因素
Horowitz (1985):“对灭绝的恐惧” ;“相对价值的竞 争”;“族群冲突中充满激情的、象征性的和忧虑的一面”。 长期以来，定性研究者常会度量族群群体心理情感 (ethnicity/ethnic consciousness)。族群冲突的最新研究成果 仍然将“心理”作为核心要素之一:“仇恨”(Kaufman 2000; 2006); “恐惧”(Mcdoom 2012); “不满(resentment)/(honor) 尊严/荣誉” (Peterson 2002, Lebow 2008). 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分割性的、非此即彼的”：我们依然 不能理解驱动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是否相互影响，如何相互 影响，进而如何共同的调节族群间关系 除了对“恐惧”的物质因素来源探究的比较充分外，对其他 心理驱动力（仇恨、不满）与物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族群冲突缺乏实证讨论。 而且， 而且，这些讨论通常都没有和安全困境紧密联系起来。 这些讨论通常都没有和安全困境紧密联系起来。
目前的三步曲和进一步的计划
Tang 2011：指出这一远大目标的可能性，并且展现这一个远大目 标的可行性（非系统性证据支持）。 王凯、唐世平（2013）： 通过比较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和前南 斯拉夫的分裂这两个典型案例（pathway cases）, 展现这一个远 大目标的可行性（系统性的证据支持，非定量） 熊易寒、唐世平：在Tang（2011）和王凯、唐世平（2013）的基 础上，比较四个国家【印尼、尼日利亚、伊拉克】的案例比较 （非定量）。展现油气资源的地点和发现时间对于族群冲突的爆 发和冲突的烈度和持续时间的影响（纳入时间和空间）。 正在进行的工作 构架一个全球性的“油气资源和族群冲突”的数据集。 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族群政治指数”。这个指数可以用来作自变 量，也可以用来作因变量。更重要的是，这个指数有一定的预测 能力：预测某个国家和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可能性。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族群冲突的爆发和延续（略去）
在一系列的著述中，Tang （2009；2010；2011）纠正了这些错误。更 重要的是，Tang (2011)强调，安全困境机制（理论）不仅能够整合无 政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而且可以将资源、地理、历史、国家制度 安排、政府政策以及政治精英的角色等因素，通过四个心理学的桥 梁（利益、恐惧、尊严、仇恨）融入进一个整合的“机制+因素”解 释框架。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 因素”分析框架将扭转族群冲突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碎片化” 碎片化”的趋势， 的趋势，进而整合所有和族群冲突有关的因素， 进而整合所有和族群冲突有关的因素，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构建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 从而构建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
族群间的安全困境：既有研究的问题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核心 理论。但是，长期以来，它的意义和潜在的解释能力没有被认识到。 Posen(1993) 年首先将“安全困境”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引入族群冲突 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研究族群冲突的学者对这个分析工具 的使用仍然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别是：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2013-11-02
已经发表的和正在进行的工作
Shiping Tang, 2011.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51 (3) 王凯、唐世平，2013. “安全困境与族群冲突：一个因素+机 制的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地理、历史与族群冲突： 四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大致完成 李辉、王凯、唐世平，“石油、地理、历史与族群冲突： 1945-2010”，正在进行 Ethnopolitics, 1945-2010: A New Dataset (1945-2010全球族群 政治的数据集构建)（PI：唐世平，参与者：王凯等）
迈向一个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
Tang (2011)强调，安全困境机制（理论）不仅能够整合无政 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而且可以将资源、地理、历史、国家 制度安排、政府政策以及政治精英的角色等因素，通过四个 心理学的桥梁（利益、恐惧、尊严、仇恨）融入进一个整合 “安全困境/机制+因素” 的“机制+因素”解释框架。这样的“ 因素” 分析框架将扭转族群冲突研究领域“碎片化”的趋势，从而 构建一个广义的族群冲突理论。这样的一个理论可以整合所 所 有和族群冲突有关的因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基本研究设计：以“安全困境”的机制为主轴，而不是以因 素为出发点。先对因素进行分类和分层（同时进行），探讨 某一个因素如何影响（利益、恐惧、尊严、仇恨中的)哪一个 motive，然后通过影响（能力、利益、决心），进而推动族 群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用安全困境机制把这些因素（通过 心理学的桥梁）连动起来。
族群间的集体“恐惧”、“不满”和“仇恨”的存在及其强度 构成了族群问题在社会中的“显著性”（salience），族群问 题“显著性”的上升可以进一步增强精英的“族群动员能力”。 其次，精英的“族群动员能力”的越高，精英就有更多的意愿 “投资”族群冲突来获取政治权力和地位，而不是民主制度建 设和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三种心理驱动力的强度被迅速增高。
族群冲突的起因(onset)和持续(duration)
Existing studies have often failed to appreciate that different factors may have different effect in different stages along the paths leading to ethnic conflict. Instead, they have often assumed that factors have monotonic and linear effect on social outcomes (e.g., Fearon and Latin 2003; Collier and Hoelffer 2004. For an earlier critique of this assumption, see Kalyvas 2008).
族群冲突背后的动机和机会？
研究族群冲突和内战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开始认识到 区分群体行为背后的“动机(greed and grievance)”(如，资源、 仇恨、不满)和促成群体行为的“可行性(feasibility)”(如，政 府垮台、政治自由化 、地理上的根据地 、资源)[Collier and Hoeffler 2004; Collier et al 2008。这些研究几乎完全是定量分 析，它们的理论贡献通常是碎片化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无论是结构性，还是物质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是 一些因素，使用“机会” 非“因素”反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 乱。而且“机会”其实包含了：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部分。 动机同样是重要的：不能将动机和能力以及外部环境两个部分 对立起来看待（Tang 2012, attribution theory) 使用“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代替“动机-机会”)能够帮助 我们更好地厘清因果关系链条，并将所有可能的因素通过安全 困境这一个机制“串”起来，构建一个真正动态的广义理论。